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其小说《使女的故事》中对女性的压迫与反抗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但她并没有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强加于读者，而是通过不同的叙事策略去激发读者对小说人物形象和主题内涵进行思索和追问。本文通过运用认知语法识解理论分析小说文本的语法特征，发现小说的双重叙事在语法层面的依据及其产生的阅读体验：顺序扫描和高详细度的语法特征突显主人公的心理视角，强化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和个体性，让读者对女性的反抗产生乐观的希望;总体扫描和低详细度的语法特征则创造了一种意识形态视角，在这一视角下，奥芙弗雷德的个体独特性和主动性被削弱，成为被凝视的客体，加深了小说的反乌托邦悲剧色彩。

关键词：认知语法;识解理论;叙事研究;《使女的故事》

作者简介：严天欣，伦敦大学学院应用语言学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和文体学。

Title： A Cognitive Construal Approach to the Narration in The Handmaids Tale

Abstract： The oppression and resistance of women is a major theme embedded in The Handmaids Tale. Instead of lecturing on her readers， Margaret Atwood encourages readers to have their ow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 and the theme of the novel by deploying different narrative strategies. This study delineates the grammatical evidence of the dual narrative in The Handmaids Tale by analyzing the grammar of the fic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cognitive construal.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strual of sequential scanning and high specificity highlight the distinctive mental self of Offred which facilitates an optimistic expectation of womens resista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strual of summary scanning and low specificity form an ideological point of view from which the individuality and agency of Offred are undermined; this narrative foreshadows a dystopian pessimism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me.

Key words： cognitive grammar; construal; narrative analysis; The Handmaids Tale

Author： Yan Tianxin is postgraduate student in Applied Linguistics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London WC1H 0AL， UK）. Her research interest centres on discourse analysis， sociolinguistics and stylistics. E-mail：tianxin.yan.19@ucl.ac.uk

《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 1986）是加拿大著名作家瑪格丽特·阿特伍德 （Margaret Atwood， 1939-） 的代表作，小说一经发表立刻引起文坛轰动，并获得加拿大总督奖、英国布克奖等多项荣誉。故事背景设立在 21世纪初的美国，面对环境恶化、社会混乱、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的人类生存危机， 奉行《圣经》的原教旨主义者发动政变， 建立了宗教极权国家基列共和国 （Gilead）。基列强迫尚能生育的女性成为生育机器，作为“使女”代替无法生育的主教夫人为上流阶层繁衍子嗣，主人公奥芙弗雷德（Offred）就是其中的一员。小说对反乌托邦极权社会的细致刻画体现了作者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深切关怀以及对权力与压迫的深刻剖析，被称作女性主义的《1984》。女性的生存困境以及面对压迫时的反抗策略始终是小说一以贯之的主线，然而作为一部典型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小说的开放性结局和独特的叙事风格让评论界对“压迫与反抗”这一主题给出了大相径庭的阐释。有学者持乐观态度，将奥芙弗雷德视为反叛者，认为她的出逃、穿插的倒叙和回忆、甚至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本身都体现了女性的积极抗争（Deer 1994;张建颖 2005;Howell 2019）。还有学者主张小说沿袭了反乌托邦的悲剧传统，将主人公看作被动无力的受害者，认为小说传达出压迫的永恒性与女性命运悲剧的必然性（Dopp 1992;Gibson 2017）。以往研究大多采用传统文体学和叙事学方法，将小说的叙事视角和文本意义当作客观存在进行分析，然而要想探究小说主题的丰富内涵以及读者的多样化解读，有必要从认知角度出发，关注读者作为语言信息的接受者从文本中提取意义的主观理解过程。

