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飞宇(中国地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0 引言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六稳”方针，其中居于首位的就是稳就业。随着大学毕业生数量连创新高，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日益凸显。新冠肺炎疫情笼罩下，大学毕业生择业困难显著加大，习近平、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就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以往关于职业决策的研究主要针对职业决策的过程和策略，注重理论规范化，缺乏实践性。然而面向个体差异的实证研究能更好地联系实际并发挥指导意义，即面向个体差异的研究能够清晰地诊断出大学生在职业决策过程中遇到的典型困难，针对不同成因对症辅导，帮助学生认知与培养自己的能力等，提高自身岗位胜任力，进而减少职业决策困难与就业压力。

鉴于此，研究大学生择业自我效能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情况，更深入了解了大学生在就业时特有的心理特质、信息情况和实际问题等，能为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决策辅导奠定良好基础，有利于促进大学生职业心理发展和成熟，提高其自我效能，增强自主决策能力，从而进一步改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实践的质量。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职业决策困难

职业决策困难(Career Decision Making Diff iculties)是职业心理学研究领域中重要概念之一，目前尚未出现一个统一的定义。Criets(1969)认为是个体无能力挑选或是承诺于一个即将准备或已经进入的特定职业的行动过程[1]。Kurmboltz(1976)认为其实质是对决策不满意的一种状态，可能由于相关的学习经验不够，或个体尚未学会运用一套职业决策的系统方法所致，是缺乏某种学习经验的自然结果[1]。Gati和Osipow(1996)认为是个体在做职业决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难题[2]。龙立荣和彭永新(2000)将职业决策困难定义为个人在职业选择(进入职场或面临转变)过程中难以决策，不知道要从事什么职业或者如何选择职业[3]。

本研究所指的职业决策困难是在职业发展过程中(职业进入或调整时)出现的自然状态和正常现象，是大多数人都会面临的问题，并非因一定的人格问题而导致的职业决策障碍。综上，本研究采用郝祥(2006)的定义：“职业决策困难是导致个体不能选择或承诺于一份职业的各种困难，即无法做出选择或对所选不满意[2]。”

以往研究职业决策困难涉及与人口学变量(性别、年级、家庭等个体因素)、文化因素关系的研究，还有干预研究和前因变量研究[4]。国内诸多对职业决策困难研究中尽管使用的量表相同，但其结果却不尽相同，需要进一步验证研究[5]。本研究主要进行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在人口变量上的差异性影响分析，以及前因变量中大学生择业自我效能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研究。

1.2 择业自我效能

Bandura(1977)首次提出了自我效能理论，是指“人们对自身完成某项给定任务或工作行为的能力的自信程度”[6]。Hackett和 Betz(1981)提出择业自我效能(career decision making selfeff icacy)，是指个体在进行职业生涯决策时对自己做出正确决策所具备的能力的信心程度，是对自己在职业抉择中作出相关行为的自信程度[6]。Taylor和 Betz(1983)提出，择业自我效能的实质是个体对自己完成择业相关任务所需能力的信心程度[3]。

不同学者对择业自我效能的定义虽有细微差异，但基本认知是一致的，本研究采用中国学者彭永新、龙立荣(2001)的定义：“择业自我效能是指决策者在进行职业决策过程中对自己成功完成各项任务所必需的能力的自我评估或信心[7]。”

1.3 职业决策困难与择业自我效能

Amir和Tami等(2006)对即将步入大学的同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各维度困难表现出不均衡水平，且各维度的职业决策困难和择业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8]。Tracy(2000)研究表明不同职业未决的程度，不同的择业自我效能感水平遇到的职业决策困难不同[9]。Betz 和Voyten(1997)提出，择业自我效能是中介变量，其他变量是通过择业自我效能这一中介变量作用于职业决策困难的[10]。Taylor和Popma(1990)研究指出，在各个影响因素中，择业自我效能感是对职业决策困难唯一显著的预测变量[11]；而Peter Creed等人通过追踪研究发现，决策自我效能的改变不能改变职业决策的困难程度，即择业自我效能并非职业决策困难的有效预测变量，且提出了可能存在第三个要素(例如时间因素)的作用[12]。

