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聪，汤少梁，成 彦

（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2019年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截至2020年5月14日，全球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421万例，给人类发展和全球经济进步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中，“三药三方”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抗疫经验的结晶在防治新冠肺炎中展现出独特疗效，发挥了重大作用。重大传染病疫情具有危害性大、波及范围广、爆发紧急、事前隐匿的特性[1]，中医在防治传染病方面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在防疫抗疫过程中积累了许多丰富宝贵的经验，形成了成熟的理论体系[2]。将中医药融入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战疫工作中的特色，构建并完善中西医结合应急管理体系，对我国重大传染病防控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在分析我国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现状的基础上，拟初步构建中医药+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层次结构模型并对各指标进行权重计算和一致性检验，最终形成中医药+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指标体系，以期能为构建我国中医药+应急管理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1 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概述

本文借助文献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 space对我国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研究现状进行分析，以“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重大疫情”“应急管理”为主题词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检索1990年1月-2020年4月的相关文献，共获得83篇，难以进行可视化分析，或可视化分析结果可能存在偏误。为增加文献分析数量，笔者以“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为主题词，期刊来源选择CSSCI和核心期刊，时间选择1990年1月-2020年4月，在CNKI进行检索，共获得135篇相关文献。对以上3次检索结果，进行筛选，排除会议报道、征稿启事等类型的文献，最终共获得199篇相关文献用于可视化分析。关键词是论文中出现频率最高、同时也是最核心的词汇，对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该领域各阶段研究的重点[3]。本文利用Cite space对199篇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出现7个聚类：#0疫情防控、#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应急管理、#3动物疫病、#4public health、#5emergency management、#6应急物资储备。同时对网络聚类模块性进行检验，Modularity Q=0.7758＞0.40，说明该图谱聚类效果较好，聚类模块结果科学可靠。

从关键词聚类结果可以看出，这7个聚类是我国学者近些年对于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其中鲜有文献研究涉及中医药在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发挥。政府作为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主体，应制定高效的应急运行机制，协调各相关部门进行活动。从2002年的非典疫情到2009年甲流疫情，再到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重要程度和参与度明显提升，在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等方面进步显著，对阻断疫情蔓延发挥了重要作用[4]。但是国家目前尚未将中医药纳入我国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导致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因此本文基于层次分析法研究中医药+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构建中医药+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指标体系，以期为完善我国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防控重大传染病疫情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2 层次分析法

我国中医药+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层次结构复杂，评价指标模糊，应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中医药+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指标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观随意性等问题，最终得出各层的子系统对总目标的相对重要度排序[5]，构建出我国中医药+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指标体系。在构造指标体系的判断矩阵时，本研究采用专家调查法，对同层次的指标之间进行两两比较，并判断其对于上一层次因素的重要性，指标间比较结果参照1-9标度法进行表示。根据9级标度法，对因素i和j相互比较判断，可以得到一个值。这样，就构成一个量化的矩阵，即判断矩阵。

表1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3 应用AHP构建中医药+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指标体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前期的研究基础、文献查阅[6-8]，本文将中医药+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即目标层）分成5个方面（即准则层，第一层级）：B1（组织构架）、B2（预防与应急准备）、B3（监测预警体系）、B4（应急处置体系建设）和B5（恢复与重建）。各个准则层下又设有若干初选指标，在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讨论后，把初选指标进行规整和约简，凝练成关键指标（即指标层，第二层级）。

3.1 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中医药+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指标权重

