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博鉴 胡维芳

【摘 要】为考察疫情期间高职生负性情绪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常州市某高职院校292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高职生总体负性情绪水平不高，负性情绪以抑郁为主;男生负性情绪水平显著高于女生;自我效能感和孤独感显著预测负性情绪;媒体暴露时长越长，焦虑水平越高，对积极信息的关注频率越高，负性情绪越低;高职生对新冠肺炎的预防、传播可控程度了解得越多，负性情绪越少。因此，学校应强化宣传手段，注重有关疫情的宣传内容;组织各项活动，丰富学生生活;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应对重大突发事件。

【关键词】疫情;负性情绪;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09（2021）16-0030-05

【作者简介】1.孔博鉴，江苏理工学院（江苏常州，213001）教育学院讲师，博士;2.胡维芳，江苏理工学院（江苏常州，213001）教育学院教授。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世界笼罩在阴霾下，疫情防控工作十分艰巨。高校人员密度大、流动性高，其疫情防控既重要又特殊。如何在疫情下有效管理学生、疏导学生心理是学校管理者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研究旨在调查疫情期间高职生负性情绪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应对策略，期望通过这些问题的解决，为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学生管理工作提供一定的帮助，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的建构提供参考。

一、问题提出

负性情绪又称消极情绪，包括主观焦虑和不愉快的体验，以及一系列负面的情绪体验。总体上负性情绪包括焦虑、抑都、压力三个维度。负性情绪会使人的意识变狭窄，导致身体的紧张反应。以往对“重大突发事件下负性情绪”的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汇总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将从自我效能感、孤独感、风险认知、媒体暴露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自我效能感是指一个人对自己执行某一特定行为的能力的假设和判断。自我效能感对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低自我效能感会引发焦虑、抑郁、沮丧等情绪问题。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研究也表明，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者在面对疫情时具有更加积极的心理状态。[1]由此我们推测，自我效能感是影响疫情期间高职生负性情绪的重要因素之一。

孤独感也与个体心理健康状况有关。当个体处于孤独状态时，更容易产生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更容易体会到焦虑、抑郁、压力等负性情绪。[2]有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孤独感与负性情绪间的作用机制：孤独感会引发消极的应付方式，继而出现人际关系紧张、抑郁或者焦虑。[3]疫情期间，无论是在家或者在校，学生大部分处于隔离状态，与外界联系骤减，容易产生孤独感。因此，孤独感可能也是影响高职生负性情绪的关键因素之一。

疫情期间，由于对病毒的了解不多，民众很容易对疫情的影响产生误判，继而引发恐慌、焦虑等情绪。风险认知是对于某一风险事件的严重程度的感知。有研究表明，风险认知能夠影响心理健康，例如非典期间，民众对非典病毒越不了解就越容易产生消极情绪。[4]在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调查中研究者发现，个体对新冠病毒的风险认知会进一步影响社会心理、经济心理和心理健康。[5]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部分民众对疫情的了解源于媒体，但接触媒体过多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并无益处。媒体暴露指个体受到大量媒体信息的包围，暴露在信息流中。已有研究表明，媒体暴露对个体有负面影响：当接收过多负面信息后，舆论的导向可能左右个人的想法，例如在创伤事件发生后，过多的媒体暴露会增加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6]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过度的媒体暴露会导致大学生焦虑和抑郁程度增加。[7]据此提出假设：媒体暴露时间越长，高职生负性情绪水平越高。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常州市某高职院校大学生进行调查，采用“问卷星”在线调查平台发放问卷302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292份，有效率为96.69%。其中男生172人，女生120人，大一学生180人，大二学生74人，大三学生38人。

（二）研究工具

1.《抑郁-焦虑-压力自评量表》。

《抑郁-焦虑-压力自评量表》（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DASS）于1995年由Lovibond等人编制，由抑郁、焦虑和压力3个分量表组成。本研究使用的是修订后的DASS-21，根据其评分标准，可将结果分为正常、轻微、中度、重度、极度。