我国学者刘长江等(2006)的研究说明，不同水平职业决策效能者存在不同的职业决策困难，除收集信息与缺乏准备外，择业自我效能的各因子与职业决策困难总体呈显著负相关[5]。杜睿(2006)的研究表明，一般自我效能感和职业决策困难显著的负相关[1]。王文建(2009)研究结果指出，大学生的择业自我效能与职业决策困难呈显著负相关，并且择业自我效能可显著预测职业决策困难[8]。王淼(2010)研究发现，大学生的择业自我效能能显著预测职业决策困难，且择业自我效能有中介作用[13]。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得到类似结论：即择业自我效能和职业决策困难呈显著的负相关；但在择业自我效能的预测作用尚不明确；此外，还有研究显示择业自我效能在职业决策困难与其他变量间有中介作用。

1.4 研究假设

大学应届毕业生作为即将步入职场生涯的人群，在从学生到职业人的转变中需要很多的准备与信息等资源的获取，难免会遭遇更多的职业决策困扰。王鹏飞(2008)的研究也发现：大学生的总体决策困难程度处于中等水平，且以缺乏信息维度困难最多[14]。所以本研究提出假设1：

H1：我国大学毕业生存在职业决策困难，且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各维度的困难水平不均衡。

在求职过程中，社会及相关法律崇尚男女平等的公平竞争性，但隐性的性别歧视却屡见不鲜，导致女生面临更多的择业障碍。李莉和马剑虹(2004)的研究表明，在选择目标、问题解决方面，女大学毕业生的困难程度显著大于男生[15]。因此提出假设2：

H2：男女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存在显著差异。

专业类型也决定了职业决策的难易程度，如文科类缺乏具有排他性的专业技能，实用而宽泛的就业面使得他们面临更多的困难；理工类专业就业领域的确定具有特定的专业技能，所以面临的问题较少。赵欣等(2009) 研究大三、大四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状况，研究发现男生比女生果断，且理工科学生困难水平低于文科类学生[16]。所以提出假设3：

H3：不同专业类型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存在显著差异。

家庭条件会显著影响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程度。家庭条件优越的大学生拥有着更多的信息资源，能够拥有更多的培训、实践与职业探索机会，有更多的资本与资源去解决职业决策中面临的问题。而职业辅导作为一种入职前的准备，是探索与认知自我的手段，能够加深对工作的认识，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源，指导个体做出更好的职业决策。杜睿(2006)的研究表明，中等家庭条件的大学生的职业自我探索和规划探索的能力显著高于其他水平；且开设辅导课程学校的大学生职业自我探索和规划的能力明显高于未开设课程学校的学生[1]。所以提出假设4、假设5：

H4：不同家庭条件的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存在显著差异。

H5：接受职业辅导与未接受辅导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存在显著差异。

择业自我效能作为大学生自我认知的一种评价和信念程度，能够显著地影响人们做事的态度和行为，从而改善信息收集、选择目标与制定规划的质量，同时帮助应对职业选择中的各种困难，因此在职业决策中择业自我效能高的人比效能低的人会面临更少的困难。王文建(2009)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择业自我效能与职业决策困难成显著的负相关关系[8]。因此提出假设6：

H6：大学生择业自我效能与职业决策困难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样本

本研究以北京地区2020届本科毕业生为研究主体，在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发放问卷，以网上问卷与到寝室楼内发放纸质问卷两种发放收集数据，共计230份。回收227份(其中获得网上问卷61份，纸质问卷166份)，回收率为98.7%。经过后期无效问卷剔除后，得到有效问卷176份，有效率为77.5%。

经过进一步整理汇总，收集到的有效问卷数据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本研究后期将样本数据导入SPSS19.0进行一系列分析，包括：量表的信、效度检验、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与回归分析。

表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2.2 问卷设计

Gati、Krausz和Osipow(1996)从 理 论 与 经 验 相 结 合 的思路，开发了职业决策困难的测评工具《职业决策困难问卷》(Career Decision-Making Questionnaire，CDMQ)[17-19]。问卷先后经过四个版本的修订与完善，最新版由缺乏准备、缺乏信息和不一致信息三个维度，10类困难，即34题组成，如图1所示。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与原版基本一致，而且适用于网络施测。因此本研究采用了沈雪萍(2005)翻译的最新版本的CDMQ作为职业决策困难的测量工具，此量表适用于刚进入职业生涯规划和职业决策的大学生[4]。

