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办”在上海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为了开展国统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在南京、武汉、重庆、太原、长沙、桂林、兰州、西安等地，公开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

这期间，在上海福煦路多福里（今延安中路504弄21号）就曾筹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当时牌子已制好，因形势发生变化而未挂出，名义上叫“八办”，实际上是中共对外活动的公开机关。

“八办”的负责人是潘汉年、李克农、刘少文，工作人员有赵瑛、朱志良、王少春、孟进和张纪恩等。李克农和赵瑛夫妇及译电员朱志良住在该机关内。后来，大概在10月，刘少文、孟进夫妇也搬进来住。

1937年10月底，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周围，11月12日上海沦陷，成了“孤岛”。“八办”公开机关被迫撤销，转入地下，从公开活动转入半公开活动。10月，李克农离沪，由刘少文具体负责，机关亦迁至萨坡赛路264号（今淡水路192号）。这是一幢沿街坐西朝东的三层楼房，二房东是进步话剧演员蓝兰，她住在二楼和底层，三楼是“八办”机关（前楼为刘少文、孟进夫妇住房，后楼作会客室兼饭间）。

地下电台设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148号三楼，发报工作由李白负责。联系电台的机要交通员是王少春，他作为朱志良的“家庭教师”常来机关。潘汉年每隔一二天就来和刘少文研究情况，商量工作。张纪恩是秘书，做刘少文的助手，平时不住在机关内，住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285弄（瑞华坊）4号，刘少文、钱俊瑞、冯雪峰、曹荻秋、孙冶方等因工作关系都先后去过他家。

“八办”在上海进行秘密活动两年多，后来由于情况变化，龚饮冰从延安到上海，接替了机要和电台的管理工作。不久，环境日渐恶化，不能再以“八办”名义进行活动了。

1939年底，刘少文离开上海去重庆，萨坡赛路的秘密“八办”机关就撤销了。

成立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

“八办”机关撤销后，成立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当时，上海办事处没有固定处所，不可能有什么机关形式，分散有几个点，办事处主任杨斌住所也是一个办公处。张达平的一处住所也成了办事处的一个办公处。1941年10月张达平调至苏北工作，该处亭子间退租。由李子明、蔡平夫妇出面另租西康路武定路附近的一爿中药店三楼，作为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的新址，后因该处地方小，活动不方便，1942年三四月间迁至甘世东路（今嘉善路）兴顺东里15号2楼统厢房，直到1942年底办事处结束任务。

办事处在上海建立了两个固定的秘密联络站，平时不用，其一是在爱多亚路沪光电影院附近（今延安东路），由党员刘燧章开了一家烟杂店，取名益星商店;另一个是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震旦大学（今交大医学院附近），也有一名党员开了家烟杂店。这两个店都是杨斌亲自掌握，为华中局、苏中区党委和杨斌作特殊联系用。江苏省委和杨斌的直接联系人是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和刘峰。

1942年新四军军部又在上海开设报关行，孙郁文（孙明）具体负责此事。同年7月，军部派冯铭铨到上海负责物资采购运输工作，并任命其为新四军上海办事处副主任，报关行孙郁文划归冯铭铨领导。报关行以代运货物为掩护，便于向新四军运输各种物资。冯铭铨还利用上海的社会关系，在北京路国华大楼开设海昌商行，以经营土产为掩护，在上海站落了脚。

严密的地下组织

新四军办事处是一个严密的地下组织，采取严格的秘密工作原则和秘密工作方式，交通员上下级之间完全是单线联系，下级不知道上级领导的住处，交通员之间也绝对不可自行发生横向关系，也不允许了解与自己工作无关的情况。荣健生、张达平、王建中、叶锦田、李子明等先后掌管交通工作。荣健生等向政治交通员布置任务，几乎全部是在马路上或戏院、图书馆、饮食店等公共场所进行的。联系的时间、地点以及可能遇到的障碍需要改在何处联系等等，事先规定得严密、准确，从未发生过任何差错。政治交通员之间绝对不允许自行发生横向联系，有时在路上相遇，大家严守纪律，互不招呼。

在办事处工作期间，杨斌对党的地下交通员要求非常严格，他经常说：一个出色的交通员，既要大胆，又要细心。一次，杨斌发现一个交通员在处理地下党交来转移人員简历表时，在烟灰缸里留有纸片残迹，立即严肃地对该同志提出批评，指出这样的行为严重丧失了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警惕性！该同志被批评得愧疚不安。

又有一次，杨斌在上海刚刚和上述这位同志认识时，发现这位同志和另一位同志合住一个灶披间，觉得不够妥当，就吩咐这位同志去法租界僻静的地方另觅一处住宅。当这位同志搬进新居后，有天杨斌来到了这里，听说这里上下三层楼共住了4户人家，就问这位同志这座楼从底层到亭子间的楼梯一共有多少级，这下可把这位同志问住了。