3.1.1 建立中医药+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层次结构模型

准则层B1（组织构架）包括指标：C1（政府常设机构）、C2（指挥组织体系：应急指挥部）、C3（中医药科学研究与成果转化支持机构）、C4（疾病防治管控机构）、C5（媒体舆论监督）和C6（中药注册审评专门机构）；准则层B2（预防与应急准备）包括指标：C7（疫情防范中医特色教育宣传）、C8（中医药防护重大传染病干预方案）、C9（应急中药资源储备）和C10（中西医结合应急预案制定）；准则层B3（监测预警体系）包括指标：C11（中西医结合应急预案演练）、C12（中西医结合危险源识别监测）和C13（中医重大传染病危险预警）；准则层B4（应急管理）包括指标：C14（重大传染病中医药辩证分级管理）、C15（中西医结合应急救援医疗队伍建设）、C16（应急救援特效物品供应紧急支持）、C17（疫情信息沟通报送网络建设）、C18（心理应急干预）和C19（政府强制控制）；准则层B5（恢复与重建包括指标）：C20（疫情评估总结）、C21（中医药应急管理法律法规完善）和C22（问责与纠错）。见表2

3.1.2 构建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结合中医药+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层次结构模型，设计专家咨询评议表，邀请12名相关专家（其中从事中医药应急管理的高校教师专家4名，从事中医药管理工作的政府人员2名，中医院工作人员4名，医药企业工作人员2名），发送指标权重评价打分表给各位专家，由他们进行独立评分，收回打分表后进行统计。

3.1.3 计算指标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邀请3名专家进行会议讨论，对统计结果进行调整和修正，确定最终各指标的重要程度；采用范围较广而计算量相对较小的和积法确定权重，结果如下：

①准则层各项指标权重确定

一级指标包括B1（组织构架）、B2（预防与应急准备）、B3（监测预警体系）、B4（应急处置体系建设）和B5（恢复与重建），判断矩阵中各准则层权重系数见表2。在一级指标判断矩阵中，=5.1299，CI=0.0325，RI=1.12，CR=CI/RI=0.0290（小于0.1），说明判断矩阵中各准则层的权重系数可以接受，且判断矩阵符合一致性检验标准。

②指标层各项指标权重确定

B1（组织构架）对应的二级指标C1-C6，判断矩阵中权重依次 0.1924、0.1887、0.0994、0.4370、0.0283、0.0541。B2（预防与应急准备）对应的二级指标C7-C10，判断矩阵中权重依次为0.0552、0.1389、0.2734、0.5325。B3（监测预警）对应的二级指标包括C11-C13，判断矩阵中权重依次为0.0909、0.4545、0.4545。B4（应急管理）对应的二级指标包括C14-C19，判断矩阵中权重依次为0.1157、0.2607、0.1978、0.0515、0.0281、0.3462。B5（恢复与重建）对应的二级指标包括C20-C22，判断矩阵中权重依次为0.1667、0.6667、0.1667。由于篇幅原因以上判断矩阵原始数据未列出，计算结果仅展示各指标权重。

在B1（组织构架）次判断矩阵中，λmax=6.2478，CI=0.0496，RI=1.24，CR=CI/RI=0.0400；在B2（预防与应急准备）次判断矩 阵 中，λmax=4.2050，CI=0.0683，RI=0.90，CR=CI/RI=0.0759；在B3（监测预警）次判断矩 阵 中，λmax=3.0000，CI=0.0000，RI=0.58，CR=CI/RI=0.0000；在B4（应急管理）次判断矩阵中，λmax=6.5334，CI=0.1067，RI=1.24，CR=CI/RI=0.0860；在B5（恢复与重建）次判断矩阵中，λmax=3.0000，CI=0.0000，RI=0.58，CR=CI/RI=0.0000。以上CR值均小于0.1，说明判断矩阵中各准则层的权重系数可以接受，且判断矩阵符合一致性检验标准。

③中医药+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指标综合权重计算

综合准则层和指标层判断矩阵，计算各层指标对中医药+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总排序权重，得到每个指标C对中医药+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A的影响程度，见表2。

表2 指标层对目标层的权重排序表

3.2 中医药+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指标权重计算结果分析

从准则层来看，中医药+重大传染病B4（应急处置处）于最重要的位置，B3（监测预警）、B1（组织架构）、B2（预防与应急准备）、B5（恢复与重建）分别位于第2、3、4、5位。这说明中医药+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最强调其应急特性，疫情应急处置管理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疫情蔓延范围大小、持续时间长短、伤亡人数多少等方面；其次，若疫情爆发前各相关部门能够建立完善的监测预警系统，对各种可能发生的重大传染病潜在危险进行有效分析识别，将会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人财物的耗费。

