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汪榕培教授英译中国古典诗歌的3个译本入选为《大中华文库》丛书，译者个人翻译选择与国家翻译实践融为一体，成为中国文化输出的译介传媒。本文通过梳理汪榕培“传神达意”整体性翻译策略在对应的诗歌类型文本译介方面的两种翻译动态，即“‘达意以‘传神”与“‘传神即‘达意”，呈现进一步探索“传神达意”翻译两要素间交互功能的整合思路，以期推动深入发掘“传神达意”译介思维及其借鉴与影响的态势。

关键词：汪榕培古典诗歌英译;“传神达意”整合动态“传神达意”动态倾向;《大中华文库》国家输出

作者简介：蔡华，大连大学英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典籍英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Title： A Survey of Wang Rongpeis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lassical Poems with Reference to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Abstract： Thre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ms by Professor Wang Rongpei were included in the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which shows that Wangs practice has been integrated with the national effort of promoting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translation.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wo evidential trends of the principle of “conveying the meaning in its full flavor” regarding the perspectives of poetry translation to further th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sibl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wo elements of “conveying the meaning” and “in its full flavor” in order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ciple and expand its influence.

Key words： Wang Rongpeis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ancient poems; the dynamic correlation of “Conveying the Meaning in its Full Flavor”; national promotion of 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Author： Cai Hua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116622， China）. Her majo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E-mail： caihua@dlu.edu.cn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華民族的古代典籍，在量上数第一，在质上也决非第二。……所以我就想继鲁迅先生之后发明一个新词儿;‘送去主义”（季羡林34）。送出去的过程中，汪榕培教授英译的中国各类典籍中的8卷本于1999-2009十年间，陆续入选《大中华文库》丛书，在当时出版总百余种中比例突出：

图1汪榕培《大中华文库》译本的两组数据

图中数据明显对“国外一些学者坚决主张中国人不能用外文翻译自己的文化典籍”（王宏印 155）具有反拨意义的视域下，汪榕培教授英译中国古典文学译本占比的突出现象具有显在的研究价值，这价值就在于汪教授入选《大中华文库》的3种诗歌英译本几乎占其《大中华文库》8种译本的半数，在于汪教授论述国内外诗歌翻译时有针对性地指出“我自己就提出过‘传神达意的最简方案理论框架”（汪榕培 427）并不止一次地在诗歌译评中从该视角进行命题与阐释，这两方面充分地说明古典诗歌英译不仅是译者汪榕培选译“更具有艺术性的文本”（王宏印 296）的实践对象，更是译者传达“传神达意”译介面貌的文本类型。

虽然《陶渊明集》（以下简称为《陶集》）、《汉魏六朝诗三百首》（以下简化为《诗三百》）、《诗经》分别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期间，具体是2003年、2006年与2008年次第地入选《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但它们均系汪榕培教授提出“传神达意”翻译标准后（1995、1998、2000）的译作，都出版于译者“传神达意”（1994）调整为“传神地达意”（2009）之前。“传神地达意”内在因素关系的表更反过来默认了“传神达意”这一表达两个组成要素之间的平行关系。鉴于此，本文挖掘“传神”与“达意”的两种并置性合译形式，并通过译文细读的方式进一步彰显“中国文化译出去”的实践观。

一、“达意”以“传神”

1994年，已出版了《英译老子》、《英译易经》的汪榕培教授，在其《诗经》英译本未付印前，就以“传神达意译《诗经》”为题撰文。在他看来，诗歌翻译标准不一而论，而他首次提出的“传神达意”可以说是一种有效的极简原则，总体上归结为形神逼真与内涵再现的翻译宗旨。总览《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传神达意”这一表述出现了26次（“传神达意”22次，“传神地达意”4次），类似的表达，如“传神又达意”与“传神到达意”及“传神是达意”三种说法各出现1次。文集中“传神达意”分开表达的情况计46次（“传神”18次，“达意”28次）。比较而言，汪教授很少就“传神达意”进行整体阐释，而他分而论之的“传神”的“生动逼真”与“达意”的“精神实质”等核心表述显然是该原则能够简化有效的立论基础，也成为本文梳理“传神”与“达意”间“境与意会”动态组合的论述依据。《陶集》融合了译者汪榕培教授英译《诗经》的经验和酷爱陶渊明其人其诗的双重语境，称得上是汪榕培英译古典诗歌的类型化典范，仅四言诗诗名译名就略见一斑：