原来杨斌问这话的意思，是要这位同志把住处周围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

杨斌强调说：我们的工作不必急于求成，最重要的是熟悉环境、随机应变。有些“狗”很会装模作样，因此要格外小心。

先后参加新四军上海办事处工作的约有40多人，除了办事处主任杨斌和原在皖南的杨秉超外，大都是江苏省委抽调给办事处的。

巨籁达路（今巨鹿路）251号亭子间是杨斌和荣健生、张达平研究工作以及徐盼秋、杨秉超和张达平交接大后方、皖南等地输送人员关系之所。杨斌偶尔在这里住宿。

宋庆龄为了广泛争取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从道义上、物资上支持抗战，于1938年6月在香港发起创办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随即设上海分会。按照宋庆龄“香港主要支援八路军，上海则负责支援新四军”的指示，保盟上海分会在前期曾默默配合“八办”的工作，后期曾呼应新四军驻沪办事处活动。

繁重艰巨的组织输送任务

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成立以后，工作量最大、任务最繁重艰巨的是组织输送人员。从它成立之时到1942年底机构撤销，共输送人员1700名左右。大体是这几部分：

（1）江苏省委从上海各方面动员、抽调参军的人员，占总数70%左右。其中工人占大多数，其次是学生、职员。有一部分文化教育界人士，如教授韦悫、张宗麟、林和海，作家黄源、蒋天佐、林淡秋、王任叔（巴人）、阿英（钱杏邨）;戏剧界许幸之、天然、葛鑫、池宁;上海地下党学委、工委等方面有关负责人叶梯青、陆钦鑫（许淦）、周一萍等。共产党员约占三分之一，其余大多是党的外围——“工救”“职救”“学协”等抗日救亡团体成员，年龄一般是20岁上下，也有年仅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和学徒。他们毅然离别亲人，斗志昂扬地奔赴抗日战场。

地下交通护送人员去根据地的过程，一般是办事处负责交通工作的同志把被护送人员名单以及与他们联络的时间、地点、暗语、暗号告诉交通员。交通护送人员每次可带六七人，最多可带十来人。按照性别年龄搭配编成两人或三人一档，适当进行身份化装。当时，上海和苏北南通、海门、如皋、靖江等地，每天都有早夜班客轮往返，交通员带人一般乘夜班客轮，次日清晨到达苏北港口。

（2）皖南事变突围人员。皖南事变发生后，有一些负责干部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大多于1941年1月至5月辗转到达上海。新四军办事处在江苏省委的紧密配合下，组织人员精心接待和掩护，并通过地下交通护送他们安全返回苏北根据地。饶漱石、曾山、谭启龙、余立金、李一氓、钱俊瑞、夏征农、薛暮桥、胡立教、陈茂辉等都是在这时候到上海的。1940年底，新四军军部决定，一部分女同志和军医处负责人秘密南撤到上海，当时由童树民带领邓六金、杨光、李启宇、郭惠蓉和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去上海。童树民来上海后以私人身份为掩护，除了安置好自己在皖南事变后突围出来的5位同志外，杨斌又布置她接待安排好皖南事变后突围出来的一些干部的工作。除帮助安排来这里的同志住宿外，主要是解决他们的生活费，做衣服化装，以及治病等问题，一般在上海住三五天，最多一周后，即由新四军上海办事处派地下交通员护送他们回新四军军部。

（3）大后方撤退人员。皖南事变后，蒋介石集团在大后方重庆等地加紧反共反民主的活动.对我党工作人员和爱国民主人士横加迫害。使许多人不得不离开大后方，转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来。当时东南诸省交通要道大都为日军占领，从大后方转来上海实非容易，有的是从广州转道香港，有的是从广西进入越南海防转香港，再从香港到上海的。著名的新安旅行团的一部分小同志和团的负责人，新安小学的老师等41人分批化装从桂林转香港再到上海。著名的文化战士邹韬奋和名记者范长江是1942年初到上海的。

（4）苏南撤退人员，浙江地区的地下党员以及南洋返国人员。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奥地利大夫罗生特，德国共产党员、作家希伯和夫人秋迪，也通过办事处的地下交通，于1941年春夏间被护送去苏北根据地的。

护送人员去苏北根据地的交通线，基本分东、西两条：东线是经由南通的任家港（现改名南通港）、天生港，海门的青龙港等港口（均系敌伪控制）和到达苏中四分区中心地区的掘港镇一带;西线是经由如皋的张黄港、靖江的新港等港口和到达苏中三分区中心芦港一带。然后由上述两地的交通联络站根据不同的对象和当地斗争环境，分别护送人员去华中局、抗大五分校，或由苏中区党委组织部分配工作。

后来，荣健生、张达平调到根据地工作。由李子明等负责开辟的护送人员的交通线也有两条，一条是淮南线，经扬州、靖江、南通等地进入根据地，在根据地由荣健生负责。

除了新四军在上海办事处开辟的交通线外，还有江苏省委负责交通工作的田辛等开辟的一条护送人员从上海到淮南的交通线：从上海北站乘车到南京，再由下关老江口码头坐轮船到九里埂下船，从九里埂到水家湾，绕小路到边区竹镇附近六合交通站。

