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茜

摘要：2020年，中国正式提出双循环这一前瞻性经济战略。它不是“凭空产生”，也不是“脱胎换骨”，而是中国经济政策循序渐进、精准施策的产物。这一新发展思路是在我国要素禀赋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是对扩大内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过去成功的政策经验的延伸和升级。系统梳理双循环背后的政策、理论和现实逻辑，对于正确认识其内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双循环 扩大内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素禀赋

一、引言——2020年国家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首次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说法，并从供需角度切入，指出实现这一新发展格局的具体路径。供给侧需坚持结构性改革的主路线，需求侧要发挥内需市场的规模优势，不断扩大内需。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国内国际两个循环之间的关系，明确提出内循环要在整个循环体系中占主导地位。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对双循环内涵做了详细阐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要以规模庞大的内需市场为支撑，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融通互促。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面对的经济问题是中长期的，要从持久战的角度来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此后，习近平就如何落实双循环发展战略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看法和举措，包括企业家要努力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生力军;用好改革的大招，为双循环聚焦发力;科技创新是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所在;加快构建现代流通体系，为双循环提供强大支撑等。

双循环是党和政府在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外部环境下对经济发展思路的全面调整，是对“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规划的重大战略部署。要正确认识双循环战略的时代意义、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可以从政策、理论和现实三大背景出发，系统梳理新时期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后逻辑。

二、双循环战略的政策底色

通过研究改革开放以后的国家经济政策，发现政策演变有两大趋势：政策重心由外循环向内循环转变，政策思路由需求侧管理向供给侧管理调整。

（一）政策重心由外循环向内循环转变

改革开放后，我国采用国际大循环模式，具体路径是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以及引进外资获得发展资金。这种外向型战略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以沿海地区开放为基点，以劳动要素优势为依托，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取得了巨大成功。一方面，中国经济呈现出令人惊艳的发展速度。1979—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率为9.8%，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2801亿美元，仅次于美、日、德三大发达经济体。外汇储备扩大到15282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稳步提升。中国乘势抓住全球第三次产业转移的大好时机，一跃成为制造业大国、“世界工厂”。

但这种“两头在外”的外循环模式也显露出诸多问题。在内，产业发展陷入“内卷化”困境，高新技术产业明显不足，产业升级面临瓶颈;传统产业生产模式粗放低效，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对外，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低，多以“中国制造”参与国际分工，一直处于全球产业链低附加值区域。另外，国际大循环模式实质上是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对外需依赖程度过高。2006年中国对外依赖度达到顶峰，进出口外贸依存度高达67%，出口依存度超过35%，远远高于美日两国。1978年至2006年，美日进出口外贸依存度维持在20%—25%区间，出口依存度保持在10%—14%的低位。对比来看，中国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关系已经严重失衡。

在此危机下，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指出，应调整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的关系，注重发挥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不断扩大内需。这个时期内需开始正式进入政策范围。在2011年的“十二五”规划中，扩大内需的政策任务上升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要求建立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2016年“十三五”规划注意到国内外两个市场的整体联系，认为要用系统思维来看待两个市场的关系，将其统筹起来发挥协同效应。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畅通国民经济”的新提法和“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会议强调了“畅通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指出以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为四大节点的循环体系畅通无阻，是完成供给侧改革任务、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对于如何“促進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会议提出了一些具体指导意见，重点指出要从消费和投资两个角度着力。这一时期中国的政策视角由国际市场转向国内市场，注重发挥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二）政策思路由需求侧管理向供给侧管理调整

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主要遵循需求侧管理的政策思路，重点依靠出口、投资来助推经济上行。对外，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借助外需创收;对内，政府牵头，大力进行铁路、公路、房地产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国家一直积极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两大工具来调节社会总需求，以应对不同时期经济发展需要。很明显，这个时期我国十分重视发挥需求对经济的刺激性作用，大多数经济政策也都围绕需求侧管理展开。

2008年，为了消减全球经济危机的负面效应，国家实施了四万亿投资计划。这项政策短期效应十分显著，使中国快速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包括产能过剩、巨额地方债务、房地产库存压力大、严重资源浪费等，给中国经济结构造成严重破坏。面对经济结构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需求侧刺激方案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国家经济政策开始由需求侧管理向供给侧管理转变。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战略性意义，并部署了“三去一降一补”五项重大任务。2016年经济工作紧紧围绕这五大任务展开，重点在化解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缓解房地产库存压力、改善债务结构、降低企业成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力。2017年进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期，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供给侧改革的中长期目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推动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并认为现阶段的改革任务要集中从破除无效供给、新立有效供给、降成本三个方面突破。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进入高阶版的供给侧改革阶段。会议强调要继续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穿到现阶段经济管理活动中去，巩固前阶段五大任务成效，激活市场积极性，提高产业链竞争力，疏通经生产、分配、流通到消费的循环体系。“十三五”期间供给侧改革效果明显，“三去一降一补”任务取得实质性进展，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加快转变，市场体系持续完善，供给质量稳步提高。需求侧管理思路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秘方，但是在中国步入经济转型的关键期后，这种政策方案的边际效应大不如前，供给侧改革方案开始成为治疗“大而不强结构病”的主要方子。

