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美娟，何茂莉

摘要：“跳花”活动是苗族现存的一种大型歌舞活动，届时，苗族人民都会参与其中，热闹非凡。文章主要从“跳花”的来源、神话传说及举办过程来分析“跳花”的仪式功能和社会交往意义与价值，并为现代的社会交往、多民族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想法与观点。

关键词：“跳花”;社会交往;仪式;苗族;花溪桐木岭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24-0-03

苗族是一个古老、喜爱艺术的民族，其历史悠久，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歌舞娱乐活动有关，因此苗族众多节日活动在无形中承担记载历史的使命，各节日活动也成为苗族人民代代相传的重要传统。

“跳花”又称跳月、跳场、踩花山、跳年，都是人们对活动中苗族芦笙舞的不同称呼，其历史悠久，是苗族男女青年为交友择偶举办的一种民间歌舞活动。清代爱必达在《黔南识略》卷二中记载曰：“花苗…孟春合男女于野，谓之跳月。择平壤为月场，植冬青树一束于地上，缀以野花名曰花树。男女皆艳服，吹笙踏歌跳舞，绕树三匝曰跳花，跳毕，女视所欢，或巾或带与相易，谓之换带，然后通媒妁，议聘资，以妍媸为盈缩。”黔中一带，“苗人仲春（二月）刻木为马，祭以牛酒，未婚男女吹芦笙以和歌，谓之跳月”。

1 苗族“跳花”的来源及神话传说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吴泽霖先生就调查过贵阳苗族跳场的传说，主要是花溪桐木岭花场的由来。

宋代时有两个苗王，一个住在苗王坡，叫杨令公，育有八子二女;另一个叫黑人庆，住在龙里朵。某天黑人庆路过杨家门口时，令公两女儿见了颇有好感，于是一起邀请他到家里做客，经过一番交谈，二女都因黑人庆的人格魅力爱上了他，遂在送别时与他说好下次再见面，就这样一直持续了好几年。

一天令公回家，发现菜园里种的黄瓜少了一个，他质问女儿们是不是偷吃掉了，女儿们都不承认。直到令公说出谁吃了就会被老虎吃掉的诅咒，二女心中害怕，一人说出是自己吃的真相。令公听后，又气又悔，害怕话语应验，但也没有办法。

不曾想，在与黑人庆见面那天，老虎早已出现在见面地，先进去的一女被老虎吃掉，另一女恐惧，连忙爬上房屋躲着，直到黑人庆出现，他用刀杀死老虎留下刀鞘和鞋便离去。令公回家后看到此惨象也无从查证，只得等到春节期间。令公通知周围各地苗族青年于正月初八到初十这三天到桐木岭举行跳花场活动，但青年苗族男女都是参加完就回家了。令公便在初十这天对所有来跳场的年轻人宣布，只要有人的刀匹配他手中的刀鞘，同时脚码符合那双鞋，他就可以把他的女儿嫁给他。显然所有人都不符合，只有黑人庆来尝试时才丝毫无差地匹对，于是令公兑现了承诺，把女儿许配给了黑人庆[1]。现在苗族的跳花场活动都是来源于此传说。

2 苗族“跳花”过程

距花溪六千米左右的桐木岭是贵阳地区苗族人民“跳花”活动地之一。正月初八始初十终的桐木岭跳场主要分为三步，即踩场、跳场及扫场。

正式跳场活动前的庄严祭祀活动被称为踩场。每年主持跳场活动的人家即场主都有所不同。初八早晨，场主负责拿香纸、蜡烛和祭品食物到花场上，同到的青年们就一起将丈余高的青树（多是松树）栽在场地正中央。因青树主干皮与枝丫都被修剪掉，只留下树梢的些许枝叶，好似一束花的形状，所以这棵树被称作花树。不一会花树上就会被挂满写着人们心愿、福话的长红绸带。

开场时，场主会在花树下用之前准备的用品举行祭场仪式，祈求神灵与祖先的保佑，接着鸣炮三次示意祭场礼毕，后来祭场礼仪逐渐简化。紧接着，场主从花树上取下金色芦笙吹奏苗族芦笙曲，再骑上马背绕场三周，完毕后就宣布跳场正式开始。场外等候的姑娘、小伙儿便下到场地中，按顺时针方向围绕花树共舞，跳场进入高潮。

