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长明,陈祥军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1967年，马丁·路德·金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痛批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他言道：“对黑人(Negro)来讲，‘解放’就是获得饥饿的自由，获得风吹雨打的自由，获得无片瓦遮顶的自由。这是没有面包果腹的自由，这是没有土地耕种的自由。这是自由与饥饿的并存。”[1]美国内战消灭了奴隶制种植园经济，非裔美国人从被奴役的枷锁中挣脱开来，却未能从种族主义的深渊里解放出来。时至今日，种族主义在美国社会依然根深蒂固，而且变得更加隐蔽，人际种族主义在曝光的次数上有所减少。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将美国社会的结构性种族主义暴露无遗，凸显出种族主义在卫生健康和医疗领域造成的不平等。

一、非裔美国人和白人在疫情中遭受打击的巨大差异

随着疫情在美国的扩散，感染和死亡病例越来越多。作为美国疫情震中的纽约备受关注，纽约州长安德鲁·库莫(Andrew Cuomo)因疫情中的各种演讲而成为美国的“抗疫明星”。他曾表示：“我不在乎你认为自己有多聪明、多富有、多强大。我们每个人都是病毒的受害者。”[2]疫情被描述为是一个“平衡器”(Equalizer)，它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疫情根本不是一个平衡器。相反，它加剧了美国社会业已存在的不平等，对低收入者、有色人种和其他在危机之前就已经被边缘化的群体造成了不成比例的伤害。连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不得不公开承认：“为什么非裔美国人社区比其他社区高出三四倍？这没有道理，我也不喜欢这样，我们可能会在未来几天公布统计数据。”[3]美国国家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西(Anthony S. Fauci)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这场危机让人们看到了这些差距是多么不可接受。”[4]

1.非裔美国人遭受疫情更严重的打击。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公布的数据，疫情对非裔美国人的影响要明显大于白人。2020年3月下旬，随着少数县(1)也译为“郡”，美国的第二级行政区划，位于州之下，类似于我国的地级市，如洛杉矶县的县治即为洛杉矶市。发布了初步的感染和死亡信息，种族之间的严重差异开始浮出水面。4月份陆续公布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趋势。截止到当地时间5月26日，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国数据及已披露的种族信息，白人和非裔美国人新冠肺炎患者占比分别为26.5%和52.5%[5]，而他们在全国总人口中的占比分别是76.5%和13.4%[6]。

各州公布的数据也可以得出非裔美国人患病比例更高的结论。疫情进一步放大了既存的种族、阶级以及获得医疗资源的不平等现象。在密歇根州，非裔美国人占州人口的14%，但在确诊病例中占到33%，死亡病例中占40%。该州没有按县或市提供种族分类，但超过四分之一的死亡发生在底特律，那里的非裔美国人占总人口的79%[4]。伊利诺伊州几乎与密歇根州完全一致，但从该州最大城市芝加哥的数据来看，情况更加严重。超过50%的确诊病例和70%的死亡病例是非裔美国人，而他们只占州人口的30%。非裔美国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6倍，而且死亡主要发生在城市南部非裔美国人比较集中的5个社区[7]。在威斯康辛州，非裔美国人只占总人口的6%，但却占确诊病例的25%，死亡病例的39%。在该州最大的县密尔沃基(Milwaukee County)，非裔美国人占到了死亡人数的70%，而其总人口占比只有26%。这种差异在路易斯安那州也同样存在，该州70.5%的死亡人口是非裔美国人，但他们只占该州人口的32.2%[8]。乔治亚州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以该州多尔蒂县(Dougherty County)和富尔顿县(Fulton County)为例，多尔蒂位于乔治亚的西南部，截止5月26日，确诊病例1730，感染率为1924/100 000，富尔顿位于乔治亚中北部，确诊病例4102，感染率为373.2/100 000，两者感染率相差5倍多[9]。而两县最大的差异在于人口结构，多尔蒂县非裔美国人占到总人口的70%以上。在白人占绝大多数而非裔美国人只占人口2.4%的加州圣巴巴拉县，疫情死亡率仅为0.77%[10]，不到全国平均死亡率的七分之一，与其非裔美国人占比与全国均值的差异大体相近。在堪萨斯州，非裔美国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5.5倍[11]。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HU)和“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的数据显示，在131个非裔美国人占人口多数的县，新冠病毒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分别为137.5/100，000和6.3/100，000。在感染率方面，它比白人为主的县高出3倍之多，而在死亡率方面则高出6倍[4]。

