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亮

摘  要：近年来，人权议题成为美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战略施压的主要手段之一，在我国国际传播体系建设中越来越具有重要地位。其中，涉疆人权议题已经成为干扰我国外部发展环境、影响中国国家形象和西方削弱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突出方面。西方涉疆人权议题国际传播的炒作重点涉及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所谓“强迫劳动”和所谓“强制绝育”等话题。西方涉疆人权议题国际传播的主体与平台呈现多样化态势，西方传统媒体、所谓的人权组织和智库、新型社交媒体全方位配合美西方国家政府的政治议程。基于这种全链条的话语和动员方式，美西方国家把涉疆人权议题从单纯的传播导向“社会运动”。美西方国家和媒体热炒的涉疆人权议题无一例外涉及我国新疆治理的政策和实践。中国加强涉疆人权议题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坚持系统施策：一是升级涉疆研究范式，二是推动涉疆议题传播的跨界合作，三是建立以人权议题为基础的国家叙事体系。

新疆是中国反恐、去极端化斗争的主战场。一段时期内，新疆深受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之害，人民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新疆坚持标本兼治，打击与预防相结合，通过依法设立教培中心，开展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着力消除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对此事实，中国政府已持续进行了多次说明和回应。2019年8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白皮书^[8]，向全世界详细说明了教培中心这一涉疆国际传播热点对象的真实情况。中国驻联合国相關机构使团也多次在大会和专门会议上作出说明，并同炒作该议题的部分国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我国一些研究机构也对此发布了研究报告。比如，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发布的《新疆的反恐与去极端化——以“中国电文”为样本的研究报告》，指出教培中心有助于消除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蔓延的思想根源。

（二）所谓“强迫劳动”话题

这是西方紧随教培中心议题之后恶意炒作的另一个国际传播话题。西方有关国家诬称，教培中心大多数学员结业后，并未回归自己的生活，而是被“强制”转移到了一些工厂进行所谓“劳动”。该议题起源于所谓智库“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的一篇虚假“研究报告”。在这份所谓“研究报告”发布后，西方主流媒体几乎在同一时间予以转载。西方媒体和有关智库在特定问题上高度协同和配合以达成政治目标的现象，在涉疆议题国际传播史上是罕见的。该议题经过西方媒体和人权组织的联合炒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所谓人权组织对西方在华企业施压，要求他们停止开展同新疆的有关业务。美国也对我国相关企业和新疆地区进行了所谓“制裁”。该议题的扩散不但影响新疆地区，还对全国所有涉及新疆的用工企业和地区产生了不良影响。

对这种毫无事实依据的指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2020年9月17日发布了《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白皮书^[9]。该白皮书在事实和政策层面说明了新疆各民族的劳动就业情况，驳斥了所谓“强迫劳动”指控。国内部分研究机构也就此发布了专题研究报告，指出所谓“强迫劳动”在新疆是根本不存在的。比如，2021年3月，暨南大学传播与边疆治理研究院发布了《“强迫劳动”还是“追求美好生活”——新疆籍工人内地务工情况调查报告》^[10]，新疆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新疆少数民族劳动就业调查报告》^[11]，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发布了《新疆各族青年外出务工情况调查报告》。

（三）所谓“强制绝育”话题

2020年6月，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的一项所谓“研究报告”，污蔑中国政府在新疆针对少数民族女性实施所谓“强制绝育措施”。西方主流媒体进行了大范围转载和跟进，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影响。对此，中国外交部予以严正驳斥，指出“40年来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人口从555万增长到1 165万，约占自治区总人口的46.8%”^[13]。除此之外，国内部分学术机构和学者也发表相关研究报告进行驳斥。比如，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林芳菲发布的研究报告明确指出：“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生育意愿的变化绝非政策强制，而是在新疆长治久安、经济社会向好的大背景下，在中国政府不懈推动各种保障妇女权益保障等举措下，少数民族女性遵循其自主意愿而发生的改变。”^[14]该篇报告和暨南大学传播与边疆治理研究院有关新疆籍工人在内地务工情况的报告，均得到西方反华报告作者本人的回应。但是他们回应的内容无法在这两篇报告的事实和研究方法层面提出关切，只能将报告污蔑为“中共的宣传”。这除了说明反华报告作者的心虚，也启示我国在涉疆人权议题国际传播竞争中，要注重通过实地调研报告进行事实和学理层面的话语竞争。