2.《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由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临床和健康心理学家Schwarzer等人于1981年编制。量表共有10道题目，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总分越高代表自我效能感越强。

3.《UCLA孤独感量表（第三版）》。

原始的《UCLA孤独感量表》由Russell等人于1978年编制。本研究采用的是《UCLA孤独感量表（第三版）》，量表共有20道题目，采用4点计分，总分越高代表孤独感越强。

4.《风险认知问卷》。

《风险认知问卷》由时勘等人编制，问卷主要询问被试对风险性事件相关内容（传播性或传染性、治愈情况、预防措施、愈后对身体的影响、愈后传染性、病因）的熟悉程度和控制程度的了解。[8]

5.《媒体暴露问卷》。

采用王一等人编制的《媒体暴露问卷》对高职生的媒体暴露情况进行调查，该问卷包括媒体暴露时间、消极信息关注频率和积极信息关注频率等内容，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9]

（三）统计工具

采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7.0进行数据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高职生负性情绪的描述性统计及其人口学差异

对疫情期间高职生负性情绪得分及其人口学差异进行分析，参照DASS-21各分量表分级标准可知，轻度以上抑郁情绪人数为126人（43.15%），轻度以上焦虑情绪人数为130人（44.52%），轻度以上压力情绪人数为80人（27.40%）。与常模比较可知，抑郁情绪得分高于常模，焦虑情绪和压力情绪得分与常模无显著差异。由此可见，疫情期间高职生负性情绪总体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抑郁情绪水平较高。

高职生负性情绪的性别差异显著，男生在抑郁、焦虑、压力情绪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年级差异不显著。

（二）影响因素对高职生负性情绪的影响

1.媒体暴露状况对负性情绪的影响。

对“媒体暴露时长”的方差分析表明，暴露时长对焦虑情绪影响显著，暴露时长越长，焦虑程度越高;积极信息关注频率对三类负性情绪影响均显著，对积极信息的关注频率越高，负性情绪越低;消极信息关注频率对负性情绪无显著影响。（见表1）

2.负性情绪对孤独感、自我效能感的回归分析。

考虑到孤独感、自我效能感均为单因素，因此将这两个变量分别作为预测变量，考察其对负性情绪各维度的回归效应。结果表明，孤独感和自我效能感均显著预测抑郁、焦虑和压力三种负性情绪。

3.风险认知和负性情绪的典型相关分析。

采用典型相关分析考察风险认知与负性情绪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职生对新冠肺炎愈后对身体是否有影响、治愈情况、预防措施、愈后传染性、病因的熟悉程度越高，抑郁和压力水平越低;对新冠肺炎的预防、传播可控程度了解得越多，负性情绪越少。

四、讨论

（一）疫情期间高职生负性情绪现状及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总体上疫情期间高职生负性情绪不高，主要体现为抑郁。疫情期间，学生大部分时间处于隔离状态，与外界接触的减少容易导致学生产生孤独、抑郁等情绪。焦虑和压力情绪不高可能是调查取样的时间和地点造成的。本次调查时间为5月份，疫情高峰期已过，此外，调查的地点为江苏省，不属于疫情高风险地区，学生对疫情的感知相对没那么直接。疫情期间男生的情绪体验要比女生糟糕，可能是性别角色因素造成的：男生天性好动而女生好静，疫情期间不得自由外出，这种方式可能对男生造成的影响更大。

（二）疫情期间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疫情期间孤独感和自我效能感均能显著影响负性情绪，孤独感能够解释负性情绪20%～30%的变异，自我效能感能够解释负性情绪5%左右的变异。由此可见，孤独感是引起高职生负性情绪的主要因素之一。疫情期间，随着居家隔离、封城封校等措施的实施，高职生失去了与外界联系的大部分途径，由此产生孤独、抑郁、压力、焦虑等负性情绪。该结果提示教育工作者要结合学校实际采取措施降低高职生的孤独感。