认知语法强调语法结构预设语义观，认为对于同一事实，语言表达形式不同，读者产生的语义理解就会有差异。这种“以不同方式感知和描绘同样情境的能力”即认知识解（Langacker 55）。认知识解理论（cognitive construal）主张文本的语义内容可以通过详细度、视角、突显、动态等语法维度得到不同的呈现，通过分析这些维度，研究者可以“对语言系统的心理呈现做出尽可能完整的描述”（Langacker 55），从而为读者在文学阅读中产生的情感体验找到客观依据（牛保义 2016）。这一视角与后现代主义否认客观绝对真理的立场不谋而合，正如尼科尔（Nicol）指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有意地让读者关注自己对文本的理解过程”（Nicol 52）。因此，从认知识解的角度来审视后现代主义小说叙事可以成为一个恰当的切入点。本研究将基于“识解”（contrual）这一认知语法框架，从动态（dynamicity）和详略度（specificity）两个维度入手具体分析文本的语法特征，探究不同的语法结构如何影响读者对小说叙事视角的把握，并进一步挖掘叙事视角与主题内涵解读之间的关系。

一、流动与静止：小说叙事视角的动态识解

动态识解指读者在阅读中的认知加工顺序，是识解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维度。认知语法认为，读者在将文本概念化时如何对场景进行认知加工，是影响语言表达语义值的重要因素。兰盖克（Langacker）将这种认知加工分为顺序扫描（sequential scanning）和总体扫描（summary scanning）两种方式。顺序扫描是指随着时间的流动从微观上对事件过程的概念化识解，每一部分信息都会随着下一个信息的被识解而逐渐淡出读者的注意力，好比看一部电影。总体扫描是指从宏观上对一个事件的所有状态进行宏观的概念化识解，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过程（atemporal process），产生的画面是静止的，好比欣赏一幅画。认知扫描是读者理解小说世界的主要方式之一，对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心理图景有着重要影响，本段将具体分析顺序扫描和总体扫描在小说文本中的体现，并探讨不同扫描方式带来的不同体验以及相应产生的叙述视角。

《使女的故事》叙事整体以第一人称展开，小说中的世界在奥芙弗雷德对当下经历事件的诉说中得以呈现。主人公的观察和体验常以绝对再现式的叙述展开，给读者带来典型的顺序扫描的体验。以小说第二章中主人公对室内环境作出的两段叙述为例：

例（1）：A chair， a table， a lamp. Above， on the white ceiling， a relief ornament in the shape of a wreath， and in the centre of it a blank space， plastered over， like the place in a face where the eye has been taken out. There must have been a chandelier， once. Theyve removed anything you could tie a rope to. （7）

例（2）：A window， two white curtains. Under the window， a window seat with a little cushion. When the window is partly open – it only opens partly – the air can come in and make the curtains move. （7）

此处奥芙弗雷德对大主教家室内环境的叙述呈现出典型的顺序扫描特征，如例（1）中在描述 “a chair， a table， a lamp”三个室内家具時，叙述者没有强调物品的相对关系（如there is a lamp on the table beside the chair）， 而是省略了系动词，通过一连串的逗号将句子拆分成名词词组，从下至上逐一展示物品的存在。例（2）中对窗户和窗帘的描写也呈现出相同的特点，这样的句法特征通过限制每句话包含的信息量，突出了叙述者视线转移的时间过程，营造出一种绝对再现式的顺序扫描。顺序扫描的识解与人们在生活中的实时观察有着类似认知机制，二者都是动态的，时间性的（temporal）（Langacker 63），会让人产生更加真实可感的心理图景。小说环境描写中的片段式叙述则恰好突出了叙述者观察的时间流动性，读者仿佛透过她的眼睛对世界进行观察，心理电影般的触感产生了对叙述者处境的强烈代入感。除了对景物的观察，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叙述也体现了绝对再现式的顺序扫描。小说文本中小句与小句之间常缺少连词衔接，事物相对关系和逻辑关联被弱化，导致读者的注意力常常需要在眼前的情景和叙述者漫无边际的自由联想之间来回跳跃，从而对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产生顺序扫描的识解。例（1）中叙述者注意到天花板吊灯被拆除后留下的痕迹，随之突兀地道出自己直觉般的猜想：房间里不能有系绳子的地方;例（2）中采用了同样的叙事策略，作者先对窗户进行描述，然后使用破折号打断了场景描写的连贯性，强调窗户只能半开着（“it only opens partly”），与前文呼应，暗示基列国为防止使女自杀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文本的不连贯性和碎片性突出了奥芙弗雷德的思维过程的时间性，即她如何由所见产生所思。阿特伍德的文字有强烈的后现代风格，小说中常常出现不连贯的碎片性叙述，如主人公观察到墙上的画是 “…framed but with no glass： a print of flowers， blue irises， watercolour. Flowers are still allowed”（7），形容使女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是“A little at a time， a quick move of the head， up and down， to the side and back. We have learned to see the world in gasps”（30）。高度碎片化的表达引导读者对文本产生顺序扫描的识解，让其感受到奥芙弗雷德生动的心理视角。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她如何利用自己有限的视角一点一滴地拼凑画面，从而直观地感受到她小心翼翼的目光和纷繁复杂的思绪，感受到奥芙弗雷德作为“人”的鲜活生命力与强烈的自我意识。