“诗与散文之别，则诗人能运用语言文字之直接的传感力，使于意义之外，读者能得一种之暗示，受一种之冲动”（林语堂 500）。《大中华文库》中古诗歌译本总计11例。与其他中国（许渊冲5例、 吴伏生1例、卓振英1例）、外国（Watson1例）译者相比，汪教授运用“传神达意”翻译策略一再地“传达原诗的神韵，表达原诗的意义”（汪榕培 51）。上表中，原诗名中浮现着或明或暗、或静或动性质的“神”、“意”，且大体上呈现出一致的结构，然而与各述宾短语的译名中的汉语动词对应的英译则形态多样，即译名在原作意义整体“达意”的基础上，译例中“字词达意”的多种译词方法中“传神”有迹可循。循迹对象之一是独特译词。冯庆华教授界定“独特词”的概念为，“在一个文本中词频达到一定水准而在另一个类似文本或其它多个类似文本中词频为零的词语”（冯庆华 269）。比较汪榕培与同时代的国内外陶渊明诗文全译本的英译者谭时霖、海陶玮（J. R. Hightower）与戴维斯（A. R. Davis）的译名，汪译中的独特译词虽只余有pending与course两例，但均在“达意”以“传神”的译介追求上体现出了译者赋予译词“字神”的独特性。前者通过单字pend的进行时词形瞬间营造了被修饰词“云”的双重境遇——物象姿态与内涵属性;后者一词以蔽之地将“时运”之“运”延展为一种有序的历程维度，“字神”传意”与“传神”的功能突出。“‘字神是什么？就是一字之逻辑意义以外所夹带的情感上之色彩，即一字之暗示力。凡字必有神（即‘传神达意‘神字之义），……语言之用处实不只所以表示意象，亦所以互通情感：不但只求一意之明达，亦必求使读者有动于中”（林语堂 500）。循迹对象之二是译词多类型趋势。

总体上看，上述译例有三种译词法：分词类（谓语动词1例，分词形容词2例）3例;名词化3例、介词与介词短语惯用套语3例。显而易见，动词与述宾结构形态均保留的译例只有1例，即Naming My Son;其他译名在意义复制达旨的的同时，“传神”效果因变通方式不同而在题意表现上的程度有别。综上，“传神达意”“通过译文的语言表现力和形式的经营来实现”（傅雷 128）是共性。比较而言，3个同义动词“酬”、“答”与“赠”的英译为介词“to”，也适切地促成了诗题所表达的题旨与译名所呈现的内容“达意”以“传神”的“诗眼”态势，其成因显然与“‘传神既包括传递外在的形式，与包括传递内在的意蕴”（汪榕培 34）的既定内涵一拍即合。

在诗歌翻译领域，不少探讨都观照到“诗经不得翻译” （“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的经典说法。中英语言之间与其说是语际翻译，不如说是符际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形式与内容上的种种契合与而形形色色的情感与审美效应，在翻译成英语时难免会遭遇不可译或差译的问题。对此，汪教授的思考即“译诗的标准可以多种多样，但是，从根本上说，‘传神达意四个字就足以概括，其余的细节都是操作上的具体问题了”（汪榕培 15）。这相当于是说践行“传神达意”的译介宗旨需要具体细节具体操作。《诗三百》中，汪教授选译了曹操《观沧海》等四首四言诗，它们的结句统一为“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对应的原文与译者译文如下：

“幸甚至哉”英译中“达意”维度上出现情感分化为happy与pondering的变译情况。比较而言，前者的高亢情境让后者顯得有些低落，直接影响到“歌以咏志”的“达意”效果。根据书中弘征、熊治祁的现代汉语释意，四首诗的最后一句解释不同，依次为：将自己的感情歌唱/歌唱我心中的欢喜/歌唱我忧虑的心情/歌唱我心中的信念。汪榕培教授以动态的、差异化的英译词促成了文学翻译“意足神完，不在乎词句一一对应”（翁显良 1）的效果，演绎了“传神达意”在曹操选诗英译中达同等诗意，传差额神会的“达意”以“传神”译态，为目的视域中的英语读者适度地创译出同“志”异质的多元“神似”译境。

