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照君，Nan Yu，王红漫，吴志斌，郭可鑫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6；2.中弗罗里达大学尼克森传媒学院，佛罗里达州 奥兰多 32828；3.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191）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9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54亿，占总人口18.1%；65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76亿，占总人口12.6%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窗口期，到“十四五”末，我国预计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20%，从轻度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为了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提出持续增进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幸福感反映了从客观的功能性健康到对生活质量主观感知的多种状态[1]。

进入老龄期，很多老年人经历了社会角色的丧失、终身伴侣的丧失以及身体和精神能力的丧失等生活变化带来的压力[2]。2020年新冠肺炎在全球爆发，老年人成为新冠肺炎的高危群体。面对每日不断攀升的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新旧媒体铺天盖地、真假难辨的新冠信息，“信息疫情”（infodemic）加速疫情传播[3]带来更多焦虑感和恐慌感，老年人又无法像往日那样参加广场舞、合唱团等群体性社交活动，居家抗疫、居家隔离时间长了也给老年人带来孤独感、恐惧感和焦虑感[4]。新冠疫情形势严峻期间，老年人作为高危人群，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以及社会信任度、情感支持、网络社交规模等社会资本因素，是否会影响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建构，已成为我国推进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必须直面的话题，而学界目前对此鲜有研究。鉴于此，本研究拟基于社会资本理论，采用新冠疫情期间针对全国老年人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对老年人新冠期间生活满意度的构建与影响，旨在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帮助相关机构更好地了解老年人在数字化社会的社会资本特征，进而更有针对性地推动我国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关注的前沿和焦点问题。Bourdieu首次在社会学领域使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提出社会资本是一种由群体成员和社会网络组成的资源，“一个特定代理人拥有的社会资本总量……取决于他能有效调动的关系网的大小”[5]。Coleman对社会资本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提出社会资本按功能来界定，是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构成，能够促进社会结构中个体的行为[6]。Putnam在Coleman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认为社会资本主要由道德义务和规范、社会信任、社交网络组成，可以通过协调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7]。社会信任与社交网络被认为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要素。Helliwell与Putnam采用家庭力量、朋友与邻居的关系、公民参与、信任等维度测量社会资本，发现社会资本对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8]。借鉴学者们的研究，同时考虑到老年人新冠疫情期间，居家禁足、居家隔离、保持社交隔离等社交限制给老年人带来社交疏离，本文选择社会信任、情感支持、网络社交规模3个维度探讨社会资本对老年人新冠期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社会信任作为学者们衡量社会资本最常用的代理变量，是社会资本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它通过多种方式增强社会幸福感[9]。综合考察广义信任、社会规范、自愿联系等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幸福感主要是由社会信任驱动的[10,11]。用社会信任来衡量的社会资本与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关系[12,13]，与国民幸福感也显著正相关[14]。社会信任与老年人的幸福感存在正效应，老年人的社会信任与被信任程度越高，其幸福感越强[15]。无论是个体的社会信任还是总体的社会信任都与幸福感、满意度关系密切，社会信任程度越高，满意度越高，幸福感越强。皮尤研究中心就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成年人之间的信任度进行调查发现，人们的社会信任度越低，他们也就越可能有更多的焦虑感、抑郁感和孤独感，美国老年人对疫情的负面情绪较少，对他人表现的评价也更加积极[16]。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老年人的社会信任度越高，新冠期间的生活满意度越强。

老年人在基本生活水平得到满足后，来自心理上的支持和交流对于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变得更为重要[16]。随着朋友和家人数量的减少，以及自身的生理变化和功能衰退，老年人尤其关注与熟人的关系强度，朋友、家庭、长期关系等会提高老年人在生活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方面的积极体验[17]。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老年人如果与配偶、子女等他们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人之间的情感关系缺乏或减弱时，容易导致“情绪孤独”[18]，产生焦虑感、凄凉感等不良情绪。具有高依恋回避和高依恋焦虑的老年人，在生活中往往会增加消极认知和感受，容易产生孤独感，进而影响生活满意度的水平和主观幸福感的感受[19]。情感性的支持有利于缓解心理压力, 提高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那些能够获得情感支持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也保持着较高水平[20]。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情感支持能够提高老年人新冠期间的生活满意度。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认为，人们在生活中建立并与之互动的社会关系能够提供高水平的情绪收益[21]。针对瑞典老年人的一项3年随访调查发现，没有精神障碍的老年人的焦虑与缺乏足够的人际网络有关[22]。美国老年人的社交网络类型也与幸福指标存在关联，且在社会资本较大的网络类型中，会有更少的孤独感与焦虑感，以及更多的幸福感[23]。选择性社交在年龄较大的群体中表现很明显[24,25]，老年人喜欢与志趣相投的朋友交往互动，这能够明显提高他们的积极情绪[26]。老年人的社交活动相对单一，新冠疫情期间，居家隔离、保持社交距离等社交限制容易导致老年人的孤独、抑郁和焦虑等症状。健康老龄化专家认为，“孤独和寂寞是痴呆症的主要危险因素，而冠状病毒可能会使这种情况复杂化。老年人保持参与和活跃很重要”。身处多元的社交网络类型，老年人能从中获取更多的主观幸福感[27]。社交规模越大,老年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数量越多，社会支持越多元，异质性程度越高, 越可能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28]。由此，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3：广泛的网络社交规模能够提高老年人新冠期间的生活满意度。

