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里

每年復活節期間，對於在本澳政府部門、機構或部分私人企業的僱員來說，無非迎來了“黃金”假期，剛好今年的復活節加上清明節一共長達5天的小假期，不得不令有份放假的僱員為之雀躍。

假期的設立，不僅對於僱員來說是一種福利，對於僱主甚至整個社會來說，似乎利大於弊。首先是對本地區旅遊經濟收益產生正面作用，以日本為例，每年4月底至5月初被成為黃金週，無疑增加了本地旅遊收入。對於港澳來說，每年復活節假期期間，市民爭相往外跑，為全球旅遊市場帶來正面的影響。即使是新冠疫情防疫期間，表面上世界各地推行的防疫政策限制了旅遊活動，但實際上無薪假或彈性上班假期制度，對企業僱主來說可以說是必須抓住的“最後一根稻草”，其利弊與否顯而易見。僱員放假期間，一方面增加了在職家庭親子相處的時光。另一方面，對於勞動市場而言，假期的發放起到了過渡性的作用。

雖然節假來臨，但全球新冠疫情期間卻對人口造成衝擊，有些國家更一度出現“嬰兒荒”，因旅遊限制、疫情變化拖累了生育率，而人口緩慢增長也將對企業構成長遠的經濟影響。據布魯金斯學會估計，中國内地2020年新生兒數量略高於1，000萬，較2019年的1，180萬下降逾12%。在德國、美國、英國和法國，總和生育率目前低於2，而且預計不會上升。為此，促進人口增長或成為各地政府當務之急，如果適時調整育兒政策，例如延長產假、增加男士陪產假、設立育兒假或育兒津貼，那麼，這不單能夠對出生率產生正面影響，也能體現出僱主對僱員釋出“家庭友善”的一面。

低出生率所衍生的問題

一個城市的勞工假期是否得到優化，能夠直接反映出該地區的社會福利制度完善與否，以及政府對整個城市人口結構的管理是否得到優化。反觀本澳政府，多年來在施政報告中提及“家庭友善政策”，去年立法會通過《修改第7/2008號<勞動關係法>》，以法律法規回應社會訴求及完善與勞資關係。法案修訂內容主要包括增設5個工作日男士侍產假，以及調升產假日數至70日等。看得出，增設男士侍產假和增加女士產假的政策，是為了鼓勵更多年輕家庭養育及培養下一代，增加本地人口出生率。坊間多年以來也有不少民間社團發聲，要求政府修訂《勞動關係法》，例如婦聯提出婦女產假應與公僕90日看齊;工聯冀政府促使中小企業早日實施5天工作制，以及實行帶薪的治喪假、婚假。也就是說，不斷更新及修訂“勞工法”，將是政府以及社會各界須共同努力的目標。

綜觀世界各地，假期的發放與結婚率、出生率甚至人口老年化有著直接關聯。韓國於2020年首次出現人口“負增長”，人口減少問題伴隨3月新學期的到來引發韓國社會高度關注。在距離韓國釜山市中心不到三公里的一所小學裡，去年只有4名新生入學，全校學生不過57名，上個學期末，學校和另一所小學合併，學生們集體轉學，這座建校六十年的小學正式關閉，目前學校門牌號和校名牌已經拆除。就連人口最稠密的首爾市，也有近兩成小學新生不足50人。由於適齡入學人口減少，僅去年韓國就有小學、初中、高中共30所學校關閉。2020年韓國總和生育率跌至歷史最低的0.84，遠低於維持人口現狀所需的2.1，目前這個生育率幾乎是全球墊底。受多年來低生d育率和人口老齡化影響，按照目前的人口趨勢推測，2065年，韓國65歲以上人口數量將超過勞動年齡人口，而韓國的養老金將會在2055年全部耗盡。有韓國媒體甚至評論，如果人口問題得不到解決，不要說國家競爭力，未來國家是否存在都成問題。