另一方面，《使女的故事》叙事中也存在大量的总体扫描特征。与顺序扫描相反，识解理论认为总体扫描识解是非时间性的，主要突显事物的某一静止状态，其典型特征为动词的分词化和名词化（Langacker 120-122）。在小说中，叙述者在对周围环境进行叙述时常使用大量的分词化和名词化表达，如小说第二章中对卧室地毯的描述：“Theres a rug on the floor， oval， of braided rags. This is the kind of touch they like： folk art， archaic， made by women， in their spare time， from things that have no further use. A return to traditional values”（7）。奥芙弗雷德形容地毯是 “braided”、 “made by women”，并将手工编织地毯称为 “a return to the traditional value”。尽管这些表达如实展现了事物的特征，但并非即时地描述事物当下的状态以及变化，因为奥芙弗雷德并没有亲眼看见女人们编织地毯的过程。分词和名词化的表述将视角拉远，营造出总体扫描的效果，在读者脑海中形成一个抽象的静止画面。当读到 “a return to the traditional value”时，读者脑中会产生一个静止的图示化意象：女人们安静顺从地做着针线活，社会不再动荡，生活回归传统。总体扫描通过将眼前的情景抽象化，让读者从奥芙雷德的有限个人视角转移到不受时空约束的全知视角，此时的叙述视角不再来自于具有独立意识的奥芙弗雷德，而更像是基列的意识形态人格化后在远处凝视而产生的的视角。这种具有总体扫描特征的意识形态视角在小说叙事中屡见不鲜，如小说第十二章中主人公与奥芙格伦一同外出采购时，对街上并排行走的使女的描述：“…picturesque， like Dutch milkmaids on a wallpaper frieze， like a shelf full of period-costume ceramic salt and pepper shakers， like a flotilla of swans or anything that repeats itself with at least minimum grace and without variation”（212）。她将使女们迈着小碎步低头行走的样子形容成头戴遮脸圆帽的荷兰挤奶女工和天鹅，“千篇一律但不失优雅”（“repeats itself with at least minimum grace”）。叙述者明确地将场景比喻成一幅静态画（“wallpaper”），引发的总体扫描制造了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疏离效果，让阴森压抑的极权世界在柔光滤镜中变得宁静唯美。总体扫描通过对主人公生活远距离旁观隐去了她的独特声音，创造出与其心理视角大相径庭的意识形态视角，这一视角下使女们的沉默不是因畏惧刑罚而噤若寒蝉，而是发自内心的顺从，是基列主张的传统美德的回归，因此美好得像一幅画。尽管小说始终坚持第一人称叙述，但此时读者能明确感到奥芙弗雷德主观能动性的缺失，她从观看的主体变成了被凝视的对象。一方面，读者带入这一视角后能更真切地体会到密不透风的监视，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视角隐去了奥芙弗雷德丰富的内心活动和独特的个性，让她在读者眼中更多地呈现出一个脸谱化的使女形象。

