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智丹 杨俊峰

内容摘要：《汪榕培學术研究文集》是汪榕培先生的收官之作，也是其典籍翻译研究领域思想和成就的总结和梳理。全书紧紧围绕“传神达意”的典籍翻译思想，即展现了该思想体系的形成、发展及成熟，也通过古典散文、诗歌和戏剧的翻译实践，阐释了该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并为该思想在典籍翻译实践中的应用性提供了现实依据。

关键词：典籍翻译;“传神达意”;应用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史通论》（项目编号：17WZW004）。

作者简介：潘智丹，大连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典籍翻译。杨俊峰，大连外国语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加拿大文学。

Title： Bringing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by “Conveying the Meaning in Its Full Flavor”： A Note and Review upon the Publication of Selected Academic Papers of Wang Rongpei

Abstract： Selected Academic Papers of Wang Rongpei， the final academic work of Professor Wang Rongpei， summarizes his general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Centering on the thought of “conveying the meaning in its full flavor”， the book gives a clue of its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It also give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ought through the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prose， poetry and drama， elaborating on its essence and providing a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its applicability i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Key word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conveying the meaning in its full flavor”; applicability

Authors： Pan Zhidan， Ph. D.， is professor and masters supervisor at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specializing i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E-mail： panzhidan@hotmail.com. Yang Junfeng is professor and masters supervisor at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specializing in translation and Canadian literature. E-mail： yangjunfeng@lnwy.net

汪榕培先生是我国典籍翻译研究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一书是先生应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之邀，通过梳理和精选自己在典籍翻译研究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就和成果结集出版的，也是先生的收官之作。先生在书稿整理之初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便在众弟子中选择了笔者来完成这项工作，也给了笔者一个十分珍贵的机会，透彻、深入地再次学习先生毕生学术研究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翻译思想，领悟其精华。先生的翻译思想精髓无疑是“传神达意”了，这是先生在自己的典籍翻译实践中领悟出来、又回到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和完善的，是贯穿本书的中心“线索”，也是先生一生典籍翻译实践和研究的核心。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先生将优秀的古代典籍介绍给了今天的中外读者。因此，在本书付梓之际，笔者深切希望，能在发扬先生典籍翻译思想方面，尽一份微薄之力。

一、内容简介

《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全书共五部分，包括汪榕培先生不同时期发表的25篇典籍翻译研究方面的文章和期刊论文、 5篇会议发言、16篇序言和13篇前言。文集的第一部分题为“论中国典籍英译和研究”，其中收录了1篇文章、1篇前言和5篇会议发言，主要从宏观视角就中国典籍英译的实践和研究现状发表了了个人观点和思考。文集的第二部分题为“中国古典散文英译和研究”，收录了关于《老子》和《庄子》两部作品翻译的3篇文章和“大中华文库”版《墨子》的出版前言，阐述了关于古典散文翻译的思想和观点。文集的第三部分题为“中国古典诗歌英译和研究”，收录了17篇关于古典诗歌翻译的文章和1篇前言，主要论述了《诗经》、汉魏六朝诗、乐府诗、陶渊明诗歌及吴歌的翻译问题。文集的第四部分题为“中国古典戏剧英译和研究”，收录了4篇文章和3篇前言，即“大中华文库”版《牡丹亭》、《邯郸记》和《紫钗记》的出版前言，集中探讨了这三部古典戏剧的翻译问题。文集的第五部分题为“杂录”，收录了为16本翻译研究专著所作的序言，以及为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的会议论文集《典籍英译研究》及《典籍翻译研究》的前七辑所写的前言。

