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制度—技术”立方模型与金融科技产业发展**
2021-04-25胡志文董晓伟武献华
胡志文 董晓伟 武献华
〔 DOI〕 10.19653/j.cnki.dbcjdxxb.2021.02.009
〔引用格式〕 胡志文，董晓伟，武献华.“行为—制度—技术”立方模型与金融科技产业发展——文献综述和未来研究方向[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1，（2）：87-96，封三.
〔摘要〕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总结分析，本文认为基本可以归类为行为因素、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三个方面。本文通过构建“行为—制度—技术”立方模型，对金融科技产业发展进行研究，立足于数据库WOS，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分析。本文研究发现，在发表数量快速增长的金融科技文献中，关于行为、制度或技术单一维度因素与金融科技产业联系的研究相对较多，尤其是制度维因素的研究已经成为主要议题，但金融科技产业的政策、法规、规则、公共基础设施等仍然不够完善、不够清晰。本文提出未来研究的三个重要方向：第一，从行为维、制度维或技术因素中，分析双维或三维的交互、融合与金融科技产业的联系;第二，构建金融系统信任机制的模式或途径;第三，分析技术条件与金融科技基础设施的联系。
〔关键词〕金融科技产业;“行为—制度—技术”立方模型;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8-4096（2021）02-0087-11
一、引 言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引致金融服务模式变革，科技与金融的融合产生了金融科技（Fintech）。金融科技产业中，快速增长的投资既促进了金融行业的发展，也促进了相关技术的突破，如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数据分析及图像处理技术等。金融科技可以简单地定义为科技赋能金融创新，并引致新商业模式、新应用、新过程、新产品或服务的出现，金融科技具有诸多效应，如成本节约、创新、规则、税收、安全、信息透明等[1]。Gomber等[2]指出，无论是初创公司还是已进入金融领域的成熟IT企业，都在金融和信息技术的交叉领域寻求发展，为金融服务提供新方案，并与传统金融机构竞争。
总体而言，金融科技产业创造出诸如智能投顾、数字金融、移动支付等方面的金融服务，能更有效地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并具有成长为平台产业的潜力，与此同时，金融科技在促进创新和共享经济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某种程度上，金融科技为整个金融业创造了一个创新和发展的机遇，尤其是对传统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金融科技产业的前景依赖于诸多因素，如消费者偏好及适应能力、政策框架、传统金融机构（如银行）的态度和反应等[3]。对于一个新兴产业，如何实现健康发展是一个重要议题。事实上，金融科技产品所带来的享乐或功利价值会对消费者的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进而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4];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也会显著影响其产业，但大数据技术能够通过信号效应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和搜寻成本;而政策、规则等制度因素具有规范发展的趋势。金融服务本质上是一个受道德、法律、法规限制的复杂系统[5]，制度因素的改变对创新的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因而市场参与者面临着相应的不确定性。因此，如何发展金融科技产业，现有研究已经提供了许多解决方案，但多是散乱、碎片化和不成体系的。本文的目的是全面检视相关文献，通过构建一个理念模型将这些碎片化的方案系统化，并探索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理念框架：“行为—制度—技术”立方模型
本文借鉴Gomber等[2]提出的数字金融立方、三螺旋理论、复杂性理论等基础理论构建“行为—制度—技术”立方模型（如图1所示）。该理论模型由三个维度构成，分别是行为维、制度维和技术维。基于社会经济学的理念，行为与制度的互动导致特定经济结果[6]，它们分别代表“行为—制度—技术”立方模型的两个维度。与此同时，在金融科技产业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技术创新，因而回避技术因素去讨论金融科技产业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螺旋理论描述了基因、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生态学中的复杂因果、非线性、不对称和交互[7]。某种程度上，三螺旋理论的哲学思想与复杂性科学所蕴含的思想很接近，在社会科学领域，复杂性理论倚重自组织、复杂适应性和系统进化等理念，从复杂性视角出发，研究的是个体行为者如何应对所有个体行为共同创造出来的模式，且这种模式是如何实现自我调整的[8]，最具启发性的见解在于，复杂系统中并没有一个“中央控制器”，而是以自组织的方式进行。在这个三维框架内，多数关于金融科技产业的文献都有一个具體位置，据此可以明确文献讨论的议题，如研究行为与制度互动的文献会出现在行为维度和制度维决定的平面中。
