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兴

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郑州450046

《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关于生命科学的理论创造。它根植于古代科学与思想文化沃土，融合应用天人、形神、气、阴阳、五行等理论与思维方法，发现并阐释了人的生命存在与发展、健康与疾病等医学理论与方法，其理论论证始终坚持整体辨证、致和守中、和谐共生的基本理念，建构出科学、哲学、文化三维同构的理论体系，为中华民族抗击疫疠、防病治病、繁衍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兼具历史理性与现代精神的理论自觉探察其理论本质与内在价值，是新时代推进中医理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应有之义。

1 阐释疾病与健康规律的科学本质

科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主体对客体的客观认识和理性把握，具有“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1］。《黄帝内经》的医学科学本质呈现出实践性、整体性、系统性特征。

1.1 实践性“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2］。医学理论本身即具有明确的“人类关于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怎么做’问题的观念掌握，是主体对未来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做出的超前反应或观念预演”［3］的实践性特征。《黄帝内经》是关于人的生命的学说，其理论建构基于长期、丰富的医学观察和实践。一是通过对自然气象、居住环境、人体色味形脉及对针刺和药物刺激反应的反复观察与验证，发现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及其内在联系，建构起人体有效反应的生理机制。如从“天暑衣厚则多汗少尿，天寒衣薄则多尿少汗”发现气候变化对人体水液代谢的影响；从外感病恶寒发热的皮毛症状、鼻塞流涕的鼻腔症状、咳嗽胸痛的肺部症状相伴而至等表象的认识建立了“肺主呼吸、外合皮毛、开窍于鼻”理论。又如对情志病的认识，将人发怒时出现气满胸中、头晕目眩、胁胀甚至昏厥、吐血等现象看作体内气的运行受到情绪影响的表现，联系到怒伤肝，就会考虑肝部损伤问题；人生气瞪眼睛、眼红，又将肝目相联系得出“肝主目、怒伤肝”的脏象功能模型等。二是在解剖学基础上认识人体脏腑结构与功能。如观察到脏腑的大小、坚脆、容量，血脉的长短、清浊等；记载消化道与食管长度比为35∶1，与现代解剖学37∶1接近；通过针刺误中脏腑器官导致误伤症状的观察对人体组织、器官进行命名，对其功能如心主血脉、肺司呼吸等认识达到了现代解剖生理的认识水平。三是对医疗实践经验进行反复验证，保证医学理论的客观真实性和临床实效性。如对五实五虚证的认识:“浆粥入胃、泻注止，则虚者活；身汗、得后利，则实者活”，验证了实证邪有出路，虚证如能进食则预后良好的判断，确立了五实五虚证治疗原则。这种通过反复观察、验证而形成的理论是中医药学在千百年发展中取得良好临床疗效的内在理由。

1.2 整体性一是以“天人合一”立论，以气、阴阳、五行为核心范畴建构了整体医学观，始终将人与自然、社会看作有机结合、相互影响、共变共生的动态统一整体，将维系和调节这一整体平衡作为治疗的根本原则和目标。二是建构了人体整体观，由此创立了形神观、常变观、疾病观、养生观及全身调节、心身同治、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过与不及、以平为期的防病治病的整体医学原则与方法体系，凸显了注重人体内外平衡调和的精神内涵。三是将人的生、长、壮、老、已这一生命周期的发生发展看作一个整体，揭示了生命存在与发展规律。《黄帝内经》对于生命过程及其规律以及顺应自然、把握不同阶段生命特点进行保健养生的阐述也具有精准医学理论特征。

1.3 系统性《黄帝内经》始终以促进人与自然协调统一为旨归，将人与自然、人体自身看作相互联系的统一系统，建构了脏象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论治与养生、五运六气、药物性味归经等学说体系，涵盖了从诊断到治疗和预防养生的完整理论链条。如脏象学说研究人体脏腑、经脉、形体、官窍的形态、功能、结构、生理活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包含着五脏六腑、气血津液、皮毛骨肉的系统构造和功能认知。经络学说研究人体经络的存在、循行、生理功能及病理、病证，形成了独特的以针刺治疗疾病的医学方法。病因病机学说研究致病因素及疾病发生、发展、转归变化的内在机制，既观照自然因素，又观照人的体质差异、生活环境、饮食习惯、地理气象、社会因素等。病证学说研究疾病或证候的命名规律、分类、诸病临床表现、演变规律、鉴别诊断及预后、治疗和护理等，涵盖临床各科。诊法学说研究疾病诊断原则与方法，创造出四诊合参、相互印证的方法体系。论治学说研究疾病治疗原则和方法，既有诸如病为本、工为标、适事为度、防微杜渐的治疗思想，又有协调阴阳、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治病求本、标本先后、因势利导、解表清里、补气活血、正治反治等治则治法和针灸、药物、饮食、运动等具体疗法。其所建构的气味阴阳、君臣佐使组方配伍、五味入五脏用药、药量标准、药物剂型与炮制等方药理论，手段丰富，疗效确切。此外还呈现出类似现代系统论、控制论和心身、社会医学的理论闪光［4］。“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5］。《黄帝内经》理论建构是通过自觉思维对观察和发现进行理论总结或论证的过程，具有自身内在的理论系统和科学方法，呈现了中国古代科学“应用逻辑”的理论特色。

