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向频 陈路平 王庆

晚明时期绍兴府的越中①地区已发展为浙东经济、文化重镇，其间人才辈出的众多望族深入影响了地方的政治经济，同时引领着各类社会文化风尚。尤其是家族间数辈人对居所周边风景环境坚持不懈地疏凿，不仅继承了越中悠久的造园传统，更结合其地理与文化环境，呈现出强烈的时代地域特征，构成江南园林别具特色的部分。

1 晚明越中望族及其社会影响

明代绍兴府下辖八县，以山阴、会稽东西并列为府城。至晚明时期，绍兴已发展为东南要府，不仅传统农业获得极大发展，纺织、酿酒、制茶等手工业同样蓬勃兴起，为家族的持续运转提供经济基础。自成化五年（1469年）起，绍兴一带逐渐成为全国科举重地，加之朝中浙党互相扶持，大批文人以科举入仕。同时，绍兴还是阳明心学的诞生地，王守仁、刘宗周、黄宗羲等名儒频繁在此授徒讲学，围绕其师承流变关系涌现了大量文化名流，以至利玛窦也以外来者的眼光评价其“以学者辈出，并且是大批知识阶层的荟萃之所而负有盛名”[1]。

作为绍兴府的中心，越中产生和聚集了大量名门望族，尤其到中、晚明时期，其数量和声望可谓空前绝后，并因不同方面的成就成为绍兴府乃至浙东在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代表。如水澄刘氏、陶堰陶氏以阳明思想研究而闻名，梅市祁氏、状元坊张氏有3代以上的藏书传承，白鱼潭张氏、前梅周氏等族中有多人连续得中进士。这些家族还通过婚姻关系、师承关系来加强联合，如状元坊张氏与陶望龄、朱赓、祁承、刘宗周、商周祚等众多家族都有姻亲联系，同时又与徐渭、陈洪绶等艺术家相交，一系列资源联合为家族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2]。

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带来了奢靡的生活风气，越中望族同样成为各式艺术享乐活动的引领者，诸如张岱“好精舍，……，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3]225，祁豸佳亦“有书画癖，有蹴鞠癖，有鼓钹癖，有鬼戏癖，有梨园癖”[3]108。而徐渭、陈洪绶、祁彪佳、王骥德等众多文人广泛涉猎诗歌、散文、戏曲、书法、绘画等领域并卓有建树。出于丰富艺术生活与结社往来的需要，越中望族持续建造了大量园林，在园中读书养性、观剧赏曲、品画赋诗、宴饮集会，形成繁盛的园林活动景象。

2 晚明越中园林的发展与分布

越中地区位于浙北平原与周边丘陵的交界地带，以府城为中心，北有梅山、涂山等数峰，南面被会稽山脉环绕，历经多代不懈整治得以形成优美的山水、城市环境，尤以水利工程的兴建与石矿资源的开采成为影响环境变迁的重要因素。春秋战国时期范蠡依托8座孤丘构建勾践小城和山阴大城；东汉马臻在郡城南面主持开凿东西向的鉴湖，以其调蓄功能及涵闸系统解决洪涝、水体淡化问题；魏晋南北朝时南迁的中原人口兴建了大量庄园，使越中自然环境得到进一步疏凿；隋唐年间浙东运河与海堤建成，奠定了绍兴水城的基本格局，众多采石所剩的孤岩被艺术加工为宗教文化景点；南宋为越中城市发展的鼎盛时期，鉴湖大部分区域因泥沙淤积被围垦为耕地，呈现一片水乡田园风光，府城内则街随河走、坊巷聚居，形成大量宅院相依的景象。

晚明时期的鉴湖水系已被内运河取代，演变为府城东、南、西面众多河道与大小湖泊，不过其存留的山水空间与水乡景观仍极为秀美，张岱甚至认为残余的西鉴湖比西湖、湘湖更为端庄雅致[3]120。此外，采石场中弃而不采的众多岩石，也在日积月累中构成千姿百态的残石景，主要分布于城东与城西一带②，成为摩崖石刻或凿佛立寺的依凭。崔溥在《漂海录》中描绘了当时府城的城市格局：府城外围凿有护城河，城内水道以府河为南北轴，与之垂直呈东西向分布，状如鱼骨；卧龙山、火珠山、塔山等八山位于城中，府署位于卧龙山东麓。平民住宅多为单进平房或楼房，集聚形成巷弄；官绅、商贾则建“台门”院落，多以天井为中心，形成包含水池、水井、假山、花木等内容的宅园。