叠词是《诗经》的古典诗艺之一，审美浓郁。“小雅·鹿鸣之什·采薇”作为《诗经》最广为吟诵的诗篇，其3处叠词“杨柳依依”、“雨雪霏霏”与“行道迟迟”形神兼备，诗意盎然。并置杨译The willows were softly swaying/Snowflakes fly/Our road is a long one（戴乃迭、杨宪益253）与汪译fresh and green was the willow/There is a heavy snow/The homeward march is slow（汪榕培 301），即看到两者均以简明扼要的描述性措词传达原句叠词，且修辞上的“传神”方式都不统一的翻译情况。然而，从“达意”上看，前者3处译词（sway， fly， long）侧重表达诗句的物象，后者译词（fresh and green， heavy，slow）烘托的是原句的情境。两位译者一静一动的“达意”再现方式均促成了译语浸入式修辞“生动”的“传神”交际效果。

上述字词“达意”，诗行“达意”译例一一呈现了译者凝神于“达意”的会意性。汪榕培教授提纲挈领地总结自身诗歌英译实践的心得也为译界同行界定为“古诗英译的新格律派”（王宏印 1）。王宏印教授系统地总结出汪榕培“传神达意”的4条特征：“双行体式”韵式、“形式工整”句法、“典故淡化”译法与“主题革新”译介。“在理解和处理上向现代诗歌意义的理解过渡;或者在表达方面，也吸收和借鉴英文诗歌的词语和意象，使得译诗的感觉具有一些英文的和现代的味道”（王宏印 3-4）。汪教授古典诗歌英译本中，从王宏印教授提出的“典故淡化”与“主题革新”两个视角进行辨析，“达意”以“传神”的“逼真”效果可圈可点。

首先是“典故淡化”的“达意”译事。陶渊明诗文中的表达如“南山”（3）、“五柳”（2）、“东篱”（1）、“菊”（6）、“琴书”（7）、“停云”（4）、“三径”（1）、“归去来”（4）、“桃花源”（1）等用语系作者原创，汪榕培对应的英译分为“原封不动”与“取而代之”两种“浅化”方式。前者指译者基本上贴合着原用语的本意而译，后者指译文疏通原语的情况，如“停云”、“三径”、“桃花源”。这3例的部分译词pending clouds/courtyard paths/Peach-Blossom Springs， 以“浅化”与“模糊化”的转译方式与另外几例“浅化”显示为直译的译词不同，两者分别从如实地传达原作者精神的物象与相应地转化为英语语境的角度，维护了陶渊明开创的“田隐”意境。陶渊明全部作品中5例“隐”字的英译分别是While most of hermits are distressed on earth/The phoenix hid in forest tress/This wonder， hidden for five hundred years/The fox with rich furs hides in a cave/Retire to lead a secluded life in difficult times.首例与末例中的“hermit”与“seclude”译词并未因译损意，体现了译者从隐逸与隐匿的不同“达意”层面上增益“田隐”者身心双重状态的“传神”程度。

其次是“主题革新”的译事。汪榕培教授在其《诗经》英译本中就诗说诗的“题解”显示了译者自行识解《诗经》的“译者之意”（杨成虎 86）。一般而言，各部分第一首诗往往是译者得起时间检验与读者推敲的译例。《诗经》3种类型4例中，“译者之意”温故纳新，是汪教授1995年辽宁教育出版社《诗经》版本中“译者的声音”的回音壁，也成为随后《大中华文库·诗经》英译本主题“达意”的译外音：

“题解”作为译者诠释每首译诗题旨的译介场域，充分展示着“我们对该诗的理解”（汪榕培、任秀桦 前言：2）之道。上述“题解”解诗内容呈现的关键词可以看做三组对象：lyric/poem/hymn;love/feast/feats/tribute与lad/lass/King/Dynasty/Lord整体上传达了“风、雅、颂”在《诗经》中的形式、主题与人物的特点。“题解”是汪榕培教授1995版《诗经》首译本译介副文本的一种，2008版《大中华文库·诗经》英译本在“文库”体例统筹下，副文本项目唯双语“前言”一项。统计“文库”版英语“前言”（Preface）前30例高频词（30例截止于一汉语词汇），与“题解”关键词比较如下：

综合英语“前言”中主要的名词性关键词，如“Book”、“Poetry”、“poems”、“Songs”“Dynasty”、“Mao”、“Han”、“Zhou”、“Odes”、“Hymns”、“scholars”即发现它们与“题解”中的关键词有一定的互文交集，这说明不同版本体例上的变化没有改变译者主体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主题的跨文化交际视域。

