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一凡

郑板桥是“扬州八怪”之一，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在为竹传神写影，在不断的实践中，总结出“眼中之竹”“心中之竹”“手中之竹”的创作理论，将主观与客观、现实与想象、真实与艺术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了恰如其分的解释。

作为艺术家，郑燮散漫、个性、不落俗套，书画多抒心胸志向、表达真情实感。诗文通俗平易却有震撼力，“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竹石图》）；书体隶楷参半，自称“六分半书”；绘画多画兰、竹、石，其中既见性情又见艺术抱负，“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

对于太过个性的艺术家，我们常常怀有包容之心，似乎对其不畏强权、不畏世俗礼法的行为早有心理准备。郑板桥在其代表作《兰竹石图》中便写到：“要有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固不在寻常蹊径中也。”

然而就在我们等待他极富传奇性的故事和破坏性的行为时，他却幽幽而出一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言。

乾隆元年，郑板桥中进士，先后任范县（今属山东菏泽市）和潍县（今山东潍坊市）县令，任职期间，主张以民为本、爱惜民力，主张行王道、施仁政。《兴化县志》卷八曰：“知范县，爱民如子。”

面对农民，他无限同情、不任刑罚；而面对伤害农民利益的官僚，他却据理力争，态度强硬。《清史列传·郑燮传》载：“官潍县时，岁歉，人相食。燮大兴修筑，招远近饥民赴工就食，籍邑中大户，令开厂煮粥轮饲之……”后因灾请赈，多有亢直言行，得罪上司而被免职。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的竹子中可不仅是风雅之声。

乾隆十四年，就在潍县任上期间，郑板桥给远在老家兴化的堂弟郑墨写了一封家信，表达了自己欲辞官归隐的想法。而在此之前，郑板桥与这位关系非常亲密的弟弟已经通信达十几年之久。

据推断，雍正十三年（1735 年），郑板桥在镇江给堂弟郑墨写了第一封家书《焦山读书寄四弟墨》，此后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 年），五十七岁的郑板桥在潍县任上给郑墨写下最后两封家信为止，这十几年间，郑板桥与郑墨往来通信不绝。两人常常在信中商量家事如何处置，在外为官的处境以及分享读书的心得。乾隆十四年，郑板桥将这些家书编订刊刻，定名《郑板桥家书》。

清刻本 郑板桥家书

郑板桥 《人间具庆图》 立轴 水墨纸本 228×113.5cm 广州华艺国际2019秋季拍卖会 物外——古代书画及文人书房专场 成交价：RMB 24,725,000（题识：石势嵩高作寿呼，两竿修竹婉相扶。兰芽秀茁诸孙盛，此是人间具庆图。裕翁老年台正画，板桥郑燮）

在家书中，郑板桥事无巨细地交待郑墨应该如何照顾家里人和探访的贫困亲友。“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

与郑墨交流自己的教育观念：“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虽嬉戏顽耍，务令忠厚悱恻，毋为刻急也。”“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

嘱托郑墨应该如何对待仆人：“谁非黄帝尧舜之子孙，而至于今日，其不幸而为臧获，为婢妾，为舆台、皂隶，窘穷迫逼，无可奈何。非其数十代以前即自臧获、婢妾、舆台、皂隶来也。一旦发奋有为，精勤不倦，有及身而富贵者矣，有及其子孙而富贵者矣，王侯将相岂有种乎！”（《雍正十年杭州韬光庵中寄舍弟墨》）

从以上内容看，有学者认为《郑板桥家书》是中国古代“齐家”文化的代表作之一，事实上，远不止于此。

郑板桥的“齐家”是以仁爱和同理心为基础的，换言之，“齐家”只是郑板桥“推己及人”的表现之一，因为有仁爱和同理心，他的目光始终在自身之外，所以他不仅关心家里人，还同情贫苦、提倡阶级平等、尊重农民、崇尚天性，甚至对和尚都有共情之心理。“削去头发便是他，留起头发还是我。怒眉嗔日，叱为异端而深恶痛绝之，亦觉太过。”

儒家提倡仁爱，提倡由己及他，并有“内圣外王”的理念，只是总觉得郑板桥的仁爱并不是儒家理念中的被动产物，而是由自身积极生发出的贵生爱物，他对一切生物都是关爱的，一草一木，一虫一蚁。

作为官员，郑板桥将“修齐治平”作为人格理想，在儒家理想之外，他又将自己活成了那个狂放的艺术家。乾隆十四年，在刊印最初的十六封家书时郑板桥曾经写了篇自序。序中说：“几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何以叙为！郑燮自题，乾隆己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