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澄霞

被誉为“文坛常青树”、民国十大才女之一的苏雪林，以散文集《绿天》和自传体小说《棘心》登上五四文坛，其后大半生则以屈赋研究和神话研究闻名学界。纵观这位一直自命“五四人”的非凡一生，她才华之出众，成就之骄人，因渴求新知而遭受打压之残酷，抗争之激烈，及其性格缺陷之醒目，俱现一身，足为今人提供借镜。

一

苏雪林的前半生备受封建专制社会的残酷打压，作为女性的基本权益被剥夺殆尽。首先是身体遭受摧残，她四岁起被祖母缠足五年，“日也缠，夜也缠，终于把我的脚缠到她理想的标准了。可是使我成为‘形残，终身不能抬头做人了”。其次是不被允许上学读书，屡屡被剥夺受教育权利。再次是被强制接受包办婚姻，婚姻自主权利被剥夺，身心遭受极大摧残。其间又遭受经济来源上的压制，生活几度陷入困顿，几次被迫辍学等。但苏雪林毫不屈服，倔强坚韧，拼命挣扎，拼死反抗。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造就了她的倔强个性，毕生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彻底挣脱专制家庭走上社会，终成一代大家。

苏雪林的求学之路充满坎坷浸透血泪。苏家虽非名门，但也足称当地大户，无奈家庭极端保守，一家之长的祖母“偏又是一个冷酷专制的西太后一般的人物”，“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根深蒂固，所以，苏雪林不能像男孩子一样读书，只是图及孙女将来能教自己念经和代为写信记账，信佛的祖母才破例开恩，允许七岁的苏雪林跟着叔叔及兄弟们“名不正言不顺”地在祖父衙署所设的家塾里跟读。跟读不及一两年，男孩子们相继进了新式学堂，家塾里的教书先生本不固定，她不得不辍学。1914年，在叔父帮助下，十七岁的苏雪林得以进入安庆当地一个教会学校培媛小学读书。仅读半年，因随母迁回祖籍太平县岭下村，学业又止。不久，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登报恢复招生，得知消息的苏雪林“萌生了要受教育的自覺心理，但同家庭辛苦激烈的斗争也于焉开始”，“费了无数眼泪、哭泣、哀求、吵闹”，顽固的祖母一意不允，苏雪林只得以死相拼。她曾回忆说，愈受压抑，求学之心愈加热烈。到后来竟弄到如醉如痴，饭不吃，觉也不睡的地步，甚至独自跑到一个离家半里、名为“松川”的树林里徘徊再三，几回都想跳下林中丈许深涧自杀。“若非母亲因对女儿的慈爱，战胜了对尊长的服从，携带我和堂妹至省城投考，则我这一条小命也许早已结束于水中了”。1919年，已是安徽第一女师附小教师的苏雪林，为了走出目光如豆的闭塞省城，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进一步深造，“我想前去赴考，赴考前必须通过家庭这一关，这一仗打得比民国三年投考安徽省立第一女师更加激烈百倍”。此时她已被家庭许配婚姻，“家人也预料到她求学野心无底止，所以要趁这个机会，逼她出嫁了事”。只为“要求上进”这一念，为到京城继续升学，反抗家人逼婚，她又一次以死相抗，“不茶不饭，僵蚕似的僵在床上七八天，终于触发了她的宿疾，而害了一场性命危于呼吸的大病”。苏雪林当时患上了因结核杆菌侵入淋巴结而引起的瘰疬病。因为危及生命，家中尊长遂不敢逼她完婚，并同意她赴京应考高等女子师范，满足她继续升学愿望。“‘升学，‘升学，费了那么大的奋斗，付了那么大牺牲！”1921年，直至通过了法国里昂中法学院留学资格考试后，二十四岁的她才告知父亲，并在离京出发前一天才写信告知母亲，就是忧及家庭对她读书上进的一贯反对。在法留学期间，屡屡遭受经济煎迫，再加疾病缠身，原本七年的留学期限只得缩短两年提前归国。

二

苏雪林前半生饱受挫折，促成了她性格的倔强坚韧，在艰难处境中刻苦精进，顽强奋斗，这一个性又造就了她在文学创作尤其是学术研究上的斐然成就。

苏雪林是新文学早期的重要女作家。她的文学创作主要有散文集《绿天》（1928）、《青鸟集》（1938）、《屠龙集》（1941），自传体小说《棘心》（1929）、小说集《蝉蜕集》（1945），传记作品《南明忠烈传》（1941）等。其中《绿天》、《棘心》曾多次再版，并被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文史专家阿英曾赞许她是“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

高校从教开启了苏雪林的学者之路。1928年她担任上海沪江大学教授，次年任苏州东吴大学教授，1930年任安徽省立大学教授，1931年任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在武大任教达十八年之久，与凌淑华、袁昌英一起被戏称为“珞珈三剑客”。其间出版了《李商隐诗》（1928）、《蠹鱼生活》（1928）、《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唐诗概论》（1934）四本学术著作。苏雪林1952年任台北师范学院教授;1956年直至1973年退休一直担任台湾成功大学教授，其间曾于1964年应聘赴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一年半。