（一）行为维
第一个维度是行为维，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考察行为维。首先，从参与方在金融科技产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出发，可以分为生产者行为和用户行为，它们都会作用于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进程。其次，经济学意义上，可以将特定生产者行为或用户行为区分为理性、有限理性或非理性[6]。最后，在追溯行为的源头时，需要明确的问题是什么促使生产者或用户采取了特定的行动，如厂商或许是基于风险与收益的权衡来决定是否投资于金融科技产业，而用户在决定是否使用金融科技产品与服务时，可能会受到环境、制度、政府政策甚至同伴态度的影响。鉴于广泛存在的复杂的动机，参与方会表现出纯粹的理性或非理性行为，但更可能是复合行为。理想情况下，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在行为维上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描述金融科技产业发展的因果关系链条。
（二）制度维
第二个维度是制度维，经济组织是由最小化交易成本驱动的[9]，制度是对政治、经济与社会及其互动的约束。金融系统中一些中介组织会影响生产者与最终用户之间的交易，效率驱动的因素对于构建能够管理产业潜在风险的制度集至关重要。因此，政府部门的制度选择对于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金融科技产业的制度具体表现为规则、社会信任和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信任是契约与执行之间的桥梁，衡量社会信任的一个维度是交易产生的网络效应，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社会规范和预期行为的信心，另一个维度则是确保这些规范和预期行为得到法律和规则的保护。关于制度维，同样可以形成一个制度因素与金融科技产业发展的完整因果关系链。
制度通过交易成本、风险及其他因素作用于相关企业，进而影响到整个金融科技产业。如果略过中间环节，可以得出一些关于制度因素与金融科技产业发展之间联系的论断。例如，相对完善的制度基础能够为金融科技产业创造出一个适合发展的环境;而当前制度也可能成为产业发展的天花板，同时也有可能成为金融科技产业初创企业创新和发展的机遇。
（三）技术维
第三个维度是赋能金融的技术与理念，如区块链、社会网络、近场通信（NFC）、P2P、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技术，不论是日常事务，还是非结构化数据集的复杂分析，金融机构已经开始广泛应用这些技术。只有具备相应的技术条件，金融科技产业才有萌芽和发展的可能性，但具备了这些技术并不必然意味着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因此，技术对于金融科技产业而言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当前，技术条件、产业制度基础和参与方行为共同作用推动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该三维结构类似于由基因、生物体和环境构成的三螺旋结构，它们的相互作用催生了三螺旋结构的进化，并伴随着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在“行为—制度—技术”立方模型的内部，可以分离出一系列子立方，代表了某些具体行为因素、制度因素与技术因素的特定组合。当前的文献或实践可能并不能完全覆盖所有的子立方，空白处代表着未来研究或实践的可能方向。与此同时，金融科技立方本身也可以继续向外延伸，例如，当更先进的技术出现时，技术维度就可以延伸，其他两个维度亦是如此。
三、研究方法
本文借鉴Webster和Watson[10]、Gomber等[2]的方法进行文献梳理，文献综述方法框架如图2所示。首先，将金融科技产业确定为一个研究领域，它同时也是一个集创新、动态对金融经济有巨大影响力的主题，尤其是对新兴市场国家。其次，通过“行为—制度—技术”立方模型把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系统化。本文明确已有研究所确立的某些维度与金融科技产业的联系为主要目的，不可能穷尽每一项研究。最后，定义一个范围，据此缩小检索文献的数量，有助于更加详细地挖掘所选定的文献。
本文选取WOS核心文献作为主要检索对象。考虑到金融科技产业实践的具体情形，并能够检视最新研究成果，检索的时间范围限定在2009—2020年。与此同时，选取了与金融科技相关的关键词：fintech，digital financing，crowdfunding，P2P lending，mobile trading，bitcoin，cyber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electronic insurance，robo-advice等进行文献检索。本文关注的主要结果变量是金融科技产业发展、金融科技投资及相关创新等，目的是确立行为因素、制度因素、技术因素与这些结果变量之间的联系，最终将检索的文献整合到“行为—制度—技术”立方模型中。
四、文献分析
（一）元分析
在WOS核心集中检索到451篇研究金融科技的文献，包括299篇期刊论文、16篇评论文章、136篇其他类型的文献;在此基础上提取WOS数据库相关文献的完整文章目录，包括标题、作者、关键词、摘要、期刊、发表年份等。如表1所示，2015—2020年，发表的金融科技相关的文章有逐年递增的趋势，如表1所示，并表现出快速增加的特征，金融科技正逐渐成长为一个有吸引力的研究领域。