晚明越中因其优美的城市山水环境迎来了造园活动的高潮，仅府城内便有砎园、快园、曲水园等80余处园林，府城周边山水地带更有畅鹤园、镜漪园、天镜园、寓园等百余处园林。不仅园林数量庞大，建筑类型也较为丰富，堂、轩、斋、谷、房、阁、池、庄、馆、舍、坞、居、楼、台、栖、巢兼而有之。除此之外，伴随着大量园林实践，越中地区的造园理论也渐趋成熟，《越中园亭记》《陶庵梦忆》《越中名园记》《越中名园赋》《鉴湖游览志》《行园略》《寓山注》《越山五佚记》等众多文章诗赋中都有大量关于造园理念的表述。

在晚明越中文人大量造园的过程中，家族营园是其中主要的推动力（图1、表1）。各大家族为巩固势力、加强联系和方便日常往来，多选址于相近区域营园，因而越中园林分布呈现明显的聚集特征。府城内园林主要踞8座小山而建，如卧龙山一带便多张氏园亭，而城中府学、寺庙等重要场所以及城门附近亦有不少各家族园亭。府城周边鉴湖区域的造园集中于南门外的水域、山麓一带，以及城西的鉴湖三山一带，再往西至柯山附近则多祁氏宅园，城东吼山至陶堰一带多陶氏宅园。府城北侧平原大湖间有朱氏及其他家族园林零星散布，其余园林多选址于各山体附近。此外，绍兴府下辖乡镇的其他望族存在内迁现象[2]，他们多在府城建园，通过游赏宴乐活动融入更高层的文人社交圈。如吕氏家族自“吕本”以下数代，除在余姚乡里营园外，均在府城建有园林别墅。

1 晚明越中园林可考位置分布Garden distribution in Shaoxing Count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表1 越中主要望族营园统计[2]Tab. 1 Statistics of major prominent family gardens[2]

3 代表家族的营园实践及其造园特征

越中家族是晚明越中营园的重要实践者，家族之间通过数辈的传承，发展出相通又各异的园林思想。本研究尝试以家族分类整合各园林，通过归纳其周边环境与家族背景的影响，梳理造园实践与观念的传承演变，提炼其中贯穿的鲜明造园特征及其成因，并总结各自的营园理念与手法。以下选取状元坊张氏、梅市祁氏、陶堰陶氏（图2）为例展开分析。

2张氏、祁氏、陶氏家族造园谱系The gardening lineage of the Zhang, Qi, and Tao families

3.1 张氏园亭之“匠心内省”

状元坊张氏先祖原居古剑州绵竹，南宋时张远遒举家自临安迁至绍兴出任知府，明中期时已为书香世家。张岱这一支“三世积书三万余卷”，以史学见长。曾祖张元忭主张勤俭持家，审美以浑朴疏雅为佳；张岱父辈因科考仕途不畅，而将更多精力投诸物质享受与艺术钻研中。张耀芳酷爱园林、藏书、戏曲，张联芳擅绘画、精鉴赏，张炳芳热衷茶艺。至张岱，更对各类生活艺术都有丰富的体验和深厚的造诣，同时成为张氏造园理念的集大成者，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家族数辈传承的营园匠心，还对其中的偏差和误区加以反省和修正。

凭借家族财力的支持，张氏造园得以将越中对山水选址的重视发挥到极致，其众多园林主要分布于可“近俯雉堞，远问村落”的府城卧龙山周边，以及尽享湖光山色的城南山林水域一带。张氏早期园林风格多疏朗古朴，张岱高祖张天复在卧龙山上建筠芝亭，“亭之外更不增一椽一瓦，亭之内亦不设一槛一扉”[3]13。祖父张汝霖善于通过空间划分变化获得丰富的水景体验，如其位于卧龙山张宅左侧的砎园，通过筑堤和各类建筑的巧妙摆置，因水而成“曲而长”“深而邃”“静而远”“閟而安”[3]14的效果，张岱赞其为“得水之用，又安顿之若无水者”[3]14。又如位于府城南门外兰荡中的天镜园，园内外水系连为一体，雕梁画栋绕池而建，浴凫堂南有奇石佳木，堂西则叠石为山，假山南面的啸禾亭可眺望平田“千顷”，亭后稻孙楼“总览羣峯，俯瞰巨壑”[4]。全园景观布置抑扬顿挫，回环相连，“每转一境界，则自有丘壑”[5]。