从指标层来看，B1（组织架构）中C4（疾病防治管控机构）在指标总排序中位于第6位，疾病防治管控机构包括各地区疾病防控中心和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是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专业基础，当前中医药防控重大传染病的机构建设不够完善，缺乏专门的中医传染病医院，中医医院的传染病科建设和传染病医院的中医科建设不足。C3（中医药科学研究与成果转化支持机构的建设）在指标排名中虽然处于相对靠后的位置，但并不能说明该指标不重要，在抗击此次新冠疫情中，“三药三方”等中医药科研攻关成果说明中医药能为打赢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的支撑。B2（预防与应急准备中）C10（中西医结合应急预案制定）在指标总排序中排在第7位，在疫情防控不减压常态化新形势下，在相关应急预案中增加中医药内容，配备中医常用药物、器械等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保障，制订科学的“中西医并重、中西医协作”的应急管理预案对中医药+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9,10]。B3（监测预警）中C12（中西医结合危险源识别监测）和C13（中医重大传染病危险预警）在指标总排序中并列第1位，中医运气学说能够演绎推论自然气候环境与人体生理病理的关系，探索自然现象和生命现象的共有周期规律，进而找到疾病的发病规律及相应的防治方法。这在现代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可见中医运气学说对于研究重大传染病的重要性不容忽视[11、12]。B4（应急处置）中C19（政府强制控制）和C15（中西医结合应急救援医疗队伍建设）在指标总排序中分别排在第3、4位。中国医学科学院钟南山院士在与韩国分享抗疫经验时指出：中国政府采用武汉围堵、全国范围内群防群控等干预措施，仅4周疫情就得到了基本控制；此外从当前全球抗疫局势来看，政府强制干预确实是控制疫情的有效方法。中西医结合应急救援医疗队伍建设是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重要保障，建设一支中医功底深厚、重症救治能力强的临床人才队伍，培养具有中西医知识与技能的重大传染病防控复合型人才对防控重大传染病具有重要意义[8]。B5（恢复与重建）中C21（中医药应急管理法律法规完善）在总排序中排在第8位，当前中医药+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相关法律的空白和已有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对滞后，中医药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的能力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本文初步构建中医药+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层次结构模型，并对各指标进行权重计算和一致性检验，最终形成我国中医药+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可与李克特量表结合，通过专家打分结果定量分析评价我国公共卫生体系总体的疫情应急管理能力，为建设完善我国具有中医药特色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供重要参考。

4 结论

当前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但并不意味着战疫工作彻底结束，疫情防控工作还未到“交卷”的时候。进入后疫情时代后，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先后印发《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发挥医疗机构哨点作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信息化支撑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等政策文件要求从各个方面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张伯礼、黄璐琦等在此次防控新冠疫情工作中做出卓越贡献的知名专家都指出要将中医药真正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实践证明我国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必须要有中医药的参与，要重视中医药守正创新，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预警、预防、治疗、恢复多方面的作用。利用中医经典理论运气学说，探索中医预警预测重大疫情发病趋势新思路，结合气象等数据，进一步提升其准确性、科学性、实用性[13]；要将中医药与医改结合，发展中医医联体，提高公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中医服务能力，积极宣传中医药防治知识，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未病先防方面的优势；认可中医药在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中发挥的作用，研究中药的作用机制，发挥中药多靶点干预治疗优势，积极进行科研成果转化，研制中药新药，做好中医药应急物资供给及人才储备；同时，积极寻求中西医结合治疗最优模式，发挥出“1+1＞2”的作用。此外，政府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联合行业专家成立具有中医药特色的疫病防控小组，完善应急预案，补齐短板，积极探索数字化、信息化重大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同时，要注重填补中医药应急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空白，保障中医药参与疫情应急管理有法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