新四军上海办事处除了组织输送人员外，还有其他工作任务：组织运输医药、医疗器械、教学用具、电台等军用物资;搜集上海出版的包括敌伪报刊等资料，剪辑成册，运进根据地。这个任务由蔡平和汤季宏负责;组织对外宣传报道，将根据地带来的新四军反扫荡、反清乡等对敌斗争的资料，送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茹科夫，转去苏联《消息报》发表;掩护根据地的干部到上海治病等。

杨斌遇险离沪

1942年10月底，新四軍上海办事处的隐身之所报关行被侦破。当时，杨斌不知道孙郁文、冯铭铨出事，去报关行之前先打电话询问“请你买的东西买好没有？”这是一种暗号。

报关行的人回答：“已买好，你来好了。”

放下电话，杨斌就奔了报关行，刚进门就被特务扣押盘问，幸好杨斌事先有所准备，辩称自己是南洋华侨，在上海治病，找报关行托购西药。

特务对杨斌搜身，未发现可疑证据，便将其随身携带的手表、钱钞和“良民证”没收，一直盘问到晚上。杨斌的回答始终与自己身上的证件相符，毫无破绽，敌人只好放了他，并要杨斌第二天到大世界对面的茶馆去一下。

杨斌意识到敌人不会轻易放过他，必有特务暗中跟踪和监视。他感到敌人放自己一马是想扩大线索，因此他不能随便乱跑，但自己已经出事的情报应该如何通知相关同志呢？

他一路走一路想，途经大世界时他放缓了脚步，驻足遥望这灯红酒绿的是非之地，甚至想在大世界跳楼自杀，跳楼自杀后肯定报纸上要登消息的，利用这个办法来通知其他同志。这念头刚从脑中闪过，他又忽然感觉跳楼自杀不是最好的办法，还是要想办法脱身。

杨斌左躲右闪匆匆回到公寓，恰好隔壁邻居在请客办宴会，喝酒划拳的声音他听得一清二楚，这时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真是天赐良机，这正是脱身的好机会。杨斌就在公寓里悄悄准备着，瞄准隔壁邻居深夜散席时，他身穿雨衣，蒙住头脸，趁机混入宾客中悄悄溜出了门，甩掉了盯梢的尾巴。

杨斌随后又迂回到李子明家里，跟李子明和他的爱人蔡平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杨斌讲过后，三人立刻进行了分析，敌人放他只能是两个原因，一是放长线钓大鱼;二是想敲诈他的钱财。

三人分析来分析去，又认为应该从最坏的方面打算……于是李子明當机立断，要杨斌马上离开上海。可能敌人当晚已发现杨斌跑了，因此要化装离开。

李子明的妻子蔡平立刻操起剪刀，三下五除二帮杨斌剪掉头发，再进行化装。

杨斌有颗金牙，会成为他个人的重要特征。他想用剪刀敲掉，就在他用力敲击时，李子明急忙制止了他，如果硬敲脸是要浮肿的，势必会增加敌人的疑点。

李子明随后让杨斌将西装脱下，改穿一身中装，用李子明母亲的身份证（李杨氏）改为“李杨明”换调照片，年龄、性别用橡皮擦涂掉重改，盖了一个假的印章。

这时，三人又研究到什么地方去，怎么去的问题。

李子明建议杨斌先到苏州，那里有个姓裘的同志经营了一个小厂，是1938年李子明在上海亚美龙发展其入党的，此人应该可靠。

杨斌听后感觉到苏州还比较保险，于是决定由李子明陪同先到苏州，再派交通员接他到解放区。

第二天一早，临出发前，杨斌向李子明夫妇交待工作说，他出事的第二天上午，已经约好上海党负责人之一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在陕西路碰头。杨斌把此任务交给蔡平，叫她去联系王尧山。告诉他杨斌出事了，要切断联系。另一件事情，南昌路有个中年妇女，是地下交通员，也要蔡平去通知她，杨斌出事了。

李子明陪同杨斌乘早车赶到苏州，到了那家小厂见到裘同志，李子明向他介绍杨斌说：这是我的朋友李杨明，来这里看看，参观一下，玩几天，你要设法为他弄到一张身份证。

好说好说。裘同志一口答应下来。

未出几日，裘同志就把杨斌的身份证办好了。

杨斌在交通员掩护下，立刻奔赴淮南根据地。

交通员回来后告诉李子明，杨斌已安全到了根据地，并要李子明仍留在上海工作，12月份到苏中区党委和他碰头。

到了12月份，李子明因事脱不开身，蔡平带着他的密信和地图由交通员史祥林陪同到苏中区党委汇报工作。

杨斌已在苏中区党委担任秘密工作部部长，接受了新的指示：撤销新四军上海办事处，成立苏中区党委秘密工作部上海联络站或办事处，直接同杨斌联系。

新四军上海办事处成立两年中做了许多工作，护送了大批工人、学生、职员和知识分子、知名人士等去苏北根据地，为支援抗战、巩固和建设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简介：雪静，本名高晶，女，满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文学创作职称，江苏省作家协会理事。出版长篇小说、长篇传记、报告文学、散文随笔集《旗袍》《夫人们》《天墨》等19部。曾荣获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奖，省、市“五个一”工程奖及南京市政府文学艺术奖、金陵文学奖等。

（责任编辑 徐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