二、“传神达意”的思想精髓

汪榕培先生毕生进行了三种文本的翻译工作：古典散文、古典诗歌和古典戏剧。先生与典籍翻译结缘始自《老子》（1991），此后又翻译了《易经》（1992）、《庄子》（1997）和《墨子》（2006）等古典散文。先生的古典诗歌翻译始自《诗经》（1995），此后主要翻译了《孔雀东南飞·木兰诗》（1998）《汉魏六朝诗三百首》（1998）、陶渊明诗歌（2000-2003）、《吴歌精华》（2003）和《英译乐府》（2008）。先生的古典戏剧翻译始自《牡丹亭》（2000），此后翻译了汤显祖其余戏剧作品：《邯郸记》（2003）、《紫钗记》（2009）、《南柯记》（2012）和《紫箫记》（2013），并于2014将这五部戏剧翻译结集出版，形成了《汤显祖戏剧全集》（英文版）一书，为先生与汤显祖20年的翻译情缘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在先生的典籍翻译作品中，《庄子》（1999）、《牡丹亭》（2001）、《邯郸记》、《陶渊明集》（2003）、《汉魏六朝诗三百首》（2006）、《墨子》、《诗经》（2008）和《紫钗记》八本被先后收入“大中华文库”，在中国典籍翻译家中可谓空前了。更重要的是，在这25年的典籍翻译生涯中，先生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传神达意”典籍翻译思想，这一思想源于实践，在实践中发展，也在实践中升华，先生的古典散文、古典诗歌和古典戏剧的翻译中无不渗透着“传神达意”的思想和理念。从先生这本《文集》中，可以看到这一思想的整个发展过程和精髓。

“传神达意”的典籍翻译思想是有其实践和理论基础的，它最早萌芽于先生英译《老子》的过程，是基于先生对于《老子》存在不同译本的思考。众所周知，复译是一种常见的翻译现象，这是因为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文本的接受是不同的，同时，兼有读者身份的译者也各不相同，正如先生（译可译，非常译 26;《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36）所言，“原始语的文本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内容可能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乃至因地而异的不同理解，从而产生不同的译入语文本;译入语所采用的形式和措辞也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做出不同的选择;至于原文的言外之意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则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从这个角度说，“同一种著作译成不同的文本是无可非议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百家争鸣的一个证明”（汪榕培，译可译，非常译 26;《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37）。事实上，不同译本的存在还因为存在不同的翻译目的，例如，有的译本是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有的译本是以娱乐欣赏为目的。先生（《墨子》 30-1;《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82）在翻译《墨子》时便研究了梅贻宝和华兹生的不同译本，指出梅译是学术型翻译，而华译则是普及性翻译，二者翻译目的不同，采取的翻译方法自然也不同，前者与原文更加贴近，引用和注释较多，后者则不拘泥于原文，更注重译文的生动性和可读性。因此，“传神达意”典籍翻译思想的提出首先是基于特定的翻译目的。

“传神达意”典籍翻译思想的正式提出是在1994年。先生在《外语与外语教学》第4期发表了《传神达意译<诗经>》一文，从“传神”和“达意”两个角度专门论述了“传神达意”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涵义。可以看出，“传神达意”典籍翻译思想在形成之初主要是针对古典诗歌，尤其是《诗经》的翻译提出的。“传神”源于艺术创作，与“形似”和“神似”两个概念相联系。“形似”强调的是作品是否能够产生“生动逼真”的印象，翻译也可以采用同样的衡量标准，即“传神”的译作应该给人与原作同样的生动逼真的印象（汪榕培，传神达意译《诗经》 11;《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117）。“神似”强调的是精神实质上的相似，不是字面上的相似，必须通过达意来实现。“达意”指的是表达思想，要想做到“达意”，必须正确理解字词的意义，包括字詞的古义和今义、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要想译好古典诗歌，就要把握好“传神达意”这四个字的内涵，并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传神达意”的翻译思想是不断发展的，正式提出之后，先生在自己翻译实践中又不断摸索和感悟，使其内涵更加丰满和深刻，具体体现在1996年出版的《比较与翻译》一书的文章《国人译汉诗——从英译汉代诗说起》和2007在在《中国翻译》第6期发表的文章《<诗经>的英译——写在“大中华文库”版<诗经>即将出版之际》中。在这两篇文章中，先生深入阐释了“传神达意”的涵义以及“传神”与“达意”的关系。“传神”指的是“传达原作的神情，包括形式（form）、语气 （tone）、意象 （image）、修辞（figures of speech）等等”（传神达意译《诗经》 119;《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174）;“达意”指的是“表达原作的意义，尤其是深层意义 （deep meaning），尽量照顾表层意义（surface meaning）”（同上）。作为短语，“传神达意”的结构不是并列的，而是偏正的，这就说明“传神”与“达意”不是并重的，而是有所侧重，即“传神地达意”（传神达意译《诗经》 119;《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174）。关于什么是“传神地达意”，先生仍在不断思考，并在2007年这篇文章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使该思想得到了升华。“传神地达意”是以“达意”为出发点，达到翻译诗歌精髓的目的。因此，“传神”包括两项内容，“外在的形式”和“内在的意蕴”，后者是“是从整个篇章出发，涉及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包括诗篇的背景、内涵、语气乃至关联和衔接等等”（汪榕培，《诗经》的英译 34;《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92）。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阶段，先生的“传神达意”思想还是针对古典诗歌的翻译的。