根据“美国公共媒体研究实验室”(American Public Media Research Lab)的分析，从华盛顿特区以及38个公布种族信息的州的数据来看，在全美范围内，非裔美国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2.6倍。在密苏里州、威斯康星州和华盛顿特区，非裔美国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6倍，而在密歇根州则是白人的5倍。在阿肯色州、伊利诺伊州、路易斯安那州、纽约州、俄勒冈州和南卡罗来纳州，非裔美国人死于疫情的可能性是白人的3倍。在所有已公布种族信息的州当中，阿拉斯加是唯一一个非裔美国人死亡率低于其人口比例的州[12]。尽管疫情尚未结束，这些数据不代表最终结果，各州的情况也将继续发生变化，但随处可见的趋势是一致的，即非裔美国人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都比白人更高。

2.产生差异的原因。美国卫生局局长杰罗姆·亚当斯(Jerome Adams)曾表示，非裔美国人染病死亡是他们的个人责任，而不是危机的一部分。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他在白宫新冠疫情简报上称，有色人种社区在面对疫情时“并非束手无策”，除了要保持社交距离和个人卫生外，他们还应该“避免饮酒、抽烟和吸毒”[13]。很明显，这种言论从未针对过白人社区。亚当斯丝毫不谈美国长期的种族主义和经济不平等使非裔美国人成为疫情的易感人群，反而将他们定义为一个抽烟、酗酒、吸毒的群体。尽管每个人都可能感染病毒，但特定群体却更容易感染或死亡。因为感染病毒的可能性以及应对病毒的能力与工作类型和获得医疗保健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往往又因种族而异。

首先，非裔美国人更易暴露在病毒面前。降低感染风险最有效的措施是保持社交距离。在家工作、远程办公或者休假能有效的保持社交距离，但多数非裔美国人所从事的工作和他们的收入状况决定了他们难以如此。正如美国杜兰大学公共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院长托马斯·拉维斯特(Thomas LaVeist)指出，造成疫情中种族差异的原因复杂多样，非裔美国人从事基础性工作的比例更高，如收银员、司机和快递员等，因此，他们面临更高的感染风险。据《纽约时报》报道，疫情初期纽约市的运输行业中就已有41人死亡，超过6000人感染。而根据2016年的统计数据，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人占运输行业从业人员的60%以上[14]。

不仅工作环境影响感染风险，居住环境也是如此。纽约虽然是美国疫情的震中，但很多富人离开城市前往他们的度假屋，而大多数人则缺乏离开的条件。种族和阶级限制了人们自我隔离的能力。住房歧视和其他的不平等导致非裔美国人更可能多代同堂、共享代步工具，这些都增加了保持社交距离的难度，也增加了他们感染病毒的风险。据统计，多代同堂的家庭与社区非裔美国人比例呈正相关。在非裔美国人比例不到1%的社区，只有6%的人口居住在非配偶或非成年子女的家庭中，而在非裔美国人为主的社区，这一比例高达12%[15]。

其次，健康状况降低了非裔美国人抵抗病毒的能力。由于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和不平等，非裔美国人和白人的健康状况存在明显的差距，具体表现在人均寿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心脏病、糖尿病、癌症和其他一系列慢性病上。据统计，非裔美国人人均寿命比白人要短5年，非裔妇女死于怀孕相关疾病的可能性是白人妇女的3倍[16]，非裔婴儿死亡率是白人的两倍多[17]，非裔美国人比白人更容易死于癌症和心脏病，而且患糖尿病的风险更大，在许多其他慢性病中，非裔美国人死亡的可能性也比白人更高[18]。这些基础疾病无疑使非裔美国人在新冠疫情面前更加脆弱。

