“只要国家需要我、人民需要我，

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义无反顾，坚持到底。”

2020年，大年三十，武汉封城第二天，新冠肺炎疫情急速恶化，黑云压城，阴雨连绵。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仝小林逆行来到武汉。他有一个新的身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共同组长。

“年三十到的武汉，我在武汉过的年。”大敌当前，仝小林从容不迫。

大年初一，仝小林直奔专门收治重症、危重症病人的武汉金银潭医院，然后深入发热门诊、急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隔离点、方舱医院等地，了解疫情，研究对策。仝小林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在武汉奋战40余日，仝小林及其团队战果累累。

直奔ICU病房，专看重症、危重症病人

2020年2月23日，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病房，62床的新冠肺炎病人李爹爹，是位71岁的危重症患者，他高烧不退，咳喘不止，生命垂危。曾住在隔壁病房的老伴，在呼吸机上深度昏迷，两天前刚刚去世。仝小林在查看李爹爹的病情后，当即开出一副中药汤剂，紧急安排他服用。

“62床病人服用3副中药后，病情明显好转，生命体征较之前稳定。”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联合专家组副组长谢沛霖回忆说。

这是仝小林现场指导救治众多重症、危重症病人的病例之一。仝小林频繁去定点医院，专看重症、危重症病人，一进医院，边听汇报，边与医生们联合查房会诊，穿上防护服直奔ICU病房查看病人，了解病情，应用中医方法治疗，推动各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

“仝小林院士的治疗方法，稳、准、狠，抓住关键病机用药，辨证精细。”来自云南省中医院的国家中西医结合重症专家组成员叶勇说：“我随仝院士3天跑了4家医院，查看了80多位危重症病人。在他的推动下，这些医院救治重症病人的中医参与率明显提高，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作用发挥得非常好。”

在具体指导救治重症病人的同时，仝小林还积极帮助各个医院开展新冠肺炎的科研工作，总结中西医结合治疗病人的经验，科学地进行分层比较分析，用有说服力的临床数据展示中医药的疗效。

3月2日深夜，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仝小林还在与陈国华院长研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他说：“我们的研究不是局限于发篇论文，或出本著作，而是希望用有说服力的数据和病历科学总结展示中西医结合的疗效，以期建立一个中西医结合应对突发疾病的模板，给国家提供一个未来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示范。”

当机立断，倡导“武昌模式”，从小火苗扑起

“仝院士是把论文和科研写在基层，写在疫情一线，写在人们期盼的眼神当中！”武汉市武昌区副区长向悦深有感触地说。

仝小林在1月24日到达武汉后，随即马不停蹄赶到各大医院发热门诊会诊看病——每个大医院的发热门诊挤满了等待诊治的病人。

“轻症和疑似病人能不能在社区治疗，从而减轻医院的压力？社區如果不把那些轻症甚至疑似患者控制住，一旦发展成为重症都必须住院的话，再多的医院也不够！切断疫情源头，社区是第一关。”仝小林紧迫地提出自己的想法。

仝小林1月29日和武昌区政府、武汉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组、湖北省中医院一起商议决定，在社区给发热、疑似、轻症、普通型病人大面积发中药，从源头做起，从小火苗扑起，控制住疫情的发展。

“当时武昌区形势非常严峻，武昌区有125万人、144个社区。1月中上旬，武昌区的发病率排在武汉市第4名，1月下旬则一跃成为全市发病率第1名。病人多，医务人员少，病人住不了院，武昌区的压力特别大。特殊时期，应先让每一个病人都吃上药，阻断疾病继续发展。”仝小林迅速作出判断。

之前，湖北省中医院李晓东团队和武昌区政府已经合作建立了一个网络信息平台，由此平台切入，事半功倍。中药防控，必须要有一个通治的药方。仝小林在与当地专家充分讨论后，迅速拟出一个通治方——“武汉抗疫方”（1号方），通治的范围是新冠肺炎轻症、普通型、疑似病人和居家隔离的发热病人。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前线总指挥部和湖北省卫健委、武汉市卫健委在听取了建立社区防控体系的汇报后，于2月2日作出决定：尽快在社区发药，让每一个社区的居家病人吃上药。向悦马上协调“九州通药业”按“武汉抗疫方”（1号方）连夜熬制了2.7万袋汤药，配送到武昌区所有的隔离点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率先在社区大范围免费发药。