三、西方涉疆人权议题国际传播的主体与平台

2017年以来，涉疆人权议题国际传播的主体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样化。西方涉疆人权议题的炒作始于传统媒体（如《华尔街日报》）和美国政府资助的宣传工具（如“自由亚洲电台”），而后由西方所谓人权组织跟进，然后是西方各类所谓智库介入并发表一系列所谓“研究报告”。这三股力量通过各类所谓报告会、发布会、讲座和社交媒体造势而逐渐合流，同美国国会中的反华议员联手，推动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所谓“涉疆法案”。这些“涉疆法案”再由美国总统签署成所谓“法律”，最终形成对我国新疆事务长期干预的“法律”基础。在西方涉疆人权议题传播和动员的过程中，社交媒体在社会动员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传统媒体的报道经过社交媒体的放大和裂变式传播，刻意使一个小众的政治议题放大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性议题。在涉疆人权议题国际传播过程中，流亡海外的“东突”组织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

除了传统的主流媒体平台外，美西方国家介入涉疆人权议题传播的主要策动还来自各类所谓智库和人权组织。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詹姆斯敦基金会和哈德逊研究所持续炒作涉疆人权议题，并在几年时间内持续投入并产出所谓“研究报告”。这些所谓“研究报告”虽本身不具有可靠性，但通过持续的发布，经由西方主流媒体配合，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国际涉疆人权议题的话语。西方传统媒体、所谓智库和人权组织同所在国政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看上去“独立”于政府的机构和组织实质上全方位配合美西方国家政府的政治议程。

社交媒体也是涉疆人权议题国际传播的重要平台。西方一些主流媒体、所谓智库和人权组织无不充分利用Twitter、Youtube和Facebook等社交平台。这三家社交平台对世界范围内的用户拥有较大影响力。它们在涉及西方政治议程的问题上，往往对美西方国家的政府毫无保留地配合。比如，2019年底，中国国际电视台发布的第一部新疆反恐纪录片《中国新疆  反恐前沿》在上传Youtube数小时后，被该平台以片中音乐“侵犯某音乐节版权”为由直接下架^[15]。此举名为保护版权，事实上是在该纪录片传播的热点时期强行中断传播过程，干扰中国在新疆反恐议题上的叙事建构。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涉疆人权议题国际传播的主体范围较为局限。长期以来，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特别是外交部是传递中国政府涉疆人权议题立场的主要通道。中国官方媒体，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新华社也是在国际上传播涉疆人权议题的重要主体。我国涉疆人权议题传播主体相对局限的情况在2017年后得到了改善。在2020年美国所谓“涉疆法案”被签署成所谓“法律”后，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外交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均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多主体多部门联合发声，是中国涉疆人权议题国际传播的重大进步。此外，国内多所高校在2017年后就對涉疆人权议题发表中文版和英文版的研究报告，直接以学术方式介入涉疆人权议题的国际传播，成为新的传播主体。但是，中国涉疆人权议题国际传播的社会参与度，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度依然较低，社交媒体的参与依然不足。

四、西方涉疆人权议题国际传播的话语和动员方式

长期以来，我国涉疆议题传播的主导话语是“民族团结”“现代化发展”“反分裂”等。这套话语体系在2012年后加入了“反恐与去极端化”内容，但是反分裂依然是国内涉疆议题的话语主体。在2017年以前，中国政府和媒体多年来使用的反分裂和反恐话语体系基本上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但是2017年以后，在西方媒体的炒作下，人权话语开始逐渐占据涉疆议题国际传播的主导地位。具体来说，西方涉疆人权话语体系的基本逻辑是所谓“压迫-反抗”框架：将中国政府的治疆政策扭曲为所谓“对少数民族人权的侵犯”。在西方这个荒谬逻辑看来，新疆地区不存在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问题，而只存在所谓“侵犯少数民族人权”问题。事实上，新疆地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受害者的人权被西方系统和集体性忽略。这种充满傲慢、偏见且罔顾事实的逻辑正是缘于西方人权话语体系的局限性。