中国历史上的经典诗歌创作凝聚着古典诗人的诗情画意，其翻译也吁请集思广译的集大成者。汪榕培教授英译中国古典诗歌译作共4种，近千首的译诗成为译者“儒雅”（王宏印教授第三届“传神达意”翻译理论研讨会开幕式用语）翻译风格的媒介。此中的“雅”包含着“达意”以“传神”的合译意向及其流动性，于此，“达意”借助字眼的“字词达意”与语篇整合的“主题性达意”的方式，来丰富“传神”的语境特点的模式，在微观上对推进“传神达意”译介思维的新认知，中观上对减少古典诗歌英译在题旨层面上的翻译损失，宏观上对中古诗学意境在英语语境中“诗意地栖居”的传播渠道，乃至对中国古典诗歌“诗神远游”的译介时空，都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传神”即“达意”

“传神达意”整体译介功能因“传神”即“达意”的操作而有所简约与强化，而“传神”形式完善“传意”意旨的情况在汪教授译诗中十分直观，因为英诗“双行体式”成为汪榕培教授赋予译诗特定“神”采的维度之一。“从通过外在形式来‘传神的角度来看，只有以诗歌的形式来译诗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因为诗歌跟一般的敘事作品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主要功能不是表意的交际功能，而是表情的美学功能。”（汪榕培 34）尽管王宏印教授在其选译的中国《古诗十九首》英译中，制订并实施的是“不谐韵脚，只是白描”（王宏印 19）的译介方案，但王教授的问题意识十分明晰：“如何对待中国古典诗词的格律化的传统，这是诗歌翻译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一个持续不衰的问题，至今没有统一的解决办法和一致的认识”（王宏印 4）。《诗三百》两例汪译与王译的英译差异如下：

就“形似”而言，译诗的面貌不同，但两位译者的译介取向体现了“翻译中的传神或神似必以译入语为依归”（冯建文 32）的趋同性追求。王宏印教授的译文不同于汪榕培教授古典诗歌英译“双行体式”的韵体形态，其原因在于译者为其古代民歌预设的翻译策略为：“在原则上，做大体对应的诗化翻译，即大写意的翻译，或曰表现手法，不斤斤于个别细节”（王宏印 21）。运用译者这一策略评估的结果是，译者重视译诗关乎“情”的译入语“陌生化”的译介表现十分娴熟，译语精当地传递了原诗的整体精神。汪教授2例译诗置于“传神达意”的格律模式下，译行中“达意”信息的密度明显增加，导致“传神”的翻译效果也亦步亦趋。具体而言，汪译2例中归入英语语境的译为有两种典型的倾向：其一是以诗译诗的诗体模式，而“双行体式”气韵贯通，传达了形似特点的“传神”效果。其二是地道的英语表达。第一个特点往往覆盖全诗，形式规范，诚如汪教授所提倡的：“传神包含着‘传形。……文体、结构和音韵三项应是“形”的概念的细分”（杨成虎 89）。第二个特点在于点染诗篇，如“娼家女”、“荡子妇”、“远道”、“旧乡”、“同心”、“终老”等英译词均产生了以“神”驭形的意似效果。至此，上述2译例中，“传神达意”整体观所追求的生动易记性与准确可读性，皆因“传神”即“达意”的译介用功兼收并蓄。