2 探察生命现象与本质的哲学意蕴

《黄帝内经》对中国古代气、阴阳、五行理论进行了合理继承与阐发，赋予其浓厚的哲学意蕴，呈现出鲜明的朴素唯物论、辨证法和认识论理论特征。

2.1 贯彻“气”一元本体论“在中国哲学中，注重物质，以物的范畴解说一切之本根论，乃是气论。”［6］《黄帝内经》从医学实践出发，强调“气”的物质本原性，认为天地之气是万物产生的根本，多姿多彩的世界万象都是天地之气和合而生的产物，将“气”分为天地万物之气和人体之气，人体之气始终受到天地之气的影响与制约，“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揭示出人与自然息息相关、互参互应的基本规律；认为“气”分阴阳，看到了“气”的物质多样性，阐发了五行、六淫、脏腑之气的物质本质与内在关联，由此将“气”作为物质本体引入人体生理病理变化和疾病诊断治疗中，深化了对“气”运动变化规律的认识，形成了独特的气化学说。

2.2 贯彻阴阳辨证观阴阳“是对自然界各种具体矛盾的总结与抽象”［7］，其“作为中医理论体系的逻辑开端，是凝聚了事物内部阴与阳两部分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的概念形式”［8］。《黄帝内经》引入中国哲学独有的阴阳概念阐释生命现象，成为其建构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一是认为人体生命的根本在于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和对立统一，“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二是对阴阳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深入而具体。如提出“阳胜则阴病，阴胜则阳病”、阴为阳之守，阳为阴之使，以阴阳消长阐明疾病的变化发展态势，任何一方都不能离开另一方而独立存在，阐明阴阳转化是有条件的规律性过程。三是更加强调其统一，强调保持人体阴阳平衡稳定对健康的重要性，“和于阴阳，调于四时”，说明阴阳和合乃是生命存续与健康的必要条件，使得对阴阳的认识达到了抽象与具体、绝对与相对的统一，不仅成为中医强调人体必须以固养正气为重的内在根据之一，而且对人类健康实践具有普遍借鉴意义。

2.3 创立五行对五脏的模式推理逻辑架构将五行学说引入医学理论，建构了医学五行思维模式。一是以自然界五行属性比类分析人体形体结构与功能，建立了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五脏结构与功能系统，如将人体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与自然界五方、五季、五味、五色相对应，阐明人体脏腑与外界自然协调统一的内在机制。二是运用五行生克制化理论说明脏腑生理功能的内在联系，证明五脏之间既相互滋生又相互制约，处于永不停息的生克制化运动中，以此维持和调节人体生理平衡。三是运用五行乘侮胜复规律说明五脏发病和传变规律及其与自然界五运六气变化规律的关系，借此指导临床诊断与治疗。如从本脏所主之色、味、脉来诊断疾病，推断病情、病变和预后；治疗也依据五行理论控制疾病传变、确定治则治法和用药，确立了滋水涵木、益火补土、培土生金、金水相生、抑木扶土、培土制水、佐金平木、泻南补北诸法，关于脏腑用药、针灸取穴、情志疾病治疗皆然，不仅使得依据五行生克规律诊断和治疗疾病成为中医学特色之一，而且推动了五行这一“中国人的思想律”［9］不断发展。

可以说，“在关于气的理论上，《黄帝内经》构成了从先秦诸子到王充、范缜之间的一个重要发展环节。在先秦至两汉的现有史料中，没有哪一部著作像《黄帝内经》那样，用唯物主义观点对阴阳五行理论做出了那么系统而深刻的阐发”［10］。

3 致和守中的中和文化内涵

“中和”一词最初有“中和慎敬”［11］“中和民意”［12］之义，逐步演变为万事万物并育并行、致和守中的根本法则，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3］《黄帝内经》注重“中和”，强调人与自然、社会及人体内外的和谐统一，由此铸就了涵盖生命观、健康观、医德观和生生不息的精神气质的中和文化精神内涵。