2.7万袋汤药对于当时的武昌社区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甚至无法解决燃眉之急。武昌区紧急向江苏连云港市求援，连云港3天内生产了1号方及4个加减方约4.2万人份、14天用量的中药颗粒剂，全部赠送给武昌区。连云港的赠药义举大大缓解了武昌区的困窘局面，平缓了居家病人的恐惧心理，有力地阻断了病情进程，减轻了各大医院的压力。此时，湖北省范围内已经发放了70多万副1号方药，5万多病人服用了此药。

事急从权，1号方是特定环境下的应急选择，然而病人病情各不相同，如能在医生指导下用药，治疗会更加安全有效。为此，仝小林团队又与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刘保延团队合作，紧急开发出一款手机App，患者扫码中药汤剂外包装上的二维码并录入基本信息，就可以得到后方医生的一对一用药指导及咨询。

“我们有5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在后台通过电话和微信等方式为病人提供一对一的医疗指导服务。”仝小林介绍道。

“我们的后台数据显示，武昌区的疑似病人确诊率在不断下降。1月28日的确诊率高达90%多，2月2日隔离点1号方全覆盖之后，2月6日的确诊率就降到30%多。仝小林院士的1号方发挥了重要作用！”向悦感慨地说。

“政府搭台+中医通治方+互联网”的“武昌模式”正在形成。2月7日，武汉市卫健委发文在全市推广1号通治方，广泛应用于方舱医院和隔离点，并推广到湖北各地。

“‘武昌模式是武汉抗疫前线出现的一个奇迹。”向悦总结“武昌模式”的成功经验是：中医有基础，现实有困境，治疗有专家，科技有支撑，上级有要求，外围有支援，实证有效果。

“‘武昌模式是我国在面对新发、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社区中医药防控的一种创新模式。尤其是在疫苗及特效药未出现之前，先以中医定性，再以通治方治病，使疫情防治关口前移。”仝小林表示。

很快，“武昌模式”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仝小林和团队不仅将“武昌模式”推广至江夏区等武汉市其他区县，也陆续将“武昌模式”推广到鄂州等湖北省其他地市州。

仝小林认为，“武昌模式”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实践。由政府来组织、督办，在疫情重灾区武汉大范围发药救治，可以为未来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中医药早期介入、全面覆盖积累经验。

“我的工作集中在急危重症的抢救和恢复期治疗”

在武汉抗疫战场，仝小林团队就是一支突击队，哪里的阵地告急，仝小林团队就冲锋到哪里。从社区应用1号方到火线抢救重症病人，再到出院病人的恢复治疗……仝小林似乎总是能预见病程发展的关键点，提前布控，全程参与。

“疾病的发展是有规律性的，我们不能被动地等待，必须主动出击，提前布局。”2月下旬以来，武汉各方舱医院出院的病人逐渐增多。武昌区专门建立了全市第一个恢复期隔离点，对出院病人隔离14天。2月24日，仝小林来到这个隔离点，通过对100多名出院隔离人员的诊断，他发现，这些出院人员中只有80%的病人属于恢复期，20%的人还残留有一些症状。

他同湖北省中医院的专家一起拟定了相应的治疗方案。根据仝小林的建议，湖北省中医院于3月5日开设了全国第一个恢复期康复门诊。“新冠肺炎病人出院后还会有一些相应的症状，需要进一步康复来调理，采取中西医结合，以中医为主，这个康复门诊对新冠肺炎病人来说是个福音。”仝小林说。

仝小林每到一处，都要亲自查看大量新冠肺炎病人，随时了解病情。“作为一名院士，身先士卒，不惧危险，总是直接进入ICU病房查看病人、指导治疗，我既感动又备受鼓舞，仝院士严谨、务实，始终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是我们这些杏林后学的楷模！”叶勇十分感慨。

“仝院士这一个多月天天都在病人当中，上午到社区隔离点看病人，下午就到医院进行危重病人的会诊，我们觉得蛮感动的。同时我们也担心，心想万一他感染了，我们责任就大了！”向悦既感动，又有些忐忑不安。

对自己的安危，仝小林没有时间考虑，因为他要抓紧一切时间与新冠病魔较量。白天到医院、社区救治病人，晚上经常开会到半夜，听取全国中医药新冠肺炎治疗情况汇报，总结分析各地治疗的宝贵经验，充实和修改新冠肺炎全国诊疗方案。他牵头制定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中医部分，从第三版到第七版就是这样从抗疫火线上炼制出来的。