苏雪林学术成果丰硕，成就斐然。她勤于耕耘，广收博蓄，态度之勤勉，治学征引材料之详备，令人惊叹。屈赋研究是苏雪林半生的事业，从1943年应约写稿《〈天问〉整理的初步》开始，到1973年，出版一百八十万字的《屈赋新探》，历时近半个世纪。苏雪林对楚辞及其神话的梳理和论证，不但融会贯通了中国“官方”与“民间”的两大文化主流，而且找到了组成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线索，进而证明“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以及“中国文化亦世界文化之一支”的大胆发现。正如印度文化研究专家糜文开在《屈原研究的新发展》一文中所评价的那样，“苏女士的屈赋研究，竟从发现一些矿苗，挖出‘先秦时代外来文化考的大矿藏来，而这大矿藏竟又连通着‘世界文化同源说的更庞大的世界矿藏的。这不可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大发掘”。现在虽有学者指出苏雪林的神话研究忽略了一个民族的神话既有民族自身的主体创造，也可能接受其他多民族文化的影响之可能，有陷入泛巴比伦文化的窠臼之嫌。客观而论，迄今为止关于楚辞或屈赋的研究成果不计其数，但放眼世界文化圈，沟通中西文化，开创跨文化研究的先河，拓殖楚辞研究的新天地，则不能不归功于苏雪林先生。

苏雪林的学术成就要归功于她的执着和坚韧。在武汉大学任教时，她将自己对楚辞与世界神话关系的零星发现著文请教同道，被视为无稽之谈而遭不屑，但这毫不影响她在自己认定的学术方向上继续顽强前行。1950年，苏雪林二次赴法，搜集关于楚辞的研究资料。在巴黎，她依靠从国内带去的工薪节余，省吃俭用，不久便因经济拮据，身体欠佳，在他人资助下于1952年乘船返台。于此种种都可见证她的精进努力，她对学术的热诚与痴迷。

三

评价苏雪林，她的半生“反鲁”亦为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苏雪林对鲁迅生前死后的态度可谓冰火两重天。鲁迅生前，她曾谦称自己是鲁迅的“学生”，并撰文对其《阿Q正传》等小说创作给予很高评价，称“鲁迅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谁都知道鲁迅是新文学界的老资格，过去十年内曾执过文坛牛耳……”并认为“鲁迅的小說创作并不多，《呐喊》和《彷徨》是他五四时代到于今的收获。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占到永久的地位了”。

但在鲁迅先生1936年10月19日去世后，苏雪林对其态度突然大逆转。1936年11月12日，苏雪林拉开了她“半生‘反鲁的序幕”。她写了长达四千言的《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公开祭出反鲁大旗，破口大骂鲁迅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在文坛“兴风作浪”，“含血喷人”，并影射、攻击鲁迅勾结日本特务机关内山书店，“行动诡秘”。还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她还攻击鲁迅的杂文“文笔尖酸刻薄，无与伦比”，“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1967年，苏雪林将自己“反鲁”的大部分文章结集出版《我论鲁迅》。该书出版时，苏雪林称“半生的‘反鲁事业，……以后我不高兴再理会了”。

为何对鲁迅态度前后不一，苏雪林本人的解释是，她看不惯鲁迅对杨荫榆女士的攻击。杨荫榆是苏雪林在女高师就读时的校长。1925年刚从法国归来的苏雪林为深陷女师大风潮漩涡中心的杨荫榆讲了一句“公道话”：“这场风潮的发生和进展时期里我恰不在女师大，双方的是非曲直，不敢轻易评断，但当时北平学风之过于嚣张，学校秩序之凌杂混乱，都是事实。”苏雪林认定自己因此而遭鲁迅忌恨。再联系1928年11月4日在北新书局宴会上鲁迅对她“神情傲慢”，这些都让生性敏感好强的苏雪林自动站在鲁迅对立面，与鲁迅“立于敌对地位”。

苏雪林性格倔强乃至偏执，她敢于挑战权威，坚持己见，一意孤行，不为他人及社会舆论所动摇，显然多有偏狭。她坚持半辈子反鲁，也归因于其个性。网名“绝色佳人”分析苏雪林的反鲁心理：“大家指责她，她会觉得自己是不被理解的英雄。大家不理她，她又会觉得自己是孤独的英雄。”此说也有一定道理。

笔者还想补充一点，苏雪林的半生反鲁，恐怕与她的人生隐痛也有关系。苏雪林与丈夫张宝龄因父母之命而结婚，其实两人性格不合，虽未离婚，但他们真正的婚姻生活只维系了三四年。杨荫榆早年奉祖母之命嫁了一个傻子丈夫，后来脱离夫家摆脱桎梏自我奋斗，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成为民国时期少有的女性教育家。杨荫榆一直没有再婚，一辈子不得意，性格也渐趋别扭，最终又为保护学生被日寇枪杀。杨荫榆与苏雪林人生境遇是否有着太多相似？而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所写《寡妇主义》一文中说：“在女子，是从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儿女，而后真的爱情才觉醒的;否则，便潜藏着，或者竟会萎落，甚且至于变态。”讥讽杨荫榆管理学校施行的是“寡妇主义”或“拟寡妇主义”。苏雪林与杨荫榆同病相怜惺惺相惜，想必对鲁迅施加的“寡妇”、“拟寡妇”标签，尤为耿耿于怀深恶痛绝吧。

苏雪林的“反鲁”言论，用尽人身攻击的一切词汇，对鲁迅极尽口诛笔伐和泼妇谩骂之能事，无论观点、内容还是文风都刻薄之极，实在有违一个学者在学术探讨、思想交锋时应有的客观理性。这是苏雪林作为著名学者学术履历上的醒目缺陷，无法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