这些文献分布在计算机、信息、商业、经济、工程等多個领域，如表2所示，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献是本文的主要分析对象，尤其是商业、经济、金融、法律等领域。
对检索出的451篇文献进一步筛选，将那些非学术性的或者学术性较差的、与本文研究主题不相关的、纯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电信等领域的文献排除在外，最终筛选出123篇文献用于进一步的详细分析。结合文献的发表时间与“行为—制度—技术”立方模型，这些文献的维度隶属情况如表3所示，考虑到本文主要梳理经济学、金融学和管理学领域的文献，研究相关技术与金融科技产业联系的文献较少，多数文献将技术条件看作是外生给定的;与此同时，研究两个维度或三个维度的互动与金融科技产业联系的文献更少，而这恰恰是更具有实践价值的，相应的领域理应成为未来潜在的研究方向。
（二）内容分析
1.行为维因果关系链
为了完善因果关系链，首先将文献中出现的行为依照理性程度和复杂性程度予以分类，理性行为理论认为，可以通过主体的动机去预测行为，而理性行为源于参与方对自身利益或其他目标的追求，并通过一定的路径影响金融科技产业。例如，态度、易用性、有用性和用户满意度可能会影响到用户对金融科技产品或服务的使用意向和接纳程度[11]。Lim等[12]发现，对相关知识的了解、感知到的安全对用户使用金融科技产品的信心和感知的有用性有显著的影响，但感知的安全性并不意味着用户的使用满意度和持续使用意愿。与此同时，对产品的确认、感知的有用性、满意度与持续使用意愿之间的联系是显著的。Hu等[13]认为，感知的易用性和风险并不会影响用户对金融科技产品使用与否的态度;对智能顾问的态度、大众媒体和规范，才是决定用户是否使用智能顾问服务的关键性决定因素，这种影响还依赖于用户对智能服务设备本身的熟悉程度，越熟悉的客户受易用性和态度的影响越大，不熟悉的客户受规范与否的影响更大[14]。消费者需求、收益和感知的安全性影响到加密支付的使用意愿及其接纳程度，消费者是否使用移动支付会被同伴影响，但他们的购买决策并不容易被网络广告和促销等因素所改变[15]。
Nam等[16]认为，移动银行可以有效替代传统银行的分支机构模式，即银行在减少分支机构数量的同时，移动银行渠道能够确保其利润不受损失;对数字銀行的使用，预期绩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满意度会导致用户的惯性，预期绩效同样是加密货币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信任是决定移动支付和其他金融科技服务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而信任又依赖于一系列其他因素。例如，用户在决定是否使用移动支付时，主要考虑支付平台的信誉、便利性及规格等因素;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首次代币发行（ICO）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代码源的可用性、代币预售以及代币分配收益的时间[17]。隐私保护是决定移动支付及其他金融科技服务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随着金融科技产业发展，伴随其创新性、动态性和多样化特征的是日渐重要的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而隐私保护是金融安全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18]。
与用户相比，银行对金融科技的反应更为积极，可能是因为现有银行普遍存在透明度低、与客户建立信任联系弱等因素有关，客户与决策支持工具的交互决策依赖于这些工具的可用性[19]。个体行为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而非理性的个体行为会影响企业的决策，以众筹平台为例，一个团队往往不会从另外具有竞争关系的团队获得资金，这意味着存在竞争关系的团队倾向规避相互合作，团队层面的竞争削弱了他们的合作，反过来不利于众筹平台的发展。此外，由专业投资者带领的混合型众筹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和风险。因此，在众筹中引入专业投资者是理性行为，与个体行为相比，公司或平台层面的行为更加理性，研究表明，收入水平更高或拥有不动产的借款人更容易从P2P平台上获得贷款[20]。为了使得贷款需求与众筹平台客户投资之间的匹配更加理性，众筹平台应该实行双重转换，一是强化平台的便利性和流程的透明度，加速企业借款人从传统银行渠道向众筹平台渠道的转变;二是提升平台的经济绩效，吸引大众更愿意将更多的资金投资到众筹平台[21]。