2 数据及模型

2.1 资料与方法

2020年1月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中国武汉爆发，并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2月份是国内抗击新冠疫情最关键的时期。本文采用随机问卷调查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考虑到居家隔离政策的出台，主要通过问卷星网站、微信群、朋友圈等渠道发放，由老年人本人填写，或者委托子女、亲戚朋友在线代为填写。2020年2月17日-2月28日期间，回收有效问卷456份，覆盖河北、北京、山东、江苏等2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主要集中在华北和华东区域。

采用软件SPSS 24.0对数据进行编码与分析。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见表1。

表1 456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2.2 模型构建

本文主要检验社会资本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由于因变量生活满意度分为5个水平，因此本文使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s回归，将生活满意度的5个水平按不同间断划分为4种，得出以下4个回归模型：

其中p为生活满意度在j的范围内的概率，βoj为常数项，x1、x2、x3、x4、x5、x6为自变量，依次是年龄、月收入、自评健康、社会信任、情感支持、网络社交规模。

2.3 变量说明

2.3.1 被解释变量

生活满意度侧重对一个人所经历的生活质量的回顾和判断。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是经验相关的[29]。美国心理学家迪纳认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涉及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生活满意度3个方面[30]。也有学者分别采用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两个因变量指标分别测度老年人的幸福状态[31]。借鉴学者们的研究，本文设置生活满意度的题项是“您对自己目前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赋值“很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满意=3、很满意=4、非常满意=5”，得分越高表明生活满意度越高（均值=3.70，标准差=0.79）。

2.3.2 解释变量

社会信任的测量，采用的题项是“您认为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吗？”赋值“很不信任=1、不信任=2、一般=3、信任=4、很信任=5”，数值越高说明他们对社会的信任程度越高（均值=3.48，标准差=0.70），根据均值设置虚拟变量，0代表不信任，1代表信任。

情感支持,主要是测度家庭成员、亲戚朋友与老年人的情感依赖关系，采用题项“当您需要情感支持时（如需要商量问题或遇到困难问题），您是否有人可以依赖？”此题的赋值为“没有=0，有=1”（均值=0.84，标准差=0.37）。

社交网络规模的测量，采用题项“疫情期间，除家人外，您平均每天与多少人线上交流接触？”，选项为“0人、1～4人、5～9人、10～19人、20～50人、51人以上”，每日接触的线上人员越多，说明老年人线上社交网络规模也就越大（均值=2.63，标准差=0.98）。根据均值设置虚拟变量，赋值“4人及以下=0，5人及以上=1”。

2.3.3 社会人口学变量

自评健康已被学者们证明是测量健康的较为稳定的指标[32,33]，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34-36]。本研究设置自评健康题项“总的来说，您的健康状况如何”，采用Likert五级量表的打分法，赋值为“非常差=1，比较差=2，一般=3，比较好=4，非常好=5”，数值越高代表自评健康状况越好（均值=3.54，标准差=0.82）。根据均值将自评健康设置虚拟变量，0代表不健康，1代表健康。

年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显示，在诸多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差异的因素中，年龄排在首位[37]。但也有学者发现，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在主观幸福感上没有明显的相关性[38]。本文将年龄变量设置为虚拟变量，“60～65岁”赋值为0，“65岁以上”赋值为1。

