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啸，郑旭锐，李文杰，罗 原，程 巾

（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 咸阳 712046）

陈平伯于《外感温病篇》中提出应对风温犯肺需以风药增效，原文第5条录曰：“风温证，身热咳嗽，口渴下利，苔黄谵语，胸痞脉数，此温邪由肺胃下注大肠，宜用黄芩、桔梗、煨葛、豆卷、橘皮、甘草之属，以升泄温邪”[1]。而“升泄合用”也成为其立法遣方的特色[2-3]。同样应对太阴风温，吴鞠通却于《温病条辨》中提出：“太阴温病，不可发汗。发汗而汗不出者……禁升麻、柴胡、当归、防风、羌活、白芷、葛根、三春柳。”[4]从此语可知，其对升泄温邪、风药增效与陈氏相较有相左看法。而在《温病条辨》下焦篇中，吴氏甚至提出温病耳聋，病系少阴时，升提则死的警示。合参吴氏此语，在确立气分层次恢复气机升降出入的治法时，必然要考虑如何调节气机升降的抉择。从文字上看这种应对风温治法相左的学术观点会造成理论的不自恰与临证的认知偏倚，有必要进行更加深入学理讨论。

1 “升泄合用”的发生学探讨

1.1 “升泄合用”的理论渊蔽 发生学是一种回顾整理、总结评述、梳理利弊的方法学，其能够揭示思维发展趋势和历史演进规律，学界历来也十分重视对理论的发生学回顾研究；对“升泄合用”的讨论亦不妨从其发生源流开始[5]。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理论发生的滥觞，是整个繁茂学术体系的根柢，回顾升泄合用则必然要由《黄帝内经》中汲取理论渊蔽。“升泄合用”的治法发轫，可追溯至《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帝曰:善，郁之甚者，治之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