本节从动态识解角度分析了小说文本的句法结构，发现小说中顺序扫描和总体扫描的句法特征均有明显体现，且在叙述中交替出现，两种动态识解方式产生了具有不同时间叙事特征的双重视角，让读者的代入角度常常发生变化，所得到的感受也各异。顺序扫描的识解通过突出时间的流动性强化了主人公的心理视角及其的主体存在感，总体扫描则让读者站在意识形态视角解读文本，这一视角下的主人公的主体声音的缺席让她呈现出基列当权者眼中使女应有的温和与顺从。

二、具体与抽象：小说叙事视角的详细度识解

详细度是有关作者/读者在何种精确或细致程度上描写/感知某个情景的识解维度。认知语法识解理论认为，作者可以通过使用不同的词汇来改变识解的详细度，从而影响读者在识解某一情境时所处理的信息量。详细度可以通过词汇的抽象程度体现，例如描述一条蛇时， 可以选用如下处于不同抽象化等级的词汇：animal>reptile>snake>rattlesnake。抽象程度越低，詳细度越高，读者从单位文本中获取的信息量也就越大。

阿特伍德的文字精确而简练，小说中鲜有华丽繁复的词藻，如例（1）、例（2）中叙述者对景物的观察都通过最简单常用的低详细度词汇呈现（e.g. “a window”， “a table”， “the floor” ）。低详细度描写会在读者脑海中产生抽象的图示化意象（schematic）（Langacker 55），如例（2）中叙述者并未对房间里的窗户进行详细地观察刻画，读者无法通过叙述者的概括性描写得知窗户的具体形状、颜色或风格，只能依据印象和经验构想出最符合大众常识的窗户形象，从而加深识解的抽象程度。低详细度的抽象识解产生场景虚化的效果，让小说世界在读者眼中只呈现出模糊的轮廓，缺乏具体的细节。单调简单的词汇在文中反复出现，比如被频繁提到的“红色”。叙述者反复提起身边的红色事物，使女的红色衣袍、花园里的郁金香、医院的地毯和窗帘等，但对这些事物的其他特征却着墨不多，读者除了能对物品的颜色产生模糊的印象外，无法了解更多信息。以 “red”为关键词在文中进行检索，发现在这一单词在小说中共出现112次，其中有98次是作为修饰名词的唯一定语出现。可以看出，红色在小说中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特征，如叙述者曾多次将使女们直接称为  “red handmaids” 、“red women”或 “red pairs”，尸体头套上的血是 “red smile”，使女们接受洗脑的感化中心也被称作 “the Red Center”。结合小说中颜色的象征和隐喻，对颜色的低详细度概括形成了一种特殊叙事视角。小说中基列用色彩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蓝色代表主教夫人，棕色代表管教嬷嬷，而象征生育的红色则是使女的颜色。通过这种方式，基列不仅将权力时刻体现在视觉层面，还实现了对女性的去人格化，女性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某一类工具。在这一情景下，对颜色粗略的概括遵循了基列按颜色分类的规训，抹杀了人的个体独特性。换言之，低详细度描写创造了一种高度抽象的认知识解，这一识解无视一切不服务于基列统治的细节与寓意，鲜花不具有任何美好寓意，尸体上的血迹也不代表血腥暴力，花朵的红和血迹的红都只是红色而已。这种识解方式与总体扫描类似，都引导读者从一个居高临下的意识形态视角解读文本，这一视角对画面的抽象概括未能表现出奥芙弗雷德主体认知所应具备的复杂性，隐去了她清醒的反抗意识，让她在读者眼中呈现出傀儡一般的精神恍惚。