美西方国家利用自身话语优势，不断在世界范围内推销所谓“普世”的人权参照体系。美西方国家将这套体系打造成对非西方/非西方盟友国家进行干涉的武器^[16]，在世界范围内制造动荡和灾难。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美西方国家打着所谓“人权高于主权”旗号，对一系列主权国家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预，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在2003年以虚假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证据”为由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导致约20万至25万人死亡^[17]。显然，普通伊拉克人的人权并不在美西方国家的考虑范围之内。美西方国家一直以来推销的所谓“人权体系”存在严重的双重标准：西方所谓“人权”的判断体系本质上服务于西方的政治价值体系，并维护西方在全球的霸权地位，而非人的权利本身。

西方涉疆人权话语霸权的建构同各类“社会运动”是分不开的。托德·吉特林认为，所有社会运动都面临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便是对大众媒介的依赖^[18]。林芬、赵鼎新认为，媒体报道是社会运动传播其思想主张的重要渠道，会对运动的公共认知、大众支持度和运动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9-20]。媒体通过报道社会运动设置新闻议程，构建在某一范围内为群体所共享的观念，进而引发集体行动的功能^[21]。当前，美西方国家在国际上传播涉疆人权议题已超出媒体报道层面。美西方国家从恶意炒作涉疆人权议题出发，通过勾连媒体、人权组织、反华学者和流亡“东突”分子等，将涉疆人权议题从传播层面发展成一场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社会运动”。

在美西方国家把涉疆人权议题从单纯的传播内容导向“社会运动”的过程中，西方传统媒体首当其冲，误导西方国家的公众建立起对这一议题的错误认知。紧接着，西方的所谓人权组织和境外分裂势力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动员和造势，在民间形成对涉疆人权议题的高度关注。然后，反华学者通过各类所谓智库和人权组织发布形形色色的所谓“研究报告”。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动员所采取的新闻议程不是明显的“分裂”“独立”之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议程，而是能够唤起社交媒体受众共情的所谓“人权”“亲情”“人性”等情感类议程。美西方国家在社交媒体受众身上唤起大量共情之后，其动员开始走入线下，在现实社会中组织各类所谓演讲、示威、游行、请愿活动。此时美西方国家的有关媒体反过来报道这些活动，将其视为某种形式的“社会运动”，进一步推高其议程的显示度和“合法性”。最终，这些动员活动被美国国会收编，作为其反华议程的一部分并通过立法，实现在所谓“法律”层面对中国治疆内政的干预。在这一动员过程中，西方传统媒体首当其冲，社交媒体随后跟进，反华学者、流亡分子、所谓人权组织和所谓智库密切配合，共同制造了涉疆人权议题从单纯的传播内容走向“社会运动”的闭环。

五、中国涉疆人权议题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路径

人权议题已成为当前中西方就涉疆问题博弈的重点领域。中国涉疆人权议题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核心环节是重构涉疆人权议题的话语体系。2020年，所谓“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被签署成为所谓“法律”，为美国干预中国治疆内政提供了所谓“法律”基础。按照美西方国家的惯用伎俩，针对民族议题，在对具体议题进行炒作之后，最终方向是操作所谓“种族灭绝”议题。事实上，过去4年间美西方国家在涉疆人权议题上操作的所有内容，比如所谓“强迫劳动”和所谓“强制绝育”等都在为所谓“种族灭绝”议题进行铺垫，所有各类涉疆人权议题的炒作都指向污蔑中国政府进行所谓“种族灭绝”这一弥天大谎。已有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比利时、立陶宛、捷克等7个国家的议会针对涉疆人权议题通过所谓动议。此类话题已成为当前涉疆议题国际传播乃至整个中西方关系中的核心议题。中国加强涉疆人权议题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系统施策。