花溪桐木岭地区苗族跳场活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女方先向男方表达爱慕之意。通过第一天的跳场活动，苗族女生对男生有好感的，便在接下来初九、初十两天的跳场活动中与男生举行“牵羊”仪式。

跳场中最为热闹的部分就是“牵羊”，姑娘们要先在小伙儿堆里细看，挑谁作为牵羊的对象。此时，小伙子们在前面绕着花树边吹奏芦笙边领舞，尾随而舞的姑娘若对某个小伙子有意思，就把自己编织的美丽花带作为定情信物，拴在中意对象的腰带上，然后牵着花带的一端，跟在小伙子身后踏节而舞。他们一批批地行走，围成一个二三十米的大圆圈。技艺出众的芦笙舞青年，有时腰上会同时系着多条花带，后面跟着一群姑娘。

有时候也会出现花场上有很小的姑娘四处转悠，让妈妈代替其向青年系腰带，最终让女儿去牵羊的场景，主要源于父母想让小姑娘提前见见世面，为以后的正式参与打下基础。此时，男青年后面用花带连着的娇羞女孩们就像驯养的温顺小羊一般，久而久之就被称为“牵羊”。当场主宣布牵羊活动落幕时，姑娘们就可以把手中的带子从小伙儿的腰带上扯下来，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之间没有联系，取而代之的是心已经被无形的花带牵连起来。最终谁与谁能终成眷属，还要看“跳花”活动结束后的相处情况和后续发展。

整个跳场活动是以最后一部分的扫场仪式为结束标志。初十下午，青年男女们充满激情活力，或许由于只有明年才能再次举行盛大热闹的跳场活动，这时芦笙曲更嘹亮，舞姿更曼妙。场主在场坝中央向众人高声宣布，今年跳场圆满结束，明年再聚，便再次跃上马背绕场一周。青年们将花树横着放到地面，从中间将其锯为两半，由另外两名场主分别手持一节作形似对打的扫场动作，仪式结束[2]。

“跳花”含义就是求爱歌舞，苗族未婚男女交往择偶是通过歌舞活动这种特别的方式进行。因此，对于苗族人民来说，其生命价值在自然、轻松的歌舞活动中得到展现，歌舞活动久而久之逐渐形成苗族持续稳定的文化模式。

3 苗族“跳花”具有的功能與仪式

“跳花”只是为苗族青年男女的交往提供开始的契机，拉开交流交往的序幕。待活动落下帷幕时，他们会在临别之际与有意向交往的异性朋友相约，下次到自己家里做客。在活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双方持续交往，有所了解，最终若双方仍认为对方可以托付余生，这时候男方父母便会请媒人到女方家提亲。从“跳花”活动可以看出，苗族青年男女是以自由恋爱为主，父母之命为辅。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花场与60年代的花场活动举办场面、氛围已经有了很大不同。现在一些仪式性的活动开场、扫场的祭祀道具和相应的祷告行为等已可以名正言顺地按老祖宗的规矩条例办事，而苗族青年男女的穿衣装束上都融入过去不曾想过的现代元素。甚至“牵羊”双方之间的语言交流也是苗汉夹杂，不像之前只存在单一苗语，也不单只是苗族会参与进来。

博厄斯在《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中提出，社会的一致自发反应、单一价值观有利于文化稳固和文化保持。“跳花”是为苗族未婚适婚男女设置的一个平台，苗族未婚适婚男女在此举行社会交往活动，这是苗族人民自发组织发展起来的，已经成为解读苗族文化的一个切入口，是苗族文化的产物。

“跳花”活动是苗族人民长期在规定的时间内出现习惯性的唱跳行为而确立起来的，是苗族人民自发选择而形成的。当上升到意识层面时，“跳花”活动的功能也从最开始单纯的社会交往逐渐衍生出娱乐、民族记忆等功能，就会要求有一种满意的理性化说法来解释“跳花”活动，包括这种苗族传统活动产生的缘由、活动有哪些步骤以及用到的道具及其代表的具体含义。

《黔南识略》提到，苗族“跳花”始于孟春，即是立春至惊蛰这段时间，这时春回大地，万象更新，一切事物都进入一个全新的循环系统中。在此时举办“跳花”活动，无论从哪些方面来看，都是一个开展社会交往的良好时期。从时间上看，这时处于非农忙时节，又是过年期间，不仅有充足的时间认识、结交新朋友，而且可以通过参与“跳花”活动营造过年的热闹气氛，对新的一年充满期待和希望。