由于国内疫情防控成绩卓越，媒体宣传成为大部分学生了解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途径。鉴于此，本研究考察了对疫情的关注时间、报道性质、报道内容对高职生负性情绪的影响，结果表明：媒体暴露时间越长，个体的焦虑水平越高;越关注积极信息，负性情绪越低;对新冠病毒了解得越多，认为其越可控，负性情绪越低。由此可见，引导高职生合理看待疫情可能是干预其负性情绪的有效路径。

五、建议

根据疫情期间高职生负性情绪的现状以及成因，提出如下对策。

（一）强化宣传手段，注重宣传内容

信息时代下，民众对于社会事件的认知大部分源于媒体。研究结果表明，每天花在阅读疫情相关信息的时间越多，高职生负性情绪越高。因此，高职院校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降低学生对疫情的关注度。此外，媒体的内容也会对学生的负性情绪产生影响。在疫情的宣传上，要注重选择积极的信息，例如抗疫的具体措施、效果、感人事迹等，切不可仅宣传有关疫情的负面信息。学校还应通过多种渠道让学生对新冠病毒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研究结果表明，对疫情的相关信息和控制程度了解得越多，负性情绪越低。

（二）组织各项活动，丰富学生生活

研究结果表明，孤独感是负性情绪的显著影响因素。疫情期间，学生被隔离在家或学校，不能像平日里自由外出活动，学生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需要一定的代替品，學校在这方面应当有所为。一方面可以组织各种线上活动，鼓励学生更多地相互交流。线上活动可以是学习方面的，也可以是娱乐方面的，这就需要教师和相关学工部门群策群力，开发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另一方面，学校要鼓励在校学生与家人、朋友多联系，通过电话、视频等形式与他人沟通，保持人际关系，降低孤独感。此外，疫情期间的学生管理工作宜松不宜紧。研究结果表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个体自我效能感有助于抵抗负性情绪。学校相关部门可为抗击疫情的相关行动增设奖励，提升全体学生的抗疫情绪;同时，要慎用惩罚措施，疫情对于学生而言是巨大的应激源，若再加上惩罚，会增大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

（三）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应对重大突发事件

除了上述对学生的一般管理策略外，学校还应有应对突发事件的预案。疫情下，校内校外有诸多不可控的潜在威胁，不能逐一排除。因此，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概率会比非疫情期大许多。心理危机事件的处理非常专业，非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不可为。为了预防、处理疫情期间可能发生的心理危机事件，一方面学校要有针对性地选择专门人员进行相应的培训，以备不时之需;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心理专业部门的合作，防患于未然。

【参考文献】

[1]LUDOLPH R，SCHULZ P J，CHEN L.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Mass Media Exposure on the Uptake of Preventive Measures by Hong Kong Residents during the 2015 MERS Outbreak：The Mediating Role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Perception of Concern[J].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2018，23（1）：1-8.

[2]韩志红，郭智慧.隔代抚养对农村儿童孤独感和心理健康的影响[J].华南预防医学，2016，42（2）：167-170.

[3]熊思成，袁孟琪，张斌，等.大学生孤独感与手机成瘾：负性情绪和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8，26（12）：1857-1861.

[4][8]时勘，陈雪峰，胡卫鹏，等.北京市民对SARS疫情的风险认知特征[J].人口研究，2003（4）：42-46.

[5]焦松明，时勘，周海明，等.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风险信息的民众心理状态及情绪引导策略[J].医学与社会，2020，33（5）：9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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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王一，高俊岭，陈浩，等.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期间公众媒体暴露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J].复旦学报（医学版），2020，47（2）：173-178.

[10]余清香，曾艺敏，卢文洁.新冠肺炎疫情期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J].江苏教育，2020（32）：4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