张岱则将营园匠心运用在对植物景观的细腻处理上。他对曾祖张元忭的书室不二斋进行改造时，在院中种植10 m高的梧桐，以蜡梅填补西墙的空白，并随季节搭配不同的花草，夏日有“方竹数竿”与“芗泽浸人”的建兰、茉莉[3]46，秋季在北窗下放置“菊盆五层”[3]46，冬季“以昆山石种水仙，列阶趾”[3]46，春季四面墙下种植山兰，栏杆前栽300m2左右的芍药，营造盎然生机。同时他在斋后增建梅花书屋，后墙下种植3株牡丹、2株海棠，“花时积三尺香雪”[3]46；前墙对面砌筑石台、叠数峰太湖石，以西溪梅骨、滇茶点缀，并在梅根缠绕西番莲；窗外以浓密的蔷薇花覆盖竹棚，台阶下种植翠草与秋海棠。

而随着族中众人的改建，张氏园林的建筑密度大大增加，园景也逐渐呈现出繁复、精致乃至奢靡的风貌。筠芝亭松峡下原有巘花阁，建筑形制简单，周边景象亦是“层崖古木，高出林皋”[3]201的豁朗之状。但张五雪③归家后以此处为其园林理念与建造技巧的试验场，将石壁泉水汇为小池，架“飞栈曲桥，逶迤穿渡”[5]，增设台亭楼阁，遍植花卉。张联芳则大肆改造张元忭读书处万玉山房，园中增建的溪山清樾堂、来章阁等建筑“各极宏敞，更兼精丽”[5]；之后张萼在堂旁增建瑞草溪亭，屡次拆建以至破坏山石花木[3]213④。对此，张岱反思这一时段家族造园中的过度加建风气与繁复风格，认为人工元素的堆砌破坏了原本浑朴明畅的园林意境，“伤板，伤实，伤排挤，意反跼蹐”[3]201，不符合清幽淡远的文人造园趣味。

张岱在明亡后避居于家乡快园，在晚年构想了一处内容详尽的纸上园林“琅嬛福地”，将其传承自家族、发展于自身的园林美学思想浓缩其中，充分展现了“有意为之”“无意得之”的境界。园林构思时选址于越中郊外多竹、嶙峋的小山上，山顶设亭，山西为1 hm2左右的丰田，山北则有古木、层崖、小涧、精舍，尽头处的洞穴和草庵为自己预想的坟冢。园门临大河，沿河北行有石桥供坐赏风月，而门旁小楼可登高四望群峰。园内主堂前后有轩，堂前为2株娑罗树，堂后为奇石堆叠的石坪和数棵黄山松；堂左以石阶通一丘室，堂右为读书处一壑阁，前凿6 000m2左右的大池，并与小河相通，夹岸高崖种植各类果木。园林空间特征与景致意向都有原型可循[6]，整体空间借地形变化而曲折丰富，手法取意天然、较少人工，具有筠芝亭和早期巘花阁的野朴意趣；园林内建筑与水体错落有致，犹如砎园中建筑“皆在水石萦回、花木映带处”的位置关系；还有果木、高粱、粳稻等农作物，再现了天镜园中的庄园式景致。

张氏园林总体上追求巧妙的雕琢与创新，既有布局疏朗、巧于因借的筠芝亭和天镜园，又有结构精妙、独具匠心的砎园，还有细节丰富、富有情趣的不二斋和梅花书屋，代表了张氏造园匠心的传承和发展；而张岱对晚明族中过度营园风气的批评与拨正，以及化繁为简、返璞归真的纸上园林构筑，则体现了张氏造园及时内省、回归质朴的特征。

3.2 祁氏园亭之“不辱山灵”

梅市祁家先祖原居陕西韩城，后随宋室南渡，明初时迁居梅市。祁氏以诗书传家，喜藏书、精戏曲，以修筑园林为致仕居里后的首要选择，并在其中寄寓对自然山水的别样深情。晚明时期越中地区有祁承㸁所建密园（图3），次子祁凤佳购得后改建的弦圃，四子祁彪佳所建寓园（图4），以及侄子祁豸佳所建柯园等。