3.1 强调“道法自然”“中和平衡”的和谐健康观

《黄帝内经》从“天人合一”出发，认为人与天地自然、社会中和平衡的恒常存在状态是天下之“至德”“大道”，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病因病机、诊法治则、养生等医学理论中。如认为方有大小，病去乃止，不可过度治疗。在养生方面，更是时刻不忘教诲人们顺应天时，万事不可“过”，因为“春秋冬夏，四时阴阳，生病起于过用”。凡此种种，皆为避免过用而求“和”。这种求和谐的文化内涵，成为中西文化沟通的重要思想载体和中国文化精神之根。

3.2 强调“大医精诚”“中正和平”的医学道德观

《黄帝内经》从儒道情怀出发，认为医学是救民安民保民之术，医道精微，是天下之“宝”，因此对习医之人提出了很高要求。一是应有广博的知识和技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二是既要“专于技”，还要“恒于德”，通过“诵、解、别、明、彰”，参透医理，联系实际；在疾病诊治过程中，要熟知“三常”“四失”“五过”“七损八益”的道理，勿犯偏执、笼统之误；视患者如亲人，充分体现医生的仁心、仁德、仁术，做到专、精、静三守，性情中正和平，格物致知，问诊用药不犯寒热温凉之偏过。三是将“阴阳和”作为生命之道、生命之源，强调顺应自然，道德双修，不为物役物累，做到有节、有常、不妄作为。四是“赞天地之化育”，强调人的阴阳和顺与天地社会和顺的良性互动，从而达到天地人“中和”的至高境界。

3.3 强调“以身喻国”“仁爱通达”的精神气质

《黄帝内经》以人为本，认为生命是自然赋予的最高的德，“天地之大德曰生”；人是最为珍贵的，“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医者应将对生命的关注和尊重贯彻始终，在疗疾愈身过程中时刻不忘以身喻国，追求心与身、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与平衡，所谓“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其医道之真、经方之美、养生之善无不体现着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文化精神内涵。一方面，强调人应时时避免四时、七情、五味、劳逸过用，保持心身平衡；另一方面，将人置于社会之中，关注心理和社会因素，注重人们交流沟通的社会规范和共同意识，从古代心身医学和社会医学的视角来观照，从文化的视角来理解和把握，提示一切皆有所“本”，万事不可“过”，这个“本”，就是人与自然、社会的高度和谐。由此建构出以“本”为旨归，以协调“过”与“不及”的动态辨证医学体系。

尽管《黄帝内经》的理论建构总是附着在对医理的叙述中，但其对于医学本质精神的探察却始终“在一个不断转化的世界里健全和发展”［14］，始终如一地将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放在首位，显示出深刻的人文关怀，符合“中国文化中的医学”［14］的显明特征。这一求平衡、求和谐的内在诉求，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必将成为人类的一种共同理念。

4 理性对待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

在人类思想史上，科学、哲学与文化始终处于密不可分的理论共同体中。《黄帝内经》自肇始以来，历代医家不断继承和发散，不仅使医学理论得到了发展，而且使哲学与文化内涵不断地得以扩展，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医学”理论形态。在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转变的过程中，人们对中医药理念与方法越来越看重，需要全面传承创新中医话语体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其基于健康赋能的重要作用。

4.1 全面认识中医理论本质既不能单纯强调《黄帝内经》的哲学与文化价值而否定其科学价值，从而否定其作为医学理论与方法的合理性，也不能只强调其医学理论而忽视哲学与文化价值，应始终充满“温情与敬意”［15］，将“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统一起来，因为这二者之间“精义相通，并不是一种矛盾与冲突”［16］。一方面，《黄帝内经》创立的时代处于中国思想文化的第一个高峰，易、儒、道、墨各家思想争鸣与激荡为之提供了深厚理论滋养，由此创造出极具思辨水平的生命科学理论成果，千百年来历久弥新，需要全面予以传承；另一方面，囿于当时科技水平存在着理论短板和不足，需要在现代科技发展语境中进行理性分析和理论“扬弃”，自觉克服内在局限性，不断扩展特色和优势。这种以兼具历史眼光和时代精神进行合理批判的逻辑理性，不仅是我们对待传统历史文化、科学技术的正确态度，而且也是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