“诊疗方案一定要吸纳全国中医药治疗的经验。例如，清肺排毒汤在一些省份应用后，对于轻症和疑似的病人有很好的疗效，所以我们就把它放进了诊疗方案中，即‘武汉抗疫2号方。”仝小林说，“清肺排毒汤在武汉地区发了9万多副药，疗效明显。在湖北省以外的10个省，我们观察了1176例，有效率达到92.69%，其中有593人已经出院。”

“现在对疫情总体控制是很有效果的，整体发病率在明显下降，出院率也在增高。我的工作集中在急危重症的抢救和恢复期治疗，我对形势总体是比较乐观的。”仝小林对战胜疫情充满信心。

从29岁到65岁，从博士生到院士，仝小林每次都冲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

从上世纪70年代流行性出血热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从29岁到65岁，从博士生到院士，仝小林每次都冲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

1956年，仝小林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的一个医学世家，他的母亲是一位战地医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救人无数。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缺医少药，母亲开始钻研中医，苦学针灸，不惜以自己的身体试针。母亲这样的医德，让年幼的他发下宏愿：长大后，也要做一个像母亲这样的医生，治病救人，扶危解困。

学生时代的仝小林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霸”，在号称“地狱难度”的77年第一届高考中，他一举考进了吉林医科大学。学到一身过硬基本功的仝小林，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日后的临床治疗和学术摸索中，更新了号称“世界难题”的糖尿病的治疗，并毫无保留地将自身经验推广至全国医学界，有效解决了这一领域的难题。“治病救人”四个字，一直是仝小林心中最神圣的至高准则，任何时候，他都是亲力亲为，从不懈怠。

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发生流行性出血热。当时，仝小林在首批国医大师周仲瑛的带领下，以博士生的身份在苏北医院协助治疗大量病人，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抗疫。

2003年非典暴发，仝小林是国务院指定的临时非典专病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的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组组长。“除了中西医结合治疗200多例外，还用纯中医治疗了11例，效果很好，发热、咳喘等症状明显得到改善，病人的病程也缩短了不少。”仝小林说道。

2020年1月23日，正准备休假的仝小林突然接到国家卫健委通知，他被任命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共同组长。次日，仝小林登上了开往武汉的高铁，除夕夜里到达武汉，开始了他的第三次抗疫。

1月24日刚下高铁，仝小林顾不得舟车劳顿，抢在第一时间亲自深入病区察看病症、判断疾病病位。“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一线下来，我们专家也要根据整个疫情防控形势的需求，听从上级安排。只要疫情没有解除，我肯定会一直工作在前线。因为职业是医生，在病人需要你的时候，无论环境多么危险，肯定是义无反顾，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医生，都会有这种使命感和担当。”

当时，武汉已经封城，全城人心惶惶。一方面，普通感冒、流感、新冠肺炎患者，统统涌进了医院，医院已是人满为患，病人之间存在极大的交叉感染风险;另一方面，医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都不够，基本上处于崩溃的状态，很多病患者求医无门。

“中医大师刘志明已95岁高龄，还通过远程医疗对家乡湖南的患者进行会诊，无私奉献经验，所以像我们这样还比较‘年轻的中医就更需要冲在一线。”仝小林感慨地说，“其实无论是中医還是西医，共同的目标都是治病救人，只是分工不同。西医在救治重症、危重症时使用的生命支持技术无可替代，而中医在改善轻症、普通型患者的症状方面有效果，在面对新冠肺炎这一共同敌人的时候，大家要配合在一起共同战斗。”

在国家和一大批医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武汉乃至全国打赢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面对媒体的采访，仝小林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只要国家需要我、人民需要我，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义无反顾，坚持到底。”

（责编/李力 责校/陈小婷 来源/《在抗疫火线炼制“灵丹妙药”——记奋战在武汉一线的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院士》，蔡闯、张勇、刘坤等/文，《光明日报》2020年3月13日;《奋战在抗疫前线的中医三院士》，张赫/文，《人民日报》2020年3月21日;《仝小林：中医要冲在抗疫一线》，吴勇、苏峰、刘雁南/文，《中国日报》2020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