3 密园复原平面Restoration plan of the Miyuan Garden

4 寓园复原平面Restoration plan of the Yuyuan Garden

密园位于府城外西北，东傍鉴湖一曲，“偏占山水之佳，而独入崖穴之趣”[7]。园林西北部为最先完工的核心区，景点密集但萧疏有致；园林东部堆土叠山较多，并引水入园构成大型水面，整体空间偏于旷朗。园中共30余景，祁彪佳评价：“旷亭一带以石胜，紫芝轩一带以水胜，快读斋一带以幽邃胜，蔗境一带以轩敞胜。”[5]园中还分布着大量藏书、读书建筑，与周边景观形成不同组团与分区，“可歌可啸，可眺可凭”[7]，为祁氏父子5人提供相对独立的居住与读书环境。

寓园距密园“三里之遥”[5]，可驾舟直达，离柯园更是“近在咫尺”“搴裳可至”[5]。其东、南、北三面视野开阔，南侧风光尤佳，可远眺鉴湖；西侧踞寓山而建，形成寓园山体、水域与农田相衔接的空间格局。山体建筑群以远阁为中心，格局紧凑，依山势分组参差布置，“高下分标共胜”[8]，空间氛围较为隐蔽与安静，成为家人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水体区域位于山脚处，以让鸥池为核心，并以几处堤岸划分成不同尺度水面，视野开阔，景点较为分散，成为亲友聚会、戏曲观赏、乡邻共游等参与性活动的主要场所。农田部分位于园南北两端，为平原景致。寓园园林格局原以旷朗为主，随着不断改造，最终达到“幽敞各极其致”“纡广不一其形”[8]的空间效果。

祁氏家族的营园态度极为投入。祁承㸁在《园居十六观》中记载，“每从梦寐中忽成境界久不能自禁，乃易产而命工，大抵皆梦中所构景也”，并颇为自得道：“余纵不称开山居士乎，亦不失园林勋臣矣。”[7]祁彪佳继承了父亲的营园痴癖，挂冠之后便一心投入园林营造，凡事亲力亲为，无论“祁寒盛暑”都不停歇，甚至倾尽家财、久病不愈，卜筑热情也未曾减少，更是提出“一段痴癖，差不辱山灵耳”[5]的誓言。

祁氏“不辱山灵”的造园观念具体体现为2方面，其一是园林营建中的精益求精。祁彪佳对寓园和密园的更新与修缮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终结，后期还邀请张南垣之子张轶凡进行多次较大的调整[9]。家族众人也在寓园营建中投入了大量热情与精力，祁骏佳多次陪同弟弟前往项里物色并搬迁钱氏将壶草堂，祁豸佳则协助对园景进行规划梳理，并一同探讨形制、搜寻石料、堆叠山石等。其二是祁氏父子主张在园林创造与思考中约束欲望、淡泊机心，将“不辱山灵”体现为对自我心性的修炼。祁彪佳认为通过园林来寄寓真性灵，“可以超天地，可以等瞬息古今，可以齐人世得丧之变局，随寓皆安”[8]，这也正是寓园以“寓”为名的用意。

在“不辱山灵”内在动力的驱使下，祁氏更以文字的形式永留园林鼎盛时期风貌，祁承㸁著有《行园略》，祁彪佳则有《寓山注》及其园居日记，除却对营园过程与景致的记载，他们还对自我的造园思想进行系统梳理。祁承㸁的核心思想是对园林要素的综合权衡、取长补短，并注重度的把握。在空间建造上，“地不足，则借足于虚空”[7]；在形式风格上，“力不足，则借足于心巧；华美不足，则借足于萧疏”[7]。“借”字是祁承㸁园林巧思的核心，即使“园固无长物”[7]，通过匠心独运的布置借景，整个园林环境依然可以让人感知到“翳然泓渟寥瑟，会心处政不在远矣”[7]的妙境。

受父亲的影响，祁彪佳同样对造园中虚实、聚散、险夷、幽旷等相互依存与转化的辩证关系有着深刻认识，并尤为赞赏因妙借远景所呈现出的深远意境，如“登妙赏亭而身出园之外，登远山堂而身又出山之外，能转境而不为境转”[8]。同时，受南宗画理及张南垣叠山技法的影响[10]，他发展了祁氏造园手法，将淡远、素朴的构园意向与妙造自然的人工修复结合：“鸿蒙辟川岩，缺陷犹未补。补之以人工，开山我作祖。”[11]他往往以“补”而非“造”的态度谦逊地弥补自然的缺陷，因此游园者常以“妙有天成”“布置错落，若出天然”[12]等语句来称赞寓园。