比起低详细度的景物刻画，《使女的故事》中叙述者对人物的观察，尤其是对男性人物的描写显得过分精确细致，体现了高详细度识解的语法特征。兰盖克认为，表述的新颖度（novel expression）会影响认知详细度，在一个特定的话语群体中，非常规的表述会让读者产生更详细度更高的认知识解（Langacker 21），如“他笑得打滚”和“他笑得跺脚”两个表述，后者会让人产生详细度更高的识解，因为“笑得打滚”是汉语中常见的短语，读到此句时读者会在脑海中熟练地形成一个抽象格式塔（gestalt）后迅速将其略过，而“笑得跺脚”却不常见，会让读者在脑海中构想出一个人边笑边跺脚的具体形象，因此识解的详细度更高。阿特伍德文风诡谲，笔触敏锐犀利，这一点在小说中的人物描写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作品对站岗士兵的外貌描写：“In returning my pass， the one with the peach-colored mustache bends his head to try to get a look at my face. I raise my head a little， to help him， and he sees my eyes and I see his， and he blushes. His face is long and mournful， like a sheep's， but with the large full eyes of a dog， spaniel not terrier. His skin is pale and looks unwholesomely tender， like the skin under a scab”（21）。奥芙弗雷德故意与年轻士兵对视，对其外貌做出了细致入微的观察，说他有桃子一般的胡须、羊一样的脸、像狗的眼睛，肤色像血痂下的肉。这些具体而怪异的比喻让读者产生高详细度识解，并清晰地捕捉到她的独特的心理视角，让她在白色头巾下的眼神显得灵动甚至有些狡黠。奥芙弗雷德还在授精仪式上凝神注视大主教，“每一个细微动作都不放过”（88），并用各种离奇古怪的比喻对他的身体特征进行联想：像中西部地区的银行行长（86）、像博物馆的警卫（86）、像坚硬的靴子里包裹着一双娇嫩的脚（88）……怪诞的、非常规的表达让读者对画面产生高详细度的认知识解，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一个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心理视角，同时构建出与基列意识形态针锋相对的“女性凝视”。为了将使女们彻底改造成生育机器，基列要求使女外出时必须带上白色的双翼头巾以限制她们的视野，同时防止她们被偷窥，从而使其保持如修女般的清心寡欲，然而对小说屡次出现的对男性外貌的高详细度的识解让读者发现，奥芙弗雷德不仅常常暗中偷看，还毫无敬畏之心地对男性身体进行打量点评，并深刻体会到这种有意犯规背后对基列的挑战与蔑视。这一识解方式与顺序扫描具有相同的效果，二者都通过强化主人公的心理视角向读者宣告她的在场，侧面展现出主人公的反抗精神。

详细度识解分析揭示了小说在描写环境和人物时使用的不同写作手法。环境描写往往通过低详细度的词汇展现，而人物刻画却常使用高详细度的新颖表达。抽象与具体两种不同的详细度识解交替出现，引导读者分别从意识形态视角与个人心理视角去解读文本。这与动态识解中的总体扫描与顺序扫描异曲同工，都通过让读者带入不同的视角，展现奥芙弗雷德形象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使读者对小说人物形象产生立体的解读。

三、识解理论观照下的小说双重叙事

通过识解理论中的动态和详细度识解分析，研究发现小说文本中不连贯的语法结构建构了双重叙事视角，即心理视角和意识形态视角;不同的视角让读者对奥芙弗雷德的人物形象产生截然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理解，为女性的压迫与反抗这一主题提供了丰富的解读。

顺序扫描的动态识解和高详细度的语法特征构建了心理视角，这一流动且具体的视角通过突出奥芙弗雷德的在场，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反叛者形象。顺序扫描中碎片式的景物描写和高详细度文本描绘的人物内心独白真实地再现了叙述者的即时体验，体现了叙述者强烈的自我意识，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奥芙弗雷德的作为人的独特性和主体性。小说中的极权国家基列为了维护极权统治，对语言使用有着严格的控制。使女们不能自由交谈，只能进行简单的程式性问答，如使女们见面时需要说“祈神保佑生养”，另一方则必须回答“愿主开恩赐予”（60）。话语层面的规范化管理（normalization）让说话者成为话语的俘虏，剥离使女作为人的主体性，最终将其洗脑成为自发的基列拥护者。在独立思考被禁止的环境下，奥芙弗雷德活跃的思维和联想可以被视作对基列压制性话语的暗中颠覆。通过创造顺序扫描和高详细度的识解，作者构建出与宗教父权针锋相对的“女性凝视”，让读者感受到她强烈的自我意识及其蕴含的希望与力量：只要奥芙弗雷德还能思考，还能透过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统治者就无法支配她的意志。这一视角让读者得以在阴森压抑的氛围中喘一口气，同时对奥芙弗雷德以及全体女性在父权制下的命运产生乐观的期待：即便是像奥芙弗雷德这样缺乏英雄主义色彩的普通女性，也会努力追求自由，通过自己的力量在令人窒息的压迫中打开一扇窗。评论界对小说主人公的反抗精神多有论著，许多研究分析了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叙事和女性话语，主张主人公的声音是对自身权威的树立（Deer 1994;张建颖 2005），本文的认知识解分析则从读者的主观认知角度，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为主人公的反抗精神找到了证明。