遠至韓國，近到香港，同樣出現低出生率問題，《香港人口推算2020-2069》報告顯示，香港的出生率於過去20年，大致維持低水平，原因包括遲婚、女性單身情況增加及離婚率上升等。報告推算，總和生育率將由2019年的每千名女性，相對1，051個活產嬰兒，下降至2069年的1，010個。另外，到2069年時，每千名女性，就只有685名男性，女性人口佔六成，香港將成女人天下。即平均1.46名港女爭奪1名港男。與韓國和香港等地一樣，本澳同樣面臨出生率低、老年化增長的問題，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2020年第4季新生嬰兒有1，345名，按季減少63名，全年新生嬰兒共5，545名，按年減少434名，出生率為8.1‰，較2019年下跌0.8個千分點。

早些年，澳門亦曾出現過有學校因為招生不足而關閉的情況，不論及當中的因素是否與低出生率有直接關係，但近些年澳門一些學校招生人數參差不齊。這便出現了一些學校報考人數“爆棚”，一些學校卻沒有什麼人問津，撇除學校名氣、師資、收費等外在因素，家長們考慮的主要因素還在於如何照料子女的問題。特別是對於一些雙職家庭來說，照料子女必須考慮的是成本問題，一是時間成本，二是金錢成本。兩者之間互相牽引、互相影響。倘若父母其中一方親力親為擔當照顧職責，只能選擇彈性時間的工作，甚至放棄就業的機會。倘若選擇全職投身工作，只能選擇放手將照顧職責交付家人或家傭。前者將衍生就業或重返職場的問題，而後者所覆蓋的問題更為複雜，即聘請家傭及其亂象衍生。

家傭的利與弊

澳門作為一座多元文化共融的城市，隨著2003年自由行的開放，博彩行業連帶零售、餐飲、酒店行業可謂風聲水起，而開放外地僱員進入本澳勞動力市場，使得這一群體為城市的建設和經濟發展貢獻了不少力量。儘管近些年社會上對外僱的輸入意見褒貶不一，但不得不提的是，外僱特別是家僱的到來，的確為不少雙職家庭照顧子女方面減輕了負擔。這對於不論是從事24小時輪值制的家庭，還是朝九晚五的小康之家，家僱無疑扮演了比較重要的角色，她們的工作涵蓋接送、打理家務等方面，對於大部分家庭來說，通常是利大於弊。

政府輸入外勞，除了活化勞動力市場、減輕在職家庭負擔外，亦起到了鼓勵年輕家庭傳宗接代，提升嬰兒出生率的作用。可惜的是，有些家傭未能安分守己，不是隔三差五約上知己好友到社區公園聚餐聊天久久不見人影，就是做出違反職業操守的事來，促使僱主人在崗位心在外，無暇顧及手頭工作，唯有把監視權交給監控儀器，或者交由家裡長輩代勞，不單令家庭矛盾不斷升級，也迫使原本雙職的家庭轉為單職。加上一場新冠疫情的來襲，原有的生活模式被迫調整，滯留在外的家傭回不來，迫使部分正在度過無薪假期的父母一方，唯有辭掉工作，全身心投入全職爸媽的行業，陪伴子女的時間多了，但收入卻減少了，家庭問題亦自此層出不窮，出現惡性循環。看得出，政府推行家傭政策表面上看減輕在職家庭的負擔，但實際上卻帶來更大的憂慮。與其透過聘請家傭的外在政策推動出生率，不如考慮修訂勞工法，例如延長產假以及增加育兒假，令雙職家庭親力親為擔當照顧子女職責，也省去他們重新投身社會的後顧之憂。

增設育兒假由勞工法入手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保護婦女生育公約》提倡產假至少應該達到14個星期，且薪酬至少達到2/3。內地已經達到這一標準;臺灣地區雖然只有8個星期的產假，但是同時還有帶薪育兒假;香港地區的產假只有10個星期，且還沒有育兒假。在世界經濟論壇發佈的報告《2018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8）中，目前僅有58個國家和地區有育兒假，僅佔世界銀行成員的30%。不過這已經比2010年的44個增加了不少，可見，通過立法確定育兒假已經成為國際趨勢。為此，為提高出生率，避免出現“嬰兒荒”，筆者提出三個建議對勞工法進行改良和升級。一、增加女士有薪產假至90天;二、新增育兒假;三、新增育兒津貼。以上建議之實施細則還須因應本澳社會情況而定，在保障勞資雙方的前提下，進行更為細緻的研判才能實施。期待未來勞工政策與時並進，為嬰兒出生率出謀劃策，早日全面實現“家庭友善政策”的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