图1 职业决策困难理论模型图

Taylor和 Betz(1983)编制了《择业自我效能问卷》(Career Decision Making Self Eff iciency scale，CDMSE)，包 括 五 个 维度：自我评价、收集信息、选择目标、制定规划和问题解决[20-21]。共有 50个项目，采用 10 点计分，择业自我效能的水平高低与得分正相关。Betz、Klein & Taylor(1996)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25个题目的简式量表，即 CDMSE-SF，作为便于职业咨询及职业干预效果评价使用的量表。此后的简式量表仍然保留了CDMSE的五个维度和计分方法，只是每个维度有 5 个题目。结果表明，其效果不亚于原版本测验。国内学者赵冯香(2005)对CDMSE-SF进行了中文版修订与本土化研究，仍保留了五个维度25个题目，但为了使用便捷，计分方法改为五点计分法[22]。因此为了测量的准确性与更好的操作性，本研究采用了赵冯香(2005)的CDMSE-SF作为测量工具。

总体来看，本研究问卷包括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信息题目，包括个人的性别、专业类型、家庭条件和职业辅导状况与友情提示；第二部分是职业决策困难问卷，即CDDQ主体部分；第三部分是择业自我效能问卷，即CDMSE-SF主体部分。

3 数据结果与分析

3.1 信度与效度检验

3.1.1 信度检验

CDDQ量表三个因子解释总变量的a值为0.880，各因子的a系数见表2，由此可以得出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表2 CDDQ量表各因子内部一致性系数

CDMSE-SF 总量表的a系数为0.770，各因子的a系数如表3。由此可以得出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表3 CDMSE-SF量表各因子内部一致性系数

3.1.2 效度检验

对CDDQ进行球形检验，得到其KMO值为0.838，且sig值也明显小于0.05，说明量表聚合度良好，适合做进一步效度分析。对CDMSE-SF进行球形检验，其KMO值为0.828，大于边界值0.7，sig值为0.000通过检验，说明量表适合进一步做效度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KMO&球形检验

对CDMQ量表的三个维度进行结构效度分析，三个维度(缺乏准备、缺乏信息和不一致信息)的因子载荷值都大于临界值0.5，进一步将因子载荷值输入建构信度计算器进行计算，得到各维度AVE值都大于0.5，CR值都大于0.7。因此，说明各维度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量表通过效度检验。

对CDMSE-SF量表的五个维度进行结构效度分析，五个维度(自我评价、信息收集、选择目标、制定规划和解决问题)的因子载荷值全部大于临界值0.5，进一步将因子载荷值输入建构信度计算器进行计算，得到各维度AVE值都在0.5以上，CR值都在0.8以上。因此，说明各维度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CDMSE-SF量表通过效度检验。

3.2 描述性统计

从表5中可以看出，176名有效问卷总体均值分数为3.96，说明大学生具有中等水平的职业决策困难。三个维度的得分从3.04到4.67之间，面临最低困难水平的维度是缺乏信息，其次是缺乏准备，最大的困难是不一致信息。

表5 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样本总体情况

本文根据描述性统计得到的结果，分析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现状的成因，得到以下结果：

首先，缺乏信息的困难程度最低。主要是因为当代社会互联网发达，为信息资源的共享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而且大学生对自我信息也有着比较准确的认知，对自己的兴趣爱好、价值观及其他能力有比较客观的掌握。困难程度稍大的是对企业信息的了解，不过可以通过学校辅导老师、校友等渠道进行了解，多种渠道获得各种相关信息。因此，缺乏信息并不是造成职业决策困难的主要因素。

其次，缺乏准备的困难程度位于中度水平。大学毕业生处于从学生到职场人士的过渡阶段，需要一个心理适应期，因此对求职及选择会产生一定的排斥心理，造成动机方面的缺乏。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当代大学生比较有主见和行动力，一旦目标明确，就不会有太多犹豫，加上父母、辅导老师及校友的帮助，也能够较好地解决问题。因此，缺乏准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职业决策困难。