真正把“传神达意”思想提升到整个中国典籍翻译领域的是2013年先生在第八届中国典籍翻译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当提到中国典籍英译的标准时，先生不但提出了“传神达意”的思想，还指出了自己的典籍翻译理念和理想。典籍翻译的好坏不是能简单地用恒定的标准衡量的，好的典籍翻译是“既要照顾中国人思维的特征、又要照顾西方人的语言表达习惯，在中间取得平衡”（汪榕培，中国典籍英译的几点认识 8;《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18）。中国典籍作品经历了长期的历史积淀，不但外国读者难以理解，就连中国的现代读者也很难体会其原始意义，因此，翻译中国典籍的主要目的是让外国读者去“感受”和“领悟”其艺术特点和精髓，即获得其“神”，这就足够了，这也是中国典籍翻译的理想。也就是说，中国典籍翻译的理想决定了翻译目的，而翻译目的则决定了中国典籍翻译的方法，即“传神地达意”。

三、“传神达意”在典籍翻译中的运用

“传神达意”的典籍翻译思想虽然主要是先生针对古典诗歌的翻译提出的，但其产生的土壤是古典散文的翻译，后来，先生在古典戏剧的翻译中也为自己制定了“传神达意”的目标。可以说，先生在各种典籍翻译实践中都在追求“传神达意”的典籍翻译理想，通过自己的实践和思考，探索不同类型典籍翻译中达到“传神达意”的翻译标准和方法。

3.1 “传神达意”在古典散文翻译中的运用

先生的古典散文翻译作品主要包括《老子》、《庄子》和《墨子》。在谈及这些文本的翻译时，先生虽未明确提出“传神达意”的目标，但从言语间可以看出，“传神达意”仍是先生所追求的理想译文应具备的。先生（1996：36;1999：41;《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63）在探讨《庄子》的翻译时曾多次指出所遵循的翻译原则是“以流畅的当代英语表达原作的精神实质，再现原作的艺术风采”，其中“原作的艺术风采”包括“原著的意思、语气和风格”（《庄子》十译本选评 63;《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72）。不难看出，这一翻译原则与“传神达意”的思想内核是一致的，是这一典籍翻译理想在古典散文翻译中的具体表现。

在先生的古典散文翻译中，“传神达意”包含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宏观要求，即翻译总体原则;二是微观要求，即翻译的具体方法和策略。

从宏观的角度看，“传神达意”的总体要求是使翻译后的译文反映原作的特点，从这个中心出发，翻译时要把握几个总体原则。第一，翻译的目的是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古典散文，使其了解到中国古典散文的真实面貌，而非从学术角度阐释源文本。第二，要忠实原文的思想内容，虽然“为便于西方读者理解，在行文中适当对某些词语进行解释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决不删减任何内容，更不能采取知难而退的回避态度”（汪榕培，2006：34;《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85）。第三，对于文本内容的理解要保持严谨、开放的学术态度，既要充分查找各种权威文献，也要与时俱进，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正如先生（《墨子》 33;《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84）所言，“对古代典籍的某些内容及古代词语的理解不能固守陈见，翻译时必须采取能动、积极、进取和开放的文本处理手法和文本观，翻译就是选择，允许有不同的理解。” 事实上，先生在翻译任何文本时，都是秉承这一学术态度，在跟着先生重译《诗经》的时候，笔者已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先生翻译《诗经》，一定要遍查所有文獻才会落笔，对原文任何细节的理解都不是随意而为的。第四，原作的特点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墨子》因其记录的内容是墨子对弟子发表的言论，形式便具有口语化特点，但因其内容具有哲理性及思想性，其用词又有正式的特点。因此，在译文的遣词造句方面，先生（《墨子》 34;《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85）选择了口语化的句型加上比较正式的词语，来体现《墨子》一书的艺术特征。