个人月收入：收入状况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关系得到了很多学者的验证。本研究设置题项“您的个人月收入”，选项为“无收入，＜1000元，1000～3000元，3001～5000元，5001～10000元，1万元以上”，赋值“3000元以下=0，3000元及以上=1”。

3 结果

3.1 单因素分析

从新冠疫情期间不同状态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对照比较的卡方检验看，除了年龄变量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月收入、自评健康、社会信任、情感支持、网络社交规模变量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这些变量对新冠疫情期间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影响。

3.1.1 年龄

从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的态度看，60～65岁老年人在新冠疫情期间对生活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分别占57.14%和11.28%，65岁以上老年人在新冠疫情期间对生活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分别占11.05%和1.58%，虽然老年人是新冠肺炎的高危人群，但两组老年人在新冠疫情期间对生活满意度均比较高，且无显著差异。

3.1.2 月收入

从不同收入的老年人群体的生活满意度的态度看，月收入＜3000元的老年人在新冠疫情期间对生活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分别占50.20%和10.28%，月收入≥3000元的老年人在新冠疫情期间对生活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分别占64.53%和12.32%，提示在新冠疫情的严峻期间，居家抗疫什么时候结束尚不明朗，月收入高的老年人生活相对充裕，对生活满意度也相对较高。

3.1.3 自评健康

从不同健康状态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的态度看，自评身心不健康的老年人在新冠疫情期间对生活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分别占43.58%和4.59%，而自评身心健康的老年人在新冠疫情期间对生活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分别占到68.49%和17.23%，即身心健康的老年人在新冠疫情期间对生活满意的人数占比更高。

3.1.4 社会信任

从不同社会信任度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的态度看，对社会不信任的老年人在新冠疫情期间对生活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分别占44.34%和5.19%，而对社会信任的老年人在新冠疫情期间对生活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分别占到67.21%和16.39%，即社会信任高的老年人在新冠疫情期间对生活满意的人数占比更高。

3.1.5 情感支持

从有无情感支持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的态度看，遇到困难或者要作出重大选择时，没有家庭朋友支持的老年人在新冠疫情期间对生活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分别占31.51%和10.96%，而有情感支持的老年人在新冠疫情期间对生活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分别占到61.35%和11.23%，即有情感支持的老年人在新冠疫情期间对生活满意的人数占比更高。

3.1.6 网络社交规模

从拥有不同网络社交规模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的态度看，网络社交规模小的老年人在新冠疫情期间对生活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分别占53.63%和8.06%，网络社交规模广泛的老年人在新冠疫情期间对生活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分别占到60.10%和14.90%，即网络社交规模广泛的老年人在新冠疫情期间对生活满意的人数占比更高。详见表3。

表 2 不同变量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比较分析 n（%）

3.2 多因素分析

本文使用SPSS 24.0软件进行分析，将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多分类有序Logistic回归，Logit连接函数尺度模型拟合的x2=130.912，P＜0.001，说明回归模型拟合信息显著；拟合优度检验中采用Pearson法和Deviance法，两者的P值分别为0.089和0.810，均大于0.05，说明该函数的模型能够拟合数据。平行性检验中x2=24.955，P=0.126＞0.05，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在各个回归方程中是相同的，满足平行性的假设。从表3中多分类有序回归的结果看，自评健康、社会信任、情感支持对老年人新冠期间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

3.2.1 自评健康

从自评健康对疫情期间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看，回归系数β=-1.361，并且呈现出在0.001水平下的显著性（Waldx2=40.066，P＞0.001）,估算值OR，即EXP(-1.361)=0.256。由此可以发现对于身心健康差的老年人比身心健康好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提升至少一个等级的可行性是0.256倍左右,换句话说，身心健康良好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是身心健康差的老年人的EXP(-(1.136))=3.899倍。

3.2.2 社会信任

从社会信任对疫情期间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看，回归系数β=-1.128，并且呈现出在0.001水平下的显著性（Waldx2=28.538，P＞0.001）,估算值OR，即EXP(-1.128)=0.324。由此可以发现对于社会信任低的老年人比社会信任高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提升至少一个等级的可行性是0.324倍左右,换句话说，社会信任高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可能性是社会信任低的老年人的EXP(-(1.128))=3.091倍。