祁氏家族对园林品质的追求超越了物欲层面，其“不辱山灵”的思想主张所有造园举措都不应辜负或有损自然的美好，认为天地皆有灵性，应以全身心的投入和对营造品质的严格要求来强调自我对这一方山水的责任；同时反复琢磨造园技法，以虚实相生、境界深远的美学标准来概括、表现山林之美，实现人与自然在精神层面的契合。

3.3 陶氏园亭之“残山剩水”

陶氏先世居浔阳，徙越后居住在会稽陶家坊，晚明时期为越中科举望族之魁首，并以阳明学说的研究与传播而闻名当世。陶氏避居山水潜心读书，晚明时期在府城外沿樊江往东40余里的陶堰至曹山一带筑有20余处书舍园亭，并在《会稽陶氏家谱》中以专门的园亭卷加以记录。陶堰一带是群山荟萃的风景绝佳之地，陶氏在其间的园林选址力求收纳山水之胜，园林景致呈现越中典型的水乡田园风光。而在越中奇石与残石文化影响下，陶氏在曹山一带的园亭（图5）与采石宕景观结合，成为这一时期因借自然景观的新模式。

5 曹山一带陶氏园林分布The distribution of the Tao’s gardens around Caoshan Mountain

曹山为樊江以南2 km左右的水石宕，“平地介立，峻石孤峙”[5]，山腹放生池面积达 6 000m2，南岸三园“皆南揖诸山，北俯池水，取态掩映，拾苍翠于渟泓之上耳”[13]。其中陶允嘉的青棘园“幽敞各极其致，（书带）堂可看山，（蜃）阁可俯沼”[5]，并有纳翠室、酬梅志信阁和茶寮等散布于东面。其子陶崇道的护生庵在园东北方向并以小径相通，为荡舟者登崖处。陶望龄的石篑山房位于青棘园西，为其读书、讲学处，四周松竹环绕，“坐幽岩下，面对诸峰，曹山之景，至此旷然得远色”[5]。另一片园林位于水石宕南部，有陶望龄之父陶承学的酣中阁。陶望龄在其前建歇庵，“奉亲之暇，退辄憩息”[13]；陶祖龄的丛云阁与之以小径相连通，“崇堂、密阁、书库、茶寮”[13]兼具，为陶氏俊彦会文之所。此外，靠近外河的山脚平地处还有陶崇政的畅鹤园。

旱宕吼山与曹山隔河相对，上有陶允宜的烟萝洞，“悬崖如覆瓦，楼阁参差其下”[5]。张岱评价此处造景处理：“水不甚胜，而意不在水，多留隙地，以松放其山，而山反亲匿，以竦宕其水，而水反萦回。”[14]另在放生池西500m左右有杨家宕，“石之紫苔翠藓而植立于田与水之间”[13]，陶崇谦将之比作钴鉧潭小丘，建樵石山房。

陶氏家族在曹山一带的园林实践充分利用千年采石形成的风貌，突出石宕景观在视觉上的奇、险，其独特的手法既适应了石宕环境，又强化园林的风格特征。具体有如下处理：

1）陶氏园林往往依山势建园，创造不同层次的园林空间。如畅鹤园所在“山势似俯而就饮于外河者，……其残者为坳洼坻岸，水既因之，主人之崇楼延阁又因之”[13]。其中水香楼、采菊堂位于山脚平地，往上则曲廊层折；点露轩以石洞、石阶连至秘霞轩、舞蛟亭，绀雪宫横截峭壁，伸手可触石虹之腹，山顶的野弦阁“南视六陵诸山如小臣尽皆俯仰”[13]；至“石虹之脊”则“广不一丈，而下仅同于剑锷”[13]，再至狮子崖则“平台豁然，万峰献态”[5]。各个景点构筑与嶙峋山势结合，创造出移步换景、旷奥交替的游园体验。

2）陶氏园林擅长将山石化为构筑的一部分。如烟萝洞“以伐久腹空，周广可三十余亩”[13]，四面陡壁围合，营园时在南面结合 1 m宽的石隙构建洞门；而黍谷堂北有“两柱从巅下属，盖石工之所弃也，而内可以避风雨”[13]，即以岩石为高屋；堂南又有巨石“其大如五楹楼，居而踦卧，兰亭公（陶允宜）平其踦使可容武，夷其巅使可容席，陟之似露顶瓮上，忘其处坑堑中也”[13]。开凿所遗留的山体奇景被结合到园林构筑序列中，为其增添了不少趣味与变化。