从微观的角度看，要达到“传神达意”目标的总体要求，要采用相应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对于这个问题，先生（《比较与翻译》 36-7;《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63）在探讨《庄子》的翻译时曾概况了几点：第一，尽可能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第二，当“直译”无法“达意”的时候，可以采用灵活的翻译方法;第三，同一词语，要根据具体的上下文，选择不同的翻译方法;第四，为了再现原文的全部内涵，可以采用解释性的译法;第五，为了确保读者的接受，可以采用增译的方法，补充源文本包含的“言下之意”。总而言之，翻译的目的是有利于读者顺利地把握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上特点。

3.2 “传神达意”在古典诗歌翻译中的运用

古典诗歌的翻译是先生“传神达意”思想的重要体现，尤其是《诗经》的翻译。事实上，“传神达意”思想主要是针对《诗经》的翻译提出的，也是在《诗经》的翻译实践中发展和深化的。《诗经》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源头，其文学价值自不必多言。同时，《诗经》，尤其是《国风》，又来源于中国古代民间生活，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民族特色突出。这些都说明，《诗经》的翻译如果不能做到“传神达意”，则翻译价值必然大打折扣。这也许就是先生选择“传神地达意”的翻译原则的主要原因。

古典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是形式与内容巧妙结合的特殊的统一体，因此，古典诗歌翻译的“传神达意”也需要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分析。

从形式上说，“传神达意”思想的核心是“以诗译诗”。只有“以诗译诗”才能保持原诗的风貌，给读者原诗生动逼真的印象，这是由诗歌的自身特点决定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诗歌跟一般的叙事作品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主要功能不是表意的交际功能，而是表情的美学功能”（汪榕培，《诗经》的英译 34;《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93）。也就是说，脱离了形式特征（诗节、分行、节奏、韵律、意象等等），诗歌就不能称为诗歌了。因此，好的译诗应该尽可能保留这些特征，正如先生（传神达意译《诗经》 11;《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117）所言，“从形式方面来看，诗节的行数、诗行的长短、节奏和韵律都能相同或相似自然是最理想的。” 另外，保留原诗的形式特征也不等于将原诗的形式原封不动地移植到目的语中，采用目的语已有的诗歌形式也是一种“传神达意”的方式。总之，在先生（漫谈《诗经》的英译本 43;《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134）看来，翻译有韵律的古典诗歌时，使用韵律的译文总是优于不使用韵律的译文，“如果不用韵律果然也能译成好诗，但是，如果使用韵律，并且符合或者接近英诗的惯例的话，无疑是锦上添花的，只有神形皆似的译诗才是完美的作品。”当然，对于译诗是否应保留原诗音韵特征这一问题，历来备受争论，批判者多会提出“因声损义”的观点。即便如此，先生（《比较与翻译》 115;《诗经》的英译 34;《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93、176）还是坚持“以诗译诗”，并坚信可以通过努力补偿这种损失。

从内容上看，“传神达意”的核心是把握原诗的精神实质，并将其“生动逼真”地再现出来。具体来说，把握原诗的精神实质首先要求正确地理解和阐释原诗的内涵。从“传神达意”的角度看，“正确的理解和阐释”指的并非是字对字的对应，而是深层意义的相符（汪榕培，《比较与翻译》 120;《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175）。例如，《诗经》的开篇“关雎”多被西方译者理解为“歌颂后妃之德”，而来自民间歌谣的“国风”实际上描述的是古代人民的生活，“关雎”就是这样一首情诗，以水鸟的唱和比喻青年男子对倩女的爱慕之情。因此，先生在翻译这首诗时采用的是“lad”和“lass”，以明快的节奏再现出这种原始、质朴的民风：

The Waterfowl would coo

Upon an islet in the brook.