选择的花树多为冬青树，是一种能够开花的常绿乔木，当年会生小枝，次年以后也会生枝。冬青树的多生枝也蕴含着苗族人民思想中多子多孙、开枝散叶的观念，是对增加家庭人口的期许。而常绿乔木也是苗族人民对生命长寿、身体健康的一种表达。

苗族舞蹈主要由仪式构成，仪式在为苗族舞蹈供给一个较为整体的场域性空间时，处于当中的各要素都会受到仪式的约束，如舞蹈中体现的群体性、庄重性等特征。柯林斯认为，“仪式是通过多种要素的组合建构起来的，它们形成了不同的强度，并产生了团结、符号体系和个体情感能量等仪式结果”[3]。

仪式存在于人们最基本的活动当中，可以通过研究苗族舞蹈活动这一社会现象作为其他方面研究的基点。

首先，苗族人民通过参加“跳花”活动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从而促使苗族内部更加团结。这是苗族“跳花”活动中能直接看到的。“跳花”过程的向心性和娱乐性使参与人员在跳舞时能通过舞蹈进一步交流，加深了解，从而在外族人面前表现得更加团结、从容、自信。

其次，像芦笙、苗族服饰等这些苗族标志性符号从始至终一直贯穿在“跳花”活动中，而这些苗族符号可以强化苗族人民对苗族的族群认同感。因此可以说，苗族舞蹈是一种仪式舞蹈，不是艺术舞蹈[4]。直到现在，苗族“跳花”活动仍然保存着多数原初性特征，大部分在于许多环节始终包含着仪式环节，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一舞跳千年，千年跳一舞”吧。

4 苗族“跳花”传达的社会交往智慧

马克思在其社会交往理论中提出社会交往属于人类自主活动的历史性范畴，并从交互活动、交换、生产三方面理解交往的社会含义。从人类学、民族学的层面来看，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因此，马克思把社会交往看作一种人与自然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活动。人只有在与这个无机身体——自然界的交互活动中，才能获取供给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生活生产资料。在与自然的交互作用活动中，人与自然和平共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也是在此过程中通过自然界这一纽带所建立起来的。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必需的生产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5]为了维持人类的生存发展，人类不得不选择改造自然界，这也促使那些个体力量比较弱小的个人或人员力量不够强大的家庭会提高参与社会交往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从而能够与大自然抗衡，并在恶劣的自然条件里存活下来。所以在人与自然交互的过程中，同时也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交往互动。个人通过生产过程中的社会交往互动，不断削弱自身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继之出现的是愈来愈强的社会性、全面性[6]。

个人作为社会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个人性质的活动也转变为社会性的活动。可以看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可以促进个体本质的完善。

马克思立足于社会实践，提出社会交往是人类专有的存在和生活方式的观点，说明人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能获得实际的社会性意义与价值。社会交往和生产活动是社会实践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并且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显现出社会交往能够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从“跳花”这一苗族社会交往活动中，不仅可以观察到个人到群体的主体变化，而且能揭示苗族人民为满足生产、生活所需进行的社会交往对当代有显著的借鉴价值。因此，以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为着眼点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苗族历史和智慧。

5 结语

为实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需要对各民族的社会交往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以便增强各族人民在和谐社会建设道路上克服现实困难的实践性和可行性。因此借助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苗族“跳花”活动中蕴含的社会交往智慧、仪式功能以及社会交往意义与价值，进一步挖掘其丰富内涵。以苗族“跳花”活动之小见苗族交往智慧之大，以此广泛传播苗族文化，让其他民族也能充分了解苗族文化，实现民族间的互相包容、相互理解，更好地建设各族人民和谐共处的美好社会。

参考文献：

[1] 杨德华.跳花与跳花由来的传说[J].贵州文史丛刊，2000（6）：71-72.

[2] 徐则平.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丛书·贵阳市卷[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152-153.

[3] 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85.

[4] 刘剑.贵州苗族舞蹈的场域性和生态性[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5（2）：86-90.

[5]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6] 刘树玲，刘艳萍.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多维解析[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8）：149-150.

作者简介：潘美娟（1997—），女，贵州贵阳人，硕士在读，系本文通讯作者，研究方向：民族学。

何茂莉（1968—），女，浙江杭州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与民间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