3）陶氏营园多以残山为借景，并以园林景观与之互动，充满了浪漫的想象力。如护生庵中白衣观音阁，“狮岩斜睨，正受其目”[13]；青棘园中未建蜃阁时，“仰视诸岩，如眠地上人与高座人语”，建阁后“始分庭抗席矣”[13]，另有纳翠室以受“草堂左稷峰正相揖”[13]。各处象形的石景更成为观景、借景的对象，如樵石山房诸岩“乃若如罘罳，如行马，或遮或拒，尽逐其漫衍粗率之气”[13]；放生池剩石“在左右与山连缀者，如象鼻、如屏、如门，中空者如狮子、如马、如棋枰，或斜注，或平浮，皆错落翔舞”[13]。

总体上，陶氏家族利用越中奇特山体地貌，采纳多种造园手法，形成以“残山剩水”参与造景的方式，既可以石宕为借景，又可身游其中，感受空间的曲折变化与其中蕴含的粗犷美、残缺美以及旷奥转换美。

4 家族营园的地域影响与意义

晚明越中的文人园主们，依据自身出众的艺术美学素养和家族文化氛围，发展各自的园林思想，又依托家族财力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优化，形成个性鲜明的特征。同时这些个性特征并未止步于家族范围，而是在地域间广泛传播与互动，构成了晚明越中园林本身的多样化表达和不同范围的持续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4方面。

1）各家族的个性化特征在地域范围广受认可，并持续对晚明越中园林的多样化形式产生影响。其中张氏园林享誉颇高，祁彪佳认为张天复开启了明代越中私家园林的兴造之风，天镜园被推为越中园林之冠、众香国为“鉴湖最胜处也”[5]；张氏从疏朗古朴至繁复奢靡的园林风格演变，则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晚明越中园林的变迁[15]，而张岱对家族造园风气的内省，也影响了地域审美的趋向。祁氏则在营园中投入无限痴癖与热忱，密园与寓园成为精益求精且“人力之胜天资”[10]的典范；祁彪佳还将对园林的责任感扩展至整个越中范围，实地走访、撰写成《越中园亭记》，并在游览过程中提出审美意见与建议，使众多园亭通过文字长久传承，促进了越中造园理论的更新。陶氏园亭则因残山剩水之姿而成为越中奇景，青棘园“不负曹山之灵”[5]，畅鹤园“山水园亭，两擅其胜”[5]，鲜明的造园风格及其积淀形成的景观美学，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许多具有相似环境条件的园林实践⑤。

2）家族间的互动还为越中园林带来更多样的交流和长远的影响，地域园林理论和经验在此过程中被不断探讨和积累。张岱为陶允嘉的外孙，幼时曾与陶文孙一同在烟萝洞的虯枝阁中读书。他曾在《陶庵梦忆》中回忆曹山狮子岩、放生池诸景，对陶氏园林风格产生深刻印象。他又与祁彪佳为知己好友，常一同探讨造园心得并颇具默契。“山中卜筑如小儿涂鸦，总无是处，计春仲工可告成，当邀宗工鉴赏为山灵生色也”[16]，张岱多次受邀指点寓园布局，并为祁彪佳作《寓园铭》，盛赞其造园理念。而祁彪佳自崇祯八年 （1635年）归家后，便开始频繁游览越中园林，直至自沉殉国前夕，仍游至“天镜园、南华山馆、陈氏吾鼎堂、龙筠庄”[16]，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园林经验。

