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华东（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引言

几十年来，党和国家在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和建设方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2011 年财政部出台《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是对地方债务预算绩效管理的制度性尝试，预算管理与地方绩效预算开始被应用到地方财务管理当中。自2014年新《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出台，地方政府有了举债的权力，增强了地方政府资金的聚敛能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地方政府埋下了风险隐患。2018 年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正式发布，我国预算绩效制度全面开展。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管理问题上，熊运莲、何怡（2019）从内部控制的视角，阐释了地方性隐性债务的内部控制路径[1]；在地方政府债务的法律治理上，魏敬淼（2019）指出，应发挥金融监管对地方政府过度举债的限制作用[2]；从政府预算视角看，马蔡琛（2018）认为地方隐性债务是由于税制改革的遗留问题与债务管理的滞后的因素造成的[3]；徐晓雯、陶蕾伊（ 2019）则提出，科学规划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必须随着预算绩效改革的推进，进一步实现预算绩效与债务的结合。[4]

通过整理文献发现，很多学者对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研究都很有深度和广度；但是从预算绩效的角度来看，过程性地深入到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研究还尚有不足。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不仅仅是阶段性评估，而且是贯穿到整个“举债—偿还”过程中的长期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