A lad would like to woo

A lass with nice and pretty look.

其次，把握原诗的精神实质还要求再现原诗的内在意蕴，涉及原诗的背景、内涵、语气、关联和衔接等。例如，先生在翻译“郑风”中“将仲子”一诗时便力争传达原诗的意蕴。该诗以一个少女的口吻表达了对情人的请求，少女思念情人，但又不敢让他贸然到家中相会，于是便请求他不要攀枝爬墙，以免被家人发现后受责备。先生抓住了该诗的内涵，在译文中着力表现“少女纯朴、率真的性格和欲见不能、欲罢不休的语调”：

Prithee， my dear sweet heart，

Dont climb into our yard

Nor break the willow branch！

Its not for the branch I care;

My parents are oer there！

You are deep in my heart，

But what my parents say

Will worry me all day.

再次，把握原诗的精神实质还要求译诗具备原诗应有的阐释空间。众所周知，诗歌是最凝练的文学形式，好的诗作能以最少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内涵，中国古典诗歌更是如此。汉语为意合语言，诗歌中存在大量的虚词省略、隐性关联、无主句等现象，使诗歌具有丰富的阐释空间。无怪乎，先生（传神达意译《诗经》 13;《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122）在谈及此问题时曾感叹，“译诗如果能够同样模糊，反而成为神来之笔。”最后，把握原诗的精神实质要求译诗中尽可能保留原诗的形象。这是因为，一方面意象在不同文化中存在共同之处，更重要的是，“诗歌的一个特征是它的形象语言”（汪榕培，传神达意译《诗经》 15;《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126），而形象的语言是要通过意象来表现的。

3.3 “传神达意”在古典戏剧翻译中的运用

古典戏剧是先生最喜欢的一种文学形式，尤其是汤显祖的戏剧。事实上，先生后期的翻译实践基本集中在古典戏剧的翻译上。从翻译《牡丹亭》开始到《汤显祖戏剧全集》的问世，先生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潜心研究和探索，也用二十年的时间在古典戏剧翻译中追求“传神达意”的目标。

古典戏剧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产物，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其文本集古典文学各种形式为一体，诗、词、曲、赋、散文无所不包，而且其中常引经据典，文化内涵丰富。然而，古典戏剧毕竟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不是各种文学形式的简单堆砌，文本中的各种成分最终还是为了实现戏剧功能服务的。因此，“传神达意”在古典戏剧的翻译中有着更加复杂和丰富的内容：在再现原著精神实质的时候，既要再现各种体裁文学成分的形式特征，还要兼顾戏剧的功能和目的。这样的目标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先生提出了“创造性地准确再现原著的风采”的总体翻译原则（《牡丹亭》 38;《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361）。