3）在晚明时代背景下，越中家族凭借他们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以其共同的造园偏好引领了地域园林的主流特征，具体包括：其一，相比于苏松一带，越中家族营园以真山真水为胜，多选址于山林湖畔，依托发达的水系网络形成活水有源、面积开阔的特色水景；其二，园林力求最大程度借景远近山水景致，山间园林多建亭台，平地则多建高阁，获得“北望海东，南望诸山，尽有其胜”[5]的观感；其三，在苏扬等地提倡将水岸改直为曲时，越中望族文人们在山水地域大环境下兼容曲直形态，如陶氏烟萝洞、后乐园，祁氏寓园及朱家花园、青藤书屋、快园、澄玉亭、蒹葭园、重建的兰亭遗迹等园林都保留了方池构景；其四，在悠久采石文化的影响下，园林中多有不同尺度的奇石摆置和堆叠，越中所产青灰石、东湖石、羊山石以及依托发达水运和经济条件获取的外地名石，满足了园主对石形、石料的不同审美喜好，奇石之癖还扩展到对残石景的欣赏与石宕园林的开发；其五，园林要素体现素雅拙朴，自张氏“结构浑横，犹有太古之遗”的镜波馆始，越中涌现出众多草堂、石屋一类不加雕饰的古朴建筑意象，如蜨园中天几草堂、天瓦山房中溪山草亭、寓园中溪山草阁、太古亭、寓山草堂、志归斋等。同时园中多设书斋，并巧妙运用花木搭配来隔绝喧嚣，呈现出疏朗古拙和恬静秀美的面貌。

4）在越中繁盛科举文化、王学思想的影响下，家族文人活动也带来了园林在功能设置上的诸多特点，家族园林成为地域范围文人活动的承载，尤其作为文人结社交游的主要场所。晚明前期的“越中十子”常在陈鹤的息柯亭、鸣野山房集会；后由祁彪佳和张岱引领了越中文人活动的另一个高潮，证人社在弦圃集会，枫社多次在寓园、密园、梅花书屋集会；陶氏家族则定期组织阳辛社、丛云社，并以石篑山房为宾客休憩、族人讲学、社事交流之用；另有山阴四皓社以白洋朱氏家族园林为社局的核心。文人们在园中畅饮啜茗、赏月观灯、分韵赋诗，赋予园林空间极大的活力和深厚的内涵。祁彪佳还借枫社之集，组织200多位家乡文人及异地亲友撰写寓园相关诗文，与张岱一同筛选、编辑，从各个角度再现寓山盛景。不仅为延续园林生命的极致方式，更是抒发自我园林审美与造园思想的绝佳渠道。

晚明时期戏曲活动亦风靡越中，成为各家族文人聚会乃至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而越中园林天然真山水的开放型格局十分适合较大规模的戏剧演出，成为促进越中戏曲文化发展的重要依托。祁氏家班名噪一时，多在四负堂、让鸥池、浮影台和寓山亭间表演；张氏家族则在数十年间先后蓄养过“可餐班”“武陵班”“梯仙班”“吴郡班”“苏小小班”“茅苑班”[3]104等，张岱更是居于园中，“日聚诸多名士度曲征歌，诙谐杂进”[17]。此外，许多园林作为家族藏书处，成为重要的地域文化宝库。如陶望龄曾任编修，在家族园中有书带草堂、纳翠书室等，祁氏家族至祁承有“澹生堂藏书十万卷，悉人间罕觏秘册”[18]，与会稽钮氏世学楼、鄞县范氏天一阁并称为明代浙东三大藏书楼。而除却满足自我趣味，文人也在园林中寄寓了对故乡的责任感，将之向民众开放游览，并在明末社会动荡时充当园主与地方长老商议赈灾救乡及诸多亲友避难的场所。

晚明时期越中园林的盛况正如胡恒为《越中园亭记》作序时评价：“越中，众香国也。……越中之山水无非园，不必别为园；越中之园无非佳山水，不必别为名。”[5]越中各文人家族吸取历代造园传统中与自然山水相生的观念，充分挖掘当地明山秀水的特色，以谦逊的态度加以梳剔和改造，使之具有疏朗、古拙的意境，体现了晚明越中地区文人与自然山水相处的智慧，并对之后及更大地域范围的文化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释(Notes)：

① “越中”地理范围定义多有不同，本研究中指明代绍兴府城所辖及其周边山水环境区域。

② 《陶氏族谱》：“一为柯(柯山)、一为羊（羊山），一为箬篑，一为曹（曹山）。”

③ 参考文献[3]中注张五雪为张炯芳。

④ 见参考文献[3]中“瑞草溪亭”一章。

⑤ 如乡人潘完宁同样在柯山石宕以石景构园，“筑室岩颠，就山腹之半作楼，如初月然”。

图表来源(Sources of Figures and Table)：

图1根据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绍兴府志》府城图、山阴县境图、会稽县境图改绘；图2、5由作者绘制；图3由本课题组成员李振燊绘制；图4参考《中国古代建筑史》中杜顺宝所绘平面绘制；表1根据《越中园亭记》《会稽陶氏族谱》，并参考参考文献[2]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