4.2 深入挖掘中医中和文化精神内涵中国思想文化强调事物并育并行、内外协调、致和守中。不论是易学“爻位居中”“时中”“持中”的天地人中和观，还是道家“道法自然”“贵和有度”“柔弱不争”的自然中和观，乃至儒家“用中”“中和”“执中”的价值中和观，都反对过与不及，强调保持国与身的平衡状态，力图把事物变化和人的活动限制在“度”的范围内，避免越过“度”而达到“两端”。这一思想不仅对于人的生命存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治国理政也是相互会通的，这是因为“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本质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本质条件［17］。”《黄帝内经》赓续易、儒、道基于“中和”理念的本体论、自然观和价值观，不论是基本理论和各个医学学说的建构，还是对于理法方药的论述，乃至对健康教育、合理摄生、大医精诚、医患良性互动等方面的总结和归纳，始终立足和围绕“中和”“平衡”理念，处处彰显医道之真、经方之美、养生之善，体现出对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的深切关怀和求真、求善的思想内涵，与易、儒、道家思想在理论的历史使命和发展方向上是一致的，其大医之德、大道之美跃然纸上，清晰可见，其以人为本的理论本质彰显着中国文化的内在意蕴，已然成为医家治身愈疾的共同理念和内在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中医药文化也具有这样的精神力量。但是，由于文化的差异和普通民众对于《黄帝内经》文本解读的困难，使得人们对于其本质与价值的理解存在着一些“偏见”和“困惑”，需要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系统研究和阐释中医理论的合理性和内在本质与规律，以期探寻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连贯，引发对其科学与文化特质的思考，做出具有前瞻性的理论预判，从而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生命与健康的关注与诉求。

4.3 为人类健康寻求一种更为合理的模式与方法

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也是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增扩，疾病的全球性扩张愈演愈烈，已然超出了单纯医学范畴。

进入21世纪以来，经由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所建立的“全球化”有效治理与发展模式遭到少数大国的质疑与反对，“逆全球化”思维暗流涌动，不仅使得全球经济发展趋于衰退甚至停滞，而且使得全球性公共卫生治理莫衷一是，举步维艰。从人类历史与国际化发展的实践进程来看，人类健康发展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无非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分裂的道路”，各自为战，相互排斥，以一国利益贬损和危害他国利益，历史与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另一条是“合作的道路”，“协和万邦”，“美美与共”，取长补短，相互促进，这是一条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实践理性”的必由之路。就中西医学而言，只有通过紧密的国际合作，才能不断地促使各自优势的有机融合，为全人类的健康找寻到更为理性的实践路径。

值得提及的是，西方思想界已经开启了对于现代临床医学的回溯与反思。如福柯（Michel Foucault）以“兼有历史研究和批判性质”的态度与方法对18世纪末叶基于实证科学迅速发展起来的现代西方临床医学的现象与本质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临床医学的形成不过是知识的基本配置发生变化的诸多最明显的证据之一；很显然，这些变化远远超出了从对实证主义的草率读解所能得出的结论……其实近二百年来，它们一直构成我们经验的坚实的网［18］。”人是兼具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形体与心理、情感、精神的统一，因此，人的健康单单依靠解剖学意义的西方临床医学是远远不够的。为此，意义治疗（logotherapy）与存在主义分析（Existential Psychoanalysis）学派创立者、奥地利神经与精神病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Emil Frankl）提出了意义治疗的概念，即医生通过治疗，协助患者从生活中领悟自己生命的意义，借以改变其人生观，面对现实积极乐观地活下去，努力追求生命的意义［19］。当代西方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权威学者欧文·亚隆（Irvin D.Yalom）提出“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是动力性心理治疗的一种形式”，“对临床心理治疗师来说，把患者最深层的内部冲突精确识别出来极为不易，他们很少有机会观察到根本冲突的原始形式。取而代之的是，患者根本性的担忧被深深掩埋，表面是一层又一层的压抑、否认、置换以及象征。临床研究者必须与一幅盘根错节的临床景象做斗争”［20］。这些思想强调人的生命存在不仅仅是具有物质性的肌体特征和生理病理的简单相加，而是兼具情感、心理的丰富色彩，内含着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这与《黄帝内经》既重视人的形体健康又关注人的心理、精神等情志活动的和谐统一具有理论的一致性，不仅表明“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在两种不同的逻辑思维中相互关联”［21］，而且充分展现出中西方在当代医学使命与人的价值领域认识的内在统一，无疑蕴涵着未来医学的价值指向，也是人类医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5 结语

综上，《黄帝内经》不仅建构了中国古代成就极高的医学科学理论体系，而且蕴涵着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和文化精神，其所倡导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理念与方法以及超前思维为人们的健康实践提供了一把钥匙，为实现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基础。新时代传承发展创新中医药，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健康为己任，自觉正确认识中医药学的理论本质与内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