影响用户使用金融科技产品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公司内部人员恶意泄露用户的私人信息，这是典型的非理性行为。黑客攻击也会导致信息泄露，但从侧面反映了平台本身就存在薄弱环节，当平台的认证不足时，第三方通过黑客攻击获取利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构建安全的认证体系因此就成为影响用户使用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22]。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与网络安全、欺诈和道德相关的系统性风险，而借助于生物识别、离线与在线的集成等技术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更极端的是违法犯罪行为，伴随着犯罪活动的资金流对经济和社会都有破坏性的作用，而数字化和金融科技同样为犯罪集团创造了新机会，他们可以使用虚拟技术、加密货币等工具使犯罪收益合法化[23]，这对监管者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区块链技术在这一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现实的行为往往不是完全理性的，也不是完全非理性的，而是多种因素作用后的一个表现，这些因素包含对利益的权衡、所处社会网络结构、情感、心理、制度及技术等，复合行为或复杂行为是更准确的表述。关于移动支付的研究表明，用户功利和享乐的价值取向、销售人员的推销行为对移动支付的使用意愿有正向影响[4]，而交易者的经验及模仿行为对绩效和风险的贡献差不多[24]。对传统银行而言，与金融科技企业合作是应对未来颠覆的首选战略，双方合作创造新金融生态并为双方带来价值[25]，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银行的理性选择，更是典型的行为嵌入制度或环境，也就是复杂行为。金融科技正在以巨大的优势改变用户与银行的互动范式;金融科技将逐渐将用户变成多家银行的客户，有助于提升银行间的竞争。在金融科技快速发展背景下，传统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有不同的动机，但可以相互合作。例如，通过战略联盟的方式，金融科技公司可以间接使用银行特有的执照，而银行可以间接使用金融科技公司的先进技术，双方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绕过传统政策规范的限制。
2.制度维因果关系链
制度具有规范行动者行为的作用，使之不会表现出极端行为，有时还具有保护弱者、促进公平的作用。金融科技和数字化转型的障碍往往不是技术，而是金融科技系统与传统金融系统在组织文化、战略管理模式、专业化人才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双方难以实现真正有效的合作。而制度的缺陷，有可能成为技术创新的限制，而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的多少与当地的法律及文化特征紧密相关[26]。政府政策规范的改变会对创新机会产生影响，但并不是唯一因素，宏观经济条件的变化也可能会促进金融创新，由此可见，外部环境改变带来了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则意味着创新机遇。与之类似，基于规则和监管的套利活动与金融科技产业创业投资活动的兴衰密切相关[27]。结合图3的框架，为了构建制度维因果关系链，本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从规则、社会责任、公共基础设施三个方面展开。
比较而言，在监管相对宽松的国家，金融科技公司更有竞争优势;因为在监管严格的国家，企业更不容易创新、且创新成本更高[28];而多重监管、文化等都可能成为用户使用金融科技产品的障碍[25]，但如果金融科技公司不遵守反洗钱法及其他法规，会面临法律诉讼。在金融科技背景下，监管技术不完善、金融法规过于陈旧、监管观念保守都会使得以监管金融中介为核心的传统法规难以适应金融科技的时代;金融科技的监管以数据为核心，而基于数据的监管需要相关技术的支撑[29]。
法律风险对用户的持续使用意向有负面影响[11]，政策法规缺位与监管失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P2P网贷的发展。由于成员国的法律适用不同阻碍了跨境众筹产业的发展，欧盟为了促进欧洲众筹市场的形成，基于金融行业存在的“太大而不能破产”“太大而不能忽视”“太小不能吸引注意”的现象，设定交易金额25万欧元的门槛可以降低众筹平台的系统性风险。因此，规则具有平衡金融科技产业发展、风险和公平的作用，但对于初创的金融科技公司，如果门槛过高，会成为这些初创公司成长的障碍。例如，台湾规定初创公司申请第三方支付许可证的最低门槛是1 000万美元。Magnuson[30]认为，监管机构注意力集中在“太大而不能破产”的风险，却忽视了金融科技相关的分散的小金融市场的非传统风险，而这些风险的总量可能大于大型金融机构的风险，因为分散的金融科技市场更容易受到经济冲击，监管机构对金融科技业务更加陌生不透明，且它们会比大型金融机构更可能参与高风险项目。
在支付领域，欧盟新支付服务指令PSD2允许非金融公司向银行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有希望打破传统金融服务行业壁垒，并提高行业竞争力、促进创新与发展，某一特定规则可能会以不同方式影响创新和竞争[31]。2016年8月，中国出台《网络信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为中国P2P借贷市场的参与者提供全面的法律保护，但有研究表明，中国对P2P的监管限制了网贷平台扮演经纪人角色的能力，可能会对P2P网贷市场的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32]。监管的困难在于，监管者面临多个目标的权衡，既要使消费者受益，又要防止危机，还需要强化市场机制并促进未来创新。监管者还应该寻求金融稳定与推动创新之间的平衡，换言之，在确保消费者利益和良好风险管控的前提下，政策或规则应该有利于促进创新、通过金融科技提出金融普惠[33]。关于金融科技，可能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即最多只能实现提供清晰规则、保持市场权威与鼓励金融创新三个目标中的两个，金融科技的创新促使这些目标之间的权衡发生变化，并引致了风险和收益两个方面的不确定性。监管沙箱提供了一种现实选择，它允许金融科技公司在安全环境中测试其产品，进而鼓励创新，与传统监管不同，监管沙箱具有主动性、动态性和响应性特征[34];另一个现实选择是发展和应用监管科技（RegTech），它有实时识别和解决风险的潜力，而技术变革只有使用新方法才能捕捉[35]。