（一）升级涉疆研究范式

当前，中国涉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研究范式升级的迫切需要。多年来，我国涉疆研究的主导范式是着重强调“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事实。涉疆问题研究多围绕主权归属，从政治、历史、文化和宗教的角度展开。该研究范式对澄清事实具有基础性作用。但是，近年来美西方国家以所谓“人权问题”为借口干涉我国新疆治理，等于在策略上绕开了我国涉疆研究的主导范式。换句话说，美西方国家在涉疆问题上的媒介话语和知识生产，并不直接聚焦新疆的主权归属和民族分裂问题，甚至很少出现常见的所谓“民主”“自由”话语。美西方国家转而聚焦涉疆人权议题，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中心对中国新疆治理进行挑战，并以此为基础扩大到棉花生产、产业链、科技和光伏领域。西方涉疆人权议题的政治操弄以涉疆问题为起点，落点在中美关系的各个核心领域。因此，我国涉疆研究范式亟须在主权范式的基础上纳入人权范式。目前我国人权研究宏观上属于法学，和历史学尚有一定距离。涉疆研究的人权范式升级，要从新疆的社会现实出发，做到着眼全局和突出前瞻性。

面对当前涉疆人权议题国际传播形势，我国涉疆研究需要依托和调动多个学科的资源和力量来实现范式升级。这些学科主要包括历史、民族、人类、传播、宗教、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和文化等。在所有这些学科当中，人类学民族志和田野调查方法应该成为所有学科进行实地研究的先导。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任何研究进行的前提应该是充分有效地掌握新疆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和生活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长期的、嵌入式的民族志调查，以全面掌握和获得意义的现实生产过程。在研究主体上，高校应该进一步发挥涉疆研究的生力军作用。在具体研究内容上，目前国内涉疆人文和社科类的研究来自单一学科多、交叉学科少，未来需要更多融合交叉学科的综合类涉疆研究。

涉疆研究范式升级的目标是在国际上打破西方涉疆研究构建的知识和话语霸权。新疆是什么，涉疆问题是什么问题，中国治理新疆的历史和价值逻辑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的定义和解读权应掌握在我国手中，而不是西方。此外，涉疆研究应加强和业界的联合。涉疆研究事关高度复杂的现实情况。学界要和专业的管理部门保持密切沟通与协作，因应现实国际形势和国家需要来开展研究。

（二）构建涉疆人权议题的国家叙事体系

国家叙事是指“一个国家如何向国际社会讲述自己的故事、价值观和发展目标，从而帮助本国国民和国际社会认清该国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定位与使命”^[22]。构建涉疆人权议题的国家叙事体系，第一步是基于我国现实和实践重构涉疆人权话语体系。近年来，西方社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撕裂和民粹主义等问题，西方人权话语愈发显得空洞。这一系列显性问题客观上为我国超越西方虚伪的人权话语提供了历史空間。我国人权话语体系创新须突破现存西方自由主义人权话语体系，增强主体性和能动性。

从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重构涉疆人权话语首要的是重构人权的历史话语，即打破人权是历史自然发展产物的观念，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去丰富和发展人权话语。重构涉疆人权话语还要突破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框定，将民族议题置于“中华民族”框架下进行话语建构。同时，要注意同世界其他文明在人权话语上的对话与合作。重构涉疆人权话语的另一个重要面向是超越西方中心论。中西历史和文化背景决定了中西方对人权话语体系有不同的理解。比如，中国人权话语更加强调主权，不允许利用民族问题制造国家分裂;强调经济文化权利与政治权利同等重要;认为个体的发展权是一项重要人权。我国涉疆人权话语在强调发展的同时，要警惕西方“现代化发展”的话语陷阱（即认为现代化发展本身能解决所有问题），旗帜鲜明地揭示人权事业进步背后我国民族地区的政策和发展因素。

在重构涉疆人权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涉疆人权国家叙事体系的核心是以人权保护为基础的新疆故事，是历代中央政府治理新疆的价值体系，以及治理新疆的发展目标。构建涉疆人权议题的国家叙事，要讲好中国共产党带领新疆地区全体人民建设和发展新疆、建设社会主义新疆的故事;要讲好中国共产党在新疆保护和发展人权事业的故事;要讲好中国共产党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捍卫国家统一，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社会安宁的故事;要讲好新疆同内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历史和文化血脉交融的故事;要讲好新疆人民在历史与现实中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综合来看，构建涉疆人权议题国家叙事体系的目标是整合国内和国际两个话语空间，在充分构建国内涉疆议题叙事体系的基础上，促进国际涉疆议题叙事体系的重构。