另一方面，总体扫描和低详细度的语法特征所构建的意识形态视角将主人公从凝视的主体变成客体，在这一静止且抽象的视角下，奥芙弗雷德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清醒坚定的反叛精神被抹去，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个放弃挣扎、无法逃脱被迫害命运的受害者形象。总体扫描和低详细度的文本均产生疏离效果，让读者模拟基列的意识形态对奥芙弗雷德发起凝视。这一叙事冷漠而克制，只呈现被基列意识形态认可的部分，仿佛一切不符合基列教义的叙事都不必出现，也不应该出现。结合小说一以贯之的第一人称叙述，这种冷漠而疏离的意识形态视角仿佛在向读者暗示，奥芙弗雷德已经丧失了自我意识与反抗精神，在基列的规训下成了彻头彻尾的傀儡，这让读者不得不对女性的抗争产生悲观的想象。许多学者将小说末尾的历史笔记看作一场反转，认为历史学家对录音带的质疑与轻蔑是对女性话语的否定，象征着女性反抗的失败，而对文本的认知识解分析则清晰地表明，这种悲剧性早在小说叙事隐现的意识形态视角中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心理视角邀请读者用乐观的态度看待女性面对压迫的反抗策略，穿插其中的意识形态视角则引发读者对女性困境的严肃思考以及对未来的悲观想象。对文本多维度识解分析清晰地展现了小说的双重叙事，发现小说叙述视角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贯穿始终，使得每个部分的读者代入角度都不相同，所得到的感受也各异。正如拉施克（Raschke）指出，奥芙弗雷德这个名字不仅可以解读成 “Of Fred”（属于Fred主教），也暗含“Off Red” （逃离红色）之意（Raschke 258），读者需要不断地在具有主人公强烈个人风格的心理视角和代表基列主体的意识形态视角之间不断切换，并在两者间做出比较权衡，选择性地对小说进行乐观或悲观的解读。双重叙事让小说主题的丰富内涵得以立体呈现，阿特伍德没有用简单的二元对立解释“压迫与反抗”这一母题，而是以文本为中介，在小说文本中留下丝丝线索，邀请读者对教权、极权以及性别不平等的现实问题形成思考与追问，以唤起世人的忧患意识。

本研究运用识解理论对《使女的故事》小说语法特征及其建构的双重叙事进行了分析，为小说人物和主题的多样化解读找到了语法层面的依据：顺序扫描和高详细度的语法特征突显了主人公的心理视角，强化了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和个体性，让读者对女性的反抗产生乐观的希望;总体扫描和低详细度的语法特征则创造了一种意识形态视角，这一视角下奥芙弗雷德的个体独特性和主动性被削弱，成为被凝视的客体，加深了小说的反乌托邦悲剧色彩。本文证实了认知识解理论对后现代小说叙事的强大解释力，识解理论对语言心理呈现的描述不仅展现了句法特征与读者认知之间的关系，还科学系统地阐释了不同的认知方式如何影响读者对小说叙事视角以及主题内涵的认同，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性及其丰富内涵提供了客观全面的语言学支撑，是对传统文学文本批评方法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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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