汪榕培教授《诗三百》英译本中的330首译诗中包括22首陶渊明译诗，它们与《大中华文库·陶渊明集》译本中的英译有所不同，所反映的复译更新意识中不乏“传神”即“达意”的译介表现，译者的阐释即该说法的核心依据：“关于内在意蕴方面的‘传神，自然是从整个篇章出发，涉及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包括诗篇的背景、内涵……等等”（汪榕培 34）。该阐释强调了“传神”事实上从功能上发挥着深化诗篇“精神实质上的相似”（汪榕培 11）的作用，该属性在本译例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措辞调整。《和郭主簿》第六句“卧起弄书琴”一句的译文中，汪榕培教授彼（《陶集》）译词the zither非此（《诗三百》译词lutes可比，因为后者乃中古乐器专名，对英语读者而言具有异化翻译的“传神”兼“达意”的双重功能具体而明确。李健吾说“一个译本好由于传神。不是另外有神，神就在一字一句的巧妙运用上”（李健吾 618）。再如，《和刘柴桑》“挈杖还西庐”中的“庐”字在两版中分别是huts与home，后者升华为抽象概念，藉此传达的移情与共情特点比前者在“传神”层面与程度进行“达意”的效果更佳。类似“调动”的译例还包括《移居二首其二》的译句“登高赋新诗”的译笔write new lays调换为sing new lays，修订后的译语激活并再现了中古诗歌吟唱的传统特色，丰富了“赋诗”的层次与形式。同诗中的另一句“闲暇则相思”的译语前后也有变动，即miss each other men淡化为think of other men，比较而言，修改后的译文更贴合原文“相思”的泛化情境。第二、译句变动，分为微调、局部、大体与整体调整四种类型。第一类例见《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的第二句“忧道不忧贫”。《陶集》中，汪译为Its learning， not poverty， that man cares about. 《诗三百》中，汪译为：Its Tao， not poverty， that man should care about. 两相比读，后出转精的译词Tao与新增的情态词should一道将原诗诗人的诗化精神和盘托出之际，译句终成“传神”即“达意”之范例。第二类例见《乞食》第五句“主人解余意”。The host know why I come and what I need变译为The master is aware of what I need. 可见，针对what I need的语境，后译aware of 与原诗“解”字善解人意的内涵与过程更接洽，因此，该“传神”性质的译笔也意味着“达意”形散神不散。第三类例见《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的诗句“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前、后两译分别为Although the farmers life is really hard， From this hardship they can neer be freed. //Although the farmers life is hard indeed， This hardship will not make me change my mind.比较即发现，后译通过启用not make me change my mind巧妙地解构了前译中对应部分的被动译句，更新译句中的主动句式不逾矩地表达了“有我”之境的“田隐”选择，因而展示出“传神”融通“达意”的统一效果。《饮酒组诗其九》“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属于第四类译例。《陶集》译句是When I tired to find out what he meant/I saw a farmer with a good intent（Wang Rongpei115），《诗三百》改译为I asked him who he was and why he came/The farmer came because he knew my name （Wang Rongpei 309）。这一组句中的两行诗句从句形到句意的调整可归纳为塑造酷似原诗主客体问答效果的翻译进化表现，本是“隔水呼渡”的陶渊明“复得返自然”的气象跃然纸上，甚至陶诗“超脱时间的空明”（叶维廉 5）感也似乎呼之欲出。综上，活跃的“传神”即“达意”的翻译过程与翻译结果显示：“从传神到达意都有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起作用”（汪榕培 420），译者“达意”的能动性因其深谙原诗与熟稔英文的“传神”能动性而“意”象万千。

《诗经》是汪榕培教授诗歌英译本入选《大中华文库》（2008）的最后一部，却是重译自他英译中古诗歌首译本的初版（1995）。在“说东道西话《诗经》”文中，作者汪教授提到《诗经》的“头诗”地位，后在《大中华文库》序中再提。从“关雎”作为《诗经》开篇所具有的发轫功能来看，阐释其英译中“传神”与“达意”的合成模式具有代表性价值。以首句为例，汪榕培指出，理雅各（James Legge）的译句“Kwan-kwan go the ospreys”、韦利（Arthur Waley）的译词“Fair， fair， cry the osprey”等不仅“没有把原文的全部信息传给读者”（汪榕培 60） ，且“关关”的对应重复性英译词在“传神”似乎徒有叠词其表，“达意”上显出些许的茫然与空洞。作为以“不会给英美读者带来多少理解上的困难”（汪榕培 60）为动机的复译者，汪译“The waterfowls would coo”显然超越了直译的呆板，监控了意译的延异，形成了“传神”即“达意”的模态。关雎”中对句的译句更能体现译者这一译介指向。

表中，汪榕培教授多重译象的翻译面貌往往直接关系到“传神达意”传播本土文化的宗旨。从译词来看，关键译词woo，pursue与entertain精妙地再现了原诗确凿的内涵之际，这几个译词又在一般现在时与现在将来时的时差中往复交替，促使男主角情感心路的外延意义也一并到位，同时，译者有机地调动“窈窕淑女”英译的语序与句序，使之灵动地穿插在“君子”“好、求、友、乐”四个诗节中的英译操作大有“传神”入国问俗即契合“达意”的运程。

古诗中的对句往往具有音韵抑扬、意蕴高度凝练的形合与意合性质。“中国诗中最多最特殊的是超脱语法的所谓罗列句式”（叶维廉 90）。从诗行形式上看，原诗5个诗节中的第3个小节的内容与结构与前后詩节不同，其功能在于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其前、后各2个诗节的形式如出一辙，内容层叠迭进，诗篇中“传神”即“达意”的译境浑然一体。