最后，不一致信息是导致职业决策困难的首要因素。这是因为在求职过程中需要搜集大量信息，这就难免会获得一定数量的不可靠信息阻碍大学生做出决策，或者造成决策的质量不高。而且大学生在职业选择过程中，也总会遇到自身兴趣与能力相矛盾的问题、自身特质与职位胜任不匹配的问题，内部冲突的困扰造成职业决策的困难。同时，来自家庭成员的不同意见。迫于生计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干扰，也会引发决策中的一些外部冲突问题。因此，不一致信息是造成职业决策困难的主要影响因素。

3.3 差异性分析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分析大学生在性别、专业类型、家庭条件与职业辅导方面的职业决策困难差异性，以及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3.3.1 性别差异对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分析

从表6中可以看出，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不一致信息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在不一致信息方面的三个维度上(不可靠信息、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男生比女生存在更多的困难，但是在缺乏准备和缺乏信息上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从总体上看，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在男女性别上不存在明显差异，但值得关注的是，男生的各维度及总体均值得分都明显居于女生之上，即男生比女生具有更多的职业决策困难。

3.3.2 专业类型差异对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分析

表7 结果显示，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总体在专业类型上并不存在明显差异，仅在缺乏信息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即文科类比理工类存在较少的困难。探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文科类学生出于专业特性的需要，有更多的机会参加社会实践而加深对自我的了解；他们关注更丰富的信息资讯，更善于语言沟通与人际交往，为查找与积累就业信息等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缺乏准备和不一致信息方面，文科与理工类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水平并无明显差异。但在困难总水平以及缺乏准备和不一致信息两个维度上，文科类的均值水平明显高理工类，也说明过多的信息也造成了文科类大学生面临更多的不可靠信息；此外文科学生有着更多个性化想法，面对实际问题时会遭遇更多的内外部冲突，因此存在更多的职业决策困难。

3.3.3 家庭条件差异对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分析

从表8中可以得出，家庭条件差异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各个维度及总分上均无显著的影响。但较困难大学生的总均值分数高于家庭条件较好的大学生，说明家庭条件较困难的大学生面临的职业决策困难更多。值得注意的是在缺乏准备方面，家庭困难大学生的困难程度最低。分析其中原因，是因为他们做好了充分准备，有着更强的求职动机；而且家庭困难大学生一般性格比较坚强和果断，从而有着较少的犹豫不决。家庭条件较好的大学生往往因为家庭的优越感，降低了从自我动机、信念等方面的要求，因此，他们往往会表现为更缺乏准备。在缺乏信息和不一致信息因子上，家庭条件较困难的大学生面临更多问题，是因为他们收集信息的渠道比较大众化，且会面临因承担家庭责任而产生的有悖于自我兴趣的职业选择问题。

3.3.4 职业辅导差异对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分析

根据表9显示：在缺乏信息和不一致信息维度上，职业辅导经验对职业决策困难有着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课程和辅导都是以经验的角度给予大学毕业指导，表现在：培养大学生掌握决策过程知识；通过教授测评方法帮助大学生更好地了解和认知自我；提供更多、更可靠的职业方面的信息，有效减少不可靠信息的干扰；帮助大学生快速提高应对自我矛盾与外部冲突的适应性，提高决策水平和质量。而在缺乏准备维度上有无职业辅导经验与职业决策困难差异并无显著差异。分析原因可以发现大部分的学校辅导课程一般都开设在大学生求职过程中，所以对职业决策前的准备阶段帮助不大，而是对过程中的困难起着有效地缓解和帮助作用。

表6 性别差异在职业决策困难上的t检验

表7 专业类型差异在职业决策困难上的t检验

表8 家庭条件差异在职业决策困难上的t检验

表9 职业辅导差异在职业决策困难上的t检验

此外，从总体的均值可以看出，受过职业辅导的大学生较未接受辅导的大学生存在更少的困难。综上可知，职业辅导对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应该提高学校和社会对此的重视水平。