信任不僅体现在行为维，也会体现在制度维，同时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任可以提升用户使用金融科技产品或服务的意愿[13]，实证结果表明，数据安全、客户信任和设计界面会影响到用户对金融科技的使用[36]。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社会信任的形成，组织文化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有些传统金融机构希望通过学习金融科技公司的文化来建立自己的新文化，然而，吸收金融科技公司的文化并不能牺牲信任、稳定性、员工士气或公司传统，这一理念有助于传统金融机构快速融入金融科技时代;身份识别对于防范欺诈和犯罪、履行对客户的义务及确保市场诚信至关重要[13]，数字身份技术相关的基础设施及程序为解决身份识别问题创造了机会[35]。
此外，需要警惕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制度体系的破坏性，金融科技可能会加剧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的失衡，这种潜力或冲击成为公共政策和监管的最大挑战。监管部门应该抓住金融科技产业创造的机会，利用综合的风险管控机制应对网络风险，并寻求确保网络安全的制度化[37]。中国针对P2P网贷平台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监管体系，引入了许多重大变化，例如，对商业模式的限制、信息披露的要求、注册条件及借贷限制等，这一监管体系有助于实现网贷市场发展与保护用户之间的平衡。
金融科技产业的任一领域都是基于一定的公共基础设施才能运转。例如，移动支付系统建立在复杂多维网络中，公共基础设施是金融科技为用户创造价值的基础。对金融科技公司来说，现有的规则和金融基础设施往往意味着潜在的机会，2008年金融危机后，规则相对宽松、传统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金融中心的国家呈现出更加活跃的金融科技产业的创业投资活动[27]。实际上，多种新旧社会技术设备组合的方式是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途径[38]，而不是通过完全使用新设备或完全新建来实现。总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高、基础设施完善、市场规则灵活的国家涌现出更多的金融科技初创企业。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应该意识到，金融规范的不同会促使经济活动朝向不同的方向发展[27]，监管者应该关注更多的市场参与方，制定恰当的激励措施，不仅要保护消费者，要警惕损害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还需要明确金融科技的范围、由谁监管、以哪种方式监管等问题[3]。
3.技术维因果关系链
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本身伴随着大量新技术的应用，这些技术带来了效率提升，并延伸至多个利基市场，大数据、云计算、移动商务、区块链及P2P交易，使得电子交易模式发生巨大变化。如果没有互联网和数字化，没有硬件和软件在电子设备上的兼容，就不可能提供金融科技服务;而如果没有新的经验、技能及信任，同样不可能提供金融科技服务[39]。新技术的使用在提升金融市场的竞争与效率的同时，也创造出新的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在金融稳定和信任方面。
对于区块链，重要的是鼓励更多的人使用和参与，进而实现更好的安全性和更高的效率。区块链技术的一个应用场景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加密货币具有很多优势，除了便利和费用低之外，重要的是它将金融的主动权还给了公众，尤其是公众对银行满怀失望和不满时。其对于被传统金融排除在外的非货币因素和非正式金融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这恰恰有利于区块链技术发挥脱离金融中介的功能[40]。区块链和众筹平台某种程度上是传统金融中介的替代，内置于区块链技术的信任机制消除了某些领域中对金融中介的部分需求，区块链技术创造了一个建立全新信任机制的机会，它甚至有完美解决不信任问题的潜力。传统的解决方案依赖于对存储数据人员的高度信任，而在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记账下，数据存储在大型网络中，没有人可以保存所有信息，理论上完全不存在信任问题[41]。
