茌文秀 林广思

自20世纪以来，德国哲学家埃德蒙得·胡塞尔（Edmund Husserl）开创的现象学对西方社会注重理性分析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深刻批判。现象学提倡“回到实事本身”（德语：zu der Sache selbst）[1]7，旨在抛开价值判断及因果的解释[2]，直面事物本质。在胡塞尔之后，以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为代表的哲学家进一步用现象学的方法去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关于存在的问题，并直接影响到环境相关的研究。对于在存在层面上，如何理解环境及其与人的互动关系，国内外学者围绕环境体验和场所意义进行了多种阐释。

以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为基础的“场所”理论研究主要关注于对场所意义的解读，诺伯格·舒尔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从“空间”和“特性”两方面阐释了人要在场所（place）中获得存在的立足点所需要的条件，指出应该以场所精神去统筹暗含于特定场所的意义[3]。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则给出了存在在身体感官层面的解释，认为知觉是存在最直接的感知因素，由此，斯蒂文·霍尔（Steven Holl）、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拉斯姆森（Stem E. Rasmussen）等学者通过研究身体感官在场所中的体验，从视觉、触觉、嗅觉、味觉等不同维度的体验方面对场所作出解读[4]1-9。从上述分析来看，在现象学的影响下，西方学者关于人与自然对立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然而尚不能避免主客分离思维的影响[5]，往往侧重于对场所的具体描述。

现象学中体验式的景观理解方式其实早已存在于中国传统自然观之中。例如，陈从周先生在《说园》中将园林的丰富蕴藉寓于游览者的动观静观、仰观俯观的体验模式之中[6]，从而做到了花木有情而山水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