3.4 相关分析

本研究将择业自我效能总体与职业决策困难总分及各因子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择业自我效能和职业决策困难的总体与部分维度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除择业自我效能与职业决策困难的缺乏准备维度无显著相关外；择业自我效能总体与职业决策困难的缺乏信息维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择业自我效能总体与职业决策困难的不一致信息维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择业自我效能总体与职业决策困难总体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如表10所示。由此可知，提高大学生择业自我效能感能够一定程度上降低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水平。

3.5 回归分析

为了探讨择业自我效能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程度，将两个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1所示。

结果显示，大学生择业自我效能与职业决策困难有着显著的回归关系，其中sig值为0.000，F值也远大于临界值，说明回归方程成立。此外回归方程中的Beta值达到-34.2%，说明择业自我效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职业决策困难水平，即择业自我效能高的大学生将面临更少的决策困难问题。

4 讨论

4.1 结论

本研究通过数据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大学毕业生存在职业决策困难问题，困难处于中等水平(3.96)，且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各维度的困难水平不均衡。因此假设1得到验证。

第二，男女大学生在职业决策困难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仅在不一致信息维度上表现出显著区别。因此假设2得到部分验证。

第三，文科类与理工类大学生在职业决策困难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仅在缺乏信息维度上表现出显著差异。因此假设3得到部分验证。

第四，大学生家庭条件差异与职业决策困难总分及各维度均未有显著差异。因此假设4不成立。

表10 相关分析系数表

表11 回归分析系数表

第五，是否拥有职业辅导经历在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假设5得到验证。

第六，大学生择业自我效能与职业决策困难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假设6得到验证。

4.2 建议

本研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男生比女生职业决策困难总体水平更高，且在不一致信息方面性别的差异性显著。因此必须加强男生群体在解决内、外部冲突方面的能力培养，各高校就业服务部门要提供针对性的心理咨询并作好辅导，使其成功完成从学生到职场人士的转变。

第二 ，家庭条件较困难的大学生比条件较好的面临更多职业决策困难，学校及相关机构应高度关注。学校应该开展一些心理辅导课程，为他们提供一些获得就业扶助的资金和培训项目等，以便缓解经济压力；协调企业提供一些实习机会，让他们更充分发掘自身兴趣和能力，同时搜集更多的职业信息，为以后的就业提供更多参考。

第三，接受职业辅导的大学生比未接受辅导的大学生面临着更少的职业决策困难，且职业辅导对职业决策困难有着显著影响，因此必须提高对职业辅导和心理咨询等的重视程度。学校以及政府社会机构应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为大学生做好入职前的心理辅导及相关信息传递工作。

第四，择业自我效能对职业决策困难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提高大学生择业自我效能水平是改善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程度的重要手段。大学生自身可以通过一些专业测评，或者一定的实习与兼职经历充分认识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长等，为决策中的自我信息认知做好收集工作。学校可以组织一些规划类的比赛，或者开设一些职业生涯规划课程，让大学生提前培养规划意识，明确职业定位，更有针对性的收集职业信息，有效地防止信息过多而造成不可靠信息的干扰。组织一些模拟决策课程，让大学生自己研究解决问题的对策，帮助其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防止在职业选择过程中过度盲目无助。

4.3 不足及展望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有以下方面：

第一，由于时间和精力不足，导致样本范围小，且局限于北京地区高校，从而使研究结论具有一定局限性。

第二，量表的选取上，主要是国外翻译版的量表，难免会因文化差异导致测量上存在一定的偏差。

第三，研究的样本只选取应届本科毕业生一个群体，未收集其他层次的样本，缺乏不同学历层次的比较。

第四，由于问卷发放时间处于大部分大学生的求职尾声，得到的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总体水平只有3.96，较之前学者相关研究的测量水平稍低。主要是因为当职业决策已完成而回顾之前遇到的困难时，人们普遍会高估自己的能力水平，而轻视决策困难的程度，所以造成职业决策困难程度相对偏低。

针对本研究的不足，希望以后的实证研究能够进一步扩大样本数量和范围，不断丰富研究的内容与深度，进而不断完善中国本土化的研究成果。并希望研究者能够更加精准地选择测量时间，从而获得更加符合学生实际的研究数据，从而为以后的研究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