（三）突破固有路径依赖

多年来，国内主流媒体的涉疆报道以美景、美食等为主线，然而去政治化的和静态的符号传播无法充分反映以往和当前新疆发生的变化。西方媒体的涉疆议题传播是高度政治化的，其国际传播内容和议程完全服务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这种高度政治化传播和去政治化传播之间的差异，是我国涉疆人权议题国际传播处于劣势的原因之一。媒体传播的内容承载着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这套价值体系依靠完整的叙事体系来呈现。但是传统、静态的符号化内容，恰恰无法传达完整的价值体系。这些符号如与历史和现实割裂，将是漂浮且没有根基的。比如，对新疆壮美山川和现代化大都市的呈现如果仅仅停留在符号层面，就无法深入回答为什么新疆的生态环境会被保护得如此之好，一个位于欧亚大陆腹地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良好发展？进一步说，符号化的传播内容无法呈现新疆近年来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过程中付出的巨大代价和产生的积极效果，而这恰恰是西方媒体和美西方国家政府一直以来刻意回避的。就美西方国家而言，它们只有在叙事上否定新疆地区存在恐怖主义威胁，才能将涉疆问题歪曲成所谓“政府压迫带来的反抗”。

2019年底开始，中国国际电视台在此方面做出了有效探索。2019年12月5日、2019年12月7日、2020年6月19日及2021年4月2日，中国国际电视台接连推出了四部反恐纪录片，分别是《中国新疆  反恐前沿》《幕后黑手——“东伊运”与新疆暴恐》《巍巍天山——中国新疆反恐记忆》《暗流涌动——中国新疆反恐挑战》。这是近年来中国首次以英文纪录片形式公布大量暴恐袭击的原始画面，介绍了新疆暴恐严峻性与中国打击极端恐怖主义的现实需求。从传播效果看，四部纪录片鲜明揭露了新疆多年来所面临的现实威胁，在国内收获了广泛且持久的关注。这说明，国内受众对政治化的涉疆传播内容有刚性需求。国际上，即便是面临来自西方社交平台的有意打压，前两部纪录片推出后在Youtube的观看量超过20万次;《巍巍天山——中国新疆反恐记忆》上线一周内，就被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的475家网络媒体报道，全网阅读量达5.17亿次。直接用国际平台特别是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国际传播，同时突破传统的去政治化的符号传播，应成为我国媒体涉疆议题国际传播的新常态。

六、结  语

国际传播现状表明，涉疆人权议题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和超脱国家的抽象议题。美国利用涉疆人权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也不仅限于新疆一地和棉花领域，而是扩展到了其他地区和领域。美国以涉疆人权议题为借口加大对我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托词就是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如“华为”“大疆”）、监控设备生产企业（如“大华”）参与了在新疆的所谓“高科技监控”，侵犯了所谓“人权”。美西方国家的媒体在国际传播领域对此议题进行了连篇累牍的炒作和错误报道，为美国政府和国会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所谓制裁做了铺垫。这些被美国制裁的中国高科技企业都涉及当前反映一国综合国力的5G、人工智能、芯片、光伏等关键领域。美国对涉疆人权议题的政治操作，真正目的在于服务其政治和经济战略，确保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

美西方国家和媒体热炒的涉疆人权议题无一例外涉及我国新疆治理的政策和实践。涉疆人权议题国际传播已经不仅关乎媒介平台、话语权和议题设置等技术层面，更关乎我国现实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的创新，以及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实践。在涉疆人权议题已在西方社会催生了一场中等规模“社会运动”的背景下，围绕涉疆人权议题国际传播的中西竞争，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际传播话语权竞争的层面，更关乎中国和西方世界在后疫情时代的经贸关系、科技合作和价值体系等问题。

提升中国在涉疆人权议题上的国际传播能力，要坚持系统施策。一是升级涉疆研究范式，从底层的知识生产层面打破西方在涉疆研究上的话语霸权，为涉疆人权议题国际传播提供动力。二是推动涉疆议题传播的跨界合作，特别是深化多学科、多部门、学界和业界的综合统筹和协调，实现全社会参与、共同发力。三是建立以人权议题为基础的国家叙事体系，整合国内和国际两个话语空间，在充分构建国内涉疆议题叙事体系的基础上，促进国际涉疆议题叙事体系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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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德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