具体来说，在古典戏剧的翻译中，“传神达意”典籍翻译思想及其总体翻译原则体现在几种核心成分的翻译转换中。

首先是诗词体韵文和唱词的翻译，具体涉及到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音韵特征的再现。古典诗词是有格律的，唱词也称“曲”，是从“词”发展而来的，其格律要求比“词”还复杂，每出戏的所有唱词甚至要求一韵到底。为了再现这些显著的音韵特征，先生（《牡丹亭》 38-9;《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361）采用了英语传统格律诗的多种形式，以抑扬格为基本格式，音步长度参照原文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并采用了多种韵式，可谓用心良苦。第二，内容特征的再现。诗词体韵文和唱词的本质都是“诗”，这也是古典戏剧被称为“剧诗”的原因，而“诗”的一个内容特征就是富含“意象”。此外，古典戏剧的作者多为文人，尤其爱逞才情，在诗词曲中引經据典是常有的。即便如此，戏剧的最终创作目的仍与诗词不同，还是要以塑造人物和构建情节为主。因此，古典戏剧翻译的根本目的是让读者理解故事情节、感受人物特色、领悟人生哲理。另外，先生的戏剧翻译并非定位为学术型翻译，在翻译时更加要偏重戏剧目的和功能的实现了。基于这些考虑，先生的基本翻译原则是使译文易于读者理解，对于不妨碍读者理解的引用和典故没有一一注释，而对于古典戏剧中更为重要的意象，则是“在不影响英语读者理解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保持作者原有的意象，否则就宁肯牺牲原有的意象而用英语的相应表达方式来取代”（《牡丹亭》 38;《邯郸记》 29;《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361、391）。这一原则尤其体现集唐诗的翻译上。集唐诗句句引自不同唐诗，句句典故、意象丰富，原本又互不相干，如果按照字面意义理解，原文和译文均会不知所云。对于这些集唐诗，先生均以读者对戏剧内容的接受为出发点，采用了变通的译法，目的是“原诗的‘基本意义没有走样，在剧中意思也能连贯下来，又保持了诗的节奏和韵律”（汪榕培，《邯郸记》 29;《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391）。

其次是散文体宾白的翻译。古典戏剧的创作群体主要是文人，其接受群体也主要是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因此，其语言至始至终都有“雅化”的倾向，这种“雅化”的语言特色不仅表现在诗词体宾白和唱词上，也体现在散文体宾白上，动辄也是引经据典，文气十足。基于实现戏剧目的和读者接受的考虑，这部分内容的翻译不能字对字的进行翻译，但也不能太口语化，失了其文雅的意趣。因此，在翻译时，先生也采用了变通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文的形象，同时，“把散体对话或独白部分尽量译成明白易懂的英文，例如把‘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译成‘Ive turned sixteen now， but no one has come to ask for my hand”（汪榕培，《牡丹亭》 38;《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361）。

总而言之，先生在古典戏剧的翻译中，为了实现“传神达意”的目标，费的苦心是不言而喻的。先生曾发出慨叹：“我在唱词和诗句的部分是下了一番苦心的。我当然没有能力把所有的唱词和诗句都译成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美丽抒情诗，但是我努力用英语进行再创作，以体现原著文字的优美。……如果能够带点古色古香的味道，却又没有离开当代英语的规范，则大功告成矣”（《牡丹亭》 38;《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361）。当然，这份努力的最好验证就是先生的译文了。《牡丹亭》中最著名的唱词无疑是“惊梦”中一段：“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先生的译文无疑也是别出心裁的：

The flowers glitter in the air，

Around the wells and walls deserted here and there.

Where is the “pleasant day and pretty night”？

Who can enjoy “contentment and delight”？

典籍翻译想要达到“传神达意”本就十分困难，古典戏剧翻译要想达到“传神达意”就更难。即便如此，先生还是知难而上，身体力行，最后才可以淡然说出：“我可以于心无愧地说，我已经尽了我的努力进行了一次尝试”（《牡丹亭》 38;《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361），而这平淡的话语中却饱含了先生对中国典籍翻译事业的奉献和对“传神达意”翻译理想的追求：“我愿意使我的英译成为《牡丹亭》走向世界的新的一步，为最终出现一个真正传神达意的译本提供又一层肩膀”（汪榕培，《牡丹亭》 40;《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 362）。

四、结语

综上所述，汪榕培先生用毕生的精力从事典籍翻译，也用毕生的翻译经历诠释了“传神达意”的典籍翻译思想，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份贡献在这部集中了汪榕培先生翻译研究精华的《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一书中得到了充分展示。汪榕培先生在古典散文、古典诗歌和古典戏剧三类中国典籍的翻译中总结并形成了“传神达意”的典籍翻译思想，这一思想的发扬光大必将助推中国典籍翻译事业更进一步！

注释【Notes】

①为了保证论述采用的参考资料均为第一手素材，本文采用的参考文献均为汪榕培先生本人发表的成果，不采用其他学者的论述或分析。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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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