3.2.3 情感支持

情感支持对疫情期间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看，回归系数β=-0.869，并且呈现出在0.001水平下的显著性（Waldx2=11.178，P=0.001）,估算值OR，即EXP(-0.869)=0.419。由此可以发现对于没有情感支持的老年人比有情感支持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提升至少一个等级的可行性是0.324倍左右,也就是说，有情感支持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是没有情感支持的老年人的EXP(-(0.869))=2.385倍。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表2中月收入变量对老年人新冠期间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组间差异，但从有序Logistic回归的结果看，月收入对老年人新冠疫情期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两者之间的显著性P＞0.005。表2中网络社交规模变量对老年人新冠疫情期间生活满意度亦具有显著的组间差异，但从有序Logistic回归的结果显示，网络社交规模对老年人新冠疫情期间的生活满意度影响也不显著，两者之间的显著性P＞0.005。也就是说，新冠疫情期间，老年人通过互联网建立的社交规模并不能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表3 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有序Logistic回归结果

5 讨论

在新冠疫情严峻期间，囿于居家抗疫、居家隔离、禁足令、保持社交隔离等社交限制，老年人无法像往日那样参加广场舞、合唱团等群体性社交活动，容易产生孤独感和凄凉感，“信息疫情”又加重了老年人的焦虑感与恐慌感，严重影响着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本研究借鉴社会资本理论，采用新冠疫情严峻期间全国老年人线上问卷调查数据，主要考察社会资本变量对老年人新冠期间生活满意度的构建与影响。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5.1 高社会信任度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在新冠疫情间的生活满意度

信任是集体效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9]。比起社会信任度低的国家，生活在社会信任度高的国家的幸福感更强[40]。在新冠病毒全球爆发的特殊时期，新冠谣言四起，亚洲口罩脱销、欧洲卫生纸断货、美国枪支被抢购等，都充分证明高风险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极易发生。不信任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在历史上亦不少见。20世纪90年代末，英国对麻疹-腮腺炎-风疹(MMR)疫苗的犹豫与英国政府“历史上的不信任程度”有关，加速了病毒在全国的传播[41]。2015年，美国加州爆发的麻疹疫情与美国父母对公共卫生机构和企业的不信任有关[42]。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老年人作为新冠肺炎的易感染人群，愈加凸显老年人的“社会信任”之重，而与老年人建立紧密情感联系的子女与亲朋好友，正在成为他们高度依赖并信任的新冠信息来源。

5.2 基于熟人社交圈建立的情感支持对老年人新冠疫情期间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相对于年轻人而言，SARS疫情期间老年人对情感亲密的社交伙伴的偏爱，能够减少他们的负面情绪，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43]。本研究发现新冠疫情期间，基于信任的情感支持能够有效缓解老年人在新冠疫情期间焦虑感和孤独感，显著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指数。这与护航模型不谋而合，即与个人有较高亲密度的社会关系处于与个人较为紧密的护航轨道,与个人维持较低亲密度的社会关系则占据较为疏离的护航轨道[44]。

5.3 建立广泛的网络社交规模并不能显著提升老年人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生活满意度

对于老年人而言，建立一定规模的社交网络，能够给老年人增加休闲娱乐和交流沟通的机会，缓解他们的孤独感与焦虑感，而且在需要帮助或者危机的时候，容易得到社会支持，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社交媒体是自我表达、交流和自我推广的重要渠道[45]，能够为老年人提供一种非面对面的缺场社交方式，突破老年人生理机能的限制，避免因地理界限或身体因素而产生的非及时沟通或无效沟通。但是作为数字弱势群体，老年人无法像“数字原住民”那样主动地从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上获得所需要的信息，也无法像“数字移民”那样从传统媒体快速转移到网络新兴媒体。本次调查发现，在新冠疫情期间，虽然老年人使用网站以及在线社交模式的频率增强，但是网络社交不同于老年人热衷的跳广场舞、下棋等面对面线下社交，加之“信息疫情”通过社交媒体放大了虚假消息的滚雪球效应，加剧了老年人的焦虑感和恐慌感，这也使得建立在非熟人社交的网络社交规模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

综上，本研究将社会资本理论置于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保持社交距离的语境下，分析社会信任度、情感支持与网络社交规模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差异，发现自评健康状况越好、社会信任度越高，以及基于熟人社交圈建立的情感支持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新冠疫情期间的生活满意度，但广泛的网络社交规模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并未有显著影响。本研究拓展了社会资本理论的应用领域，但是囿于新冠疫情期间居家“禁足”，本文主要采用线上问卷调查，缺少对老年人的深度访谈，未来将结合深度访谈和质性研究，进一步探讨线上社会资本与线下社会资本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差异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