因此，有如下三個可能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第一：双重或三重因素对金融科技产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例如，行为因素与制度因素的互动如何作用于金融科技产业，怎样实现行为、制度与技术的最佳融合等。相比较而言，类似的多重因素情景更加接近金融科技实践，自然能够更好的指导实践。第二：信任相关议题是金融科技产业的重要研究方向。基于本文综述，信任同时出现在行为维、制度维和技术维的研究中。总体而言，信任会影响用户行为和企业信誉，而信任的构建既可以通过制度建设实现，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但并不是非此即彼。例如，区块链技术提供了构建信任的技术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传统的基于中心化的制度方案，中国的数字货币实践就是很好的探索，它是基于技术方案与制度方案的融合。第三：建立技术条件与金融科技基础设施的联系。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伴随着大量的新技术的应用，但所有的新技术都需要必备公共基础设施的支撑。然而，在巨额的投资面前，盲目追求高科技的先进公共基础设施是有争议的，只有明确了金融科技产业与公共基础设施之间的联系，进行合理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才能实现基础设施建设的最优投入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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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Institution-Technology” Cubic Model and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Industry：Literature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Orientation
HU Zhi-wen1，DONG Xiao-wei2，WU Xian-hua1
（1.Investment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116025，China;2.Business School，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angshu 215500，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ntech industry is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which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aspects：behavioral factors，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technological factors.In this paper，we construct a "behavioural-institutional-technology" cubic model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ntech industry，based on the database WOS，and systematically analyse the existing literature.This paper finds that，among the rapidly growing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fintech，there are relatively more studies on the linkages between single-dimensional factors such as behavioural，institutional or technological factors and the fintech industry，especially the institutional dimension has become a major topic of study，but the policies，regulations，rules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 of the fintech industry are still incomplete and unclear.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important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first，to analyse the link between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wo or three dimensions and the fintech industry from the behavioural dimension，institutional dimension or technological factors;second，to construct a model or way of trust mechanism in the financial system;and third，to analyse the link between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and fintech infrastructure.
Key words：fintech industry;"behavioral-institutional-technological" cubic model;literature review
（責任编辑：李明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