通过梳理改革开放后經济政策的演变历程，不难发现双循环新战略顺应了我国经济政策的变化规律，与之前的经济政策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一方面，双循环的内涵呼应了我国政策由外及内、由需到供的变化，与扩大内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政策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双循环思路是对中国过去摸索出来的成功政策经验的全面概括和升级。双循环坚持辩证统一的方法，将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关系、供需管理两种手段统筹起来，并对这两个维度提出了更高层次、更具协调的联动发展要求。

三、双循环战略的理论基础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任意时间点上，单个国家的自然资源、人力、物质资本等经济资源拥有量是既定的。但要素禀赋的不变只是相对的，相反它会随着时间的变迁而波动。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由对应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及其相对丰裕程度决定的，因而也会在不同的发展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结构形态。处于发展起步或初级阶段的经济体，其自然资源或劳动力相对丰裕，应优先发展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本和技术的积累，这个国家会开始进入资本密集的产业，并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从事生产。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只有根植于要素禀赋，才具有竞争性，才能形成经济增长点。

历经40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要素禀赋呈现出重大改变。其一，我国劳动力优势开始式微。改革开放后，我国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启动了国际大循环模式，快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中，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制造大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构成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但2008年后珠三角、长江三角区开始出现“招工难、用工荒”现象。我国劳动力数量在2012年出现了改革开放后的首次回落，“十三五”期间更是每年以数百万人的幅度递减。2014年的经济新常态理论指出，从生产要素的相对优势来看，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减少，人口红利开始消失。而且部分外资企业已经将服装等加工工厂转移到东南亚国家，我国以低成本劳动力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

其二，我国形成了超大规模市场和消费群体优势，内需潜力显现。中国拥有14亿人口，庞大的人口基数构成了国内消费市场的强有力支撑，消费增量市场前景广阔。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拥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凭借可观的消费能力激活了内需市场，消费基本盘稳定持续。依靠这两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国实际消费规模逐年攀高。“十三五”期间，我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33.2万亿元增长到41.2万亿元，紧随美国之后，其他国家的消费市场规模还不到我国的40%。消费已经连续六年对经济的贡献率超过出口和投资，成为助推经济上行的第一主力。

其三，我国是位居世界首位的工业大国，具备良好成熟的生产基础。我国已成功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近年来工业经济年均增长速度约为6.7%，远高于世界平均增速。我国是世界上工业门类最为丰富完整的国家，拥有联合国公布的525个工业门类。同时也是世界第一的工业品产出大国，钢铁、原煤、水泥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多年占据世界最大份额，远超其他单个国家。中国在工业增速、门类数量和成品产量上都保持着强劲的领先优势。

国际大循环战略的禀赋根基在于低成本劳动力，实施的背景是内需弱外需强，因此只能依靠外需反哺内部发展。继人口红利消减和海外需求低迷后，外循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内需的迅速崛起、工业化水平的显著提升、国民财富的大量积累，中国的禀赋已经从劳动力要素的对外相对优势逐渐转变为国内市场规模的内在绝对优势，这就需要经济发展思路要随着这一变化进行相应调整，市场重心逐渐从国际市场向国内市场转移，经济模式从瞄准外需的外向型经济向基于内需的内生型经济转变。双循环战略是基于我国要素禀赋及其结构质变下的政策选择，有着稳固的理论基础。

四、双循环战略的现实背景

在新冠疫情和国际关系不确定性加大的双重冲击下，中国外部环境面临严峻考验。2020年随着疫情的传播、停工停产等防疫措施的实行，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衰退期。海外需求骤降，大量外贸订单取消，全球产业链碎片化，给中国外贸产业带来很大的打击。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出口总额为3.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收窄了11个百分点。但疫情的负面打压只是暂时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全新变化会给中国的出口经济带来深远影响。随着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抬头，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开始实施强硬的“去中国化”，经济冲突不断升级。2020年4月美日呼吁“制造业回归”，宣布提供资金支持，鼓励本国企业搬离中国。5月，美国对华为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限制。美国商务部发布禁令，任何企业将含有美国技术的半导体产品出售给华为，必须先取得美国政府的出口许可。8月，美国宣布封杀抖音海外版。此外，中澳和中印关系也不断恶化。我国国际关系中对抗因素增多，特别是中美关系摩擦，给今后出口环境增添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外部环境的不利变化给外循环体系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为了增强经济的韧性，国家需要重新审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关系，在内部条件基本形成的基础上，将内循环上升至主体地位，这是应对国际环境挑战的主动选择。

双循环内涵有两大重点：一是在国内外市场关系上，以国内市场循环为主导，以高质量的内循环带动高水平的外循环;二是在实现路径上，坚持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以扩大内需为着力点。很明显，我国要素禀赋正由劳动力数量优势向内需市场规模优势转变，再加上国际环境压力的倒逼，由基于外需的外向型经济向依托内需的内生型经济转变是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该战略也是对经过长期实践考验过的、又适用目前发展新要求的经济政策的全面总结和调整，是我国在新时期、新条件、新环境下做出的因时制宜的经济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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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