上述种种译例阐释都围绕探究诗歌翻译的实质问题展开，即“形式是诗歌之所以为诗的表面特征，没有这一表面特征，中国古典诗歌的体裁特征便不复存在;而意义是诗歌之所以让人感到愉悦的根本所在，……是读者获取美感和艺术享受的源泉”（陈顺意 108-109）。鉴于此，汪榕培教授坦言，“形与意的结合是译诗难于其它翻译的关键所在”（汪榕培 61）。为此，把握“传神”与“达意”理解度与表达感，不断地协调二者之间的译文话语互为性译介关系是直面译诗复杂特性难题的实践性译为，如本文梳理的“达意”以“传神”与“传神”即“达意”的交互性组合层面属于“通过一些灵活的或变通的方法，在整体上达到了‘传神达意的目标”（郭著章 59）的译语操作行为。这表明汪教授“传神达意”的翻译实践并非规约的、单一的逻辑次第。虽然支撑上述两种倾向阐释的诗歌类型译例、译本源自2009年汪教授将其“传神达意”界定为“传神地达意”偏正从属关系之前，但这并不等于说“传神达意”的翻译宗旨在2009年变更后就终止了译介思辨的探讨，其译介范式就封闭了“机变”（strategic maneuvering）范·埃默伦（van Eemeren语）的空间。简言之，无论是“传神达意”体现在遣词的诗学内涵与“达意”以“传神”上，还是反映在诗体形态视觉“传神”即“达意”上，无论“传神”与“达意”孰为本、孰为标，它们彼此总是相辅相成的合译关系，总是生动与准确的统一关系。小而言之，“传神”与“达意”之间的动态交互实践也取决于“译者之‘神”与“译者之‘意”植入的变通性，对此，译界看法与译者译法都直言不讳，如“传神除了传原作之神，对颇得神气的译者之‘神也有所表现，……故译事之妙，当以神会，把译者的解悟也曲达以出”（罗新璋 367）。再如“我们在译文中就是要表现我们对诗篇内容的解读思路 ”（汪榕培 33）。大而观之，“传神达意”翻译观蕴含着准确与可读协调的创造性趋势，这既预示着翻译阐释藉由整合而精简的再现动态，也揭示着“善译”与“译无定译”往复升华的进化轨迹。

汪榕培教授入选《大中华文库》的3种中国古典诗歌英译本初始于个人喜好，“这样翻译出来的文学作品才能既传神又达意”（汪榕培 4）。1999年《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启动后不久，它们先后入选《文库》。“对于历史上的翻译事实，我们不仅看它翻译质量的高低，更要看它在文化交流上发生的作用和影响”（王克非 59）。汪教授自发的译介行为与众多自觉摆渡“文化”的本土译者一道，汇入“国家政府需要对翻译进行一个全局性的掌握以便使文化资本的积累更加顺利”（罗选民、李婕 86）的国家输出的交际渠道后，译者专业化面貌及其诗歌英译系统化双轨制影响由此结盟。译者付诸翻译的行为与国家推广翻译的规划始终伴随着译者的实践论与国家的自主观。当汪榕培教授诗歌译本收录到“文库”系统时，在“文库”作为国家翻译实践权威“深化已有的翻译理论”（任东升、高玉霞 97）的作用下，译者的声音定格为译出的身份。汪榕培教授在其《大中华文库》诗歌英译本“前言”中，提纲挈领地论述了“传神达意”的理论参数与实践趋势，以此协同本土译论中的“原创理论在国际理论争鸣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蓝红军 117）。此时，“传神达意”之“传”、之“神”、之“达”、之“意”与“传真”（余光中）、“神似”（陈西滢、傅雷）、练“达”（严复）、去‘讹趋“化”（钱钟书）等经典译论传承有加。当下，“传神达意”作为立足中国古典画论与美学底蕴的“中国传统译论自然而然的一个发展结果”（赵长江、李正栓 41），初始为反映着一种倾向性技巧的翻译过程，已经发展为代表着一种创新性思维的译介体系。无疑，“以流畅的当代英语表达原作的精神实质，再现原作的艺术风采”（汪榕培 41）的“传神达意”目标与实践不仅对于“立足翻译过程与翻译主体的译者行为批评无疑是一种可贵的探索和有力的突破”（刘云虹 70），而且对于英语读者“走近和触摸到厚重、悠远的古代中国”（许钧 2018-10-28（012））意义重大。自然地，汪教授的翻译人生已非他自己所说的“自娱自乐”所能局限，“平淡无奇”所能隐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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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