最后，非裔美国人获得医疗救助的机会更少。根据一项名为“新冠病毒社区脆弱性指数”(COVID-19 Community Vulnerability Index)[19]的调查发现，美国10个最脆弱的州中6个位于南方，主要是那些没有扩大医疗补助的州，也是非裔美国人比较集中的州。其中密西西比州90%的县都是特别脆弱地区，非裔美国人占全州人口的38%，远高于其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在这些州，基本的结构不平等和固有的歧视表现非常明显，非裔美国人获得病毒检测和治疗的机会明显低于白人。

二、美国结构性种族主义及其主要表现

种族主义在非裔美国人和白人的健康上造成了巨大的差异，然而，由于现实中的歧视将一直存在，而且歧视造成的结果也难以改变，根源在于美国社会存在的结构性种族主义。

1.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普遍存在。20世纪美国轰轰烈烈的民权斗争换来了六十年代民权法案的颁布，这标志着政府以公开的政策和法律推行种族主义的做法走入历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过去政策的长期影响以及美国结构性种族主义宣告结束。在美国，歧视的主体各种各样，包括国家及其机构、非国家实体和个人。从法律上讲，国家所拥有的各种机构能营造出纵容或遏制歧视行为的环境，它既能实施、允许或纵容歧视，也能打击和禁止歧视。美国历史上，确实颁布过一些反歧视的法律。1964年民权法案颁布后，美国政府又陆续颁布了1968年公平住房法、1975年机会均等法、1990年残疾人法、2008年反基因歧视法、2009年莉莉·莱德贝特公平工资法、2010年公平审判法等。然而，这些法律的颁布并不足以根除现实中的种族歧视，美国社会中的歧视依然普遍存在。而且，很多所谓“无种族差别”即表面上无种族歧视的政策，虽然没有明确提及“种族”，但却带有种族主义的意图和后果。比如在一系列打击毒品犯罪的政策中，尽管没有明确提及“种族”，但执法者刻板地将非裔美国人定性为吸毒者，并将他们列为主要的监禁对象，而实际上美国白人中也普遍存在非法使用毒品的现象。一个领域的歧视性政策会强化其他领域的歧视性政策，最终形成一个巨大的、相互联系的歧视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有色人种在卫生、司法、就业、住房、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上都遭到歧视和不公。一项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种族主义是美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尤其是非裔美国人。自2009年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认为种族主义是一个大问题的人在所有种族群体中的比例都在不断上升。2017年，81%的非裔美国人认为种族主义是美国社会的大问题，比2009年提高了37%。与此同时，也有一半(52%)的白人认为种族主义是一个大问题，而在2009年，这一比例只有22%[20]。实际上，自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后，明确表达种族主义已经成为社会常态。

2.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遍及社会各个领域。结构性种族主义在私营部门，特别是在住房和就业方面也有增无减，从而助长了公共部门那些表面上非歧视性政策导致的结构性种族主义。在对住房、就业、信贷和消费四个领域的歧视调查发现，尽管“红线计划”不再合法，但住房市场对非裔美国人的歧视仍然严重。就业市场的种族歧视也是如此，用人单位回应传统白人姓名求职者的比例比传统非裔姓名求职者高出50%，甚至有犯罪记录的白人求职者比没有犯罪记录的非裔美国人更容易获得工作机会[21]。这种严重性还表现在非裔美国人会同时遭受多种形式的歧视。尽管白人女性可能会受到性别歧视，但非裔女性则可能同时遭受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

种族主义造成的社会经济鸿沟在进一步扩大。从经济指标上看，非裔美国人与白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具体表现为“一高两低”，即非裔美国人贫困率高、家庭收入低、财富积累低。尽管非裔美国人的贫困率从2010年的27%下降到2018年的22%，但一直是白人贫困率的两倍以上[22]。非裔美国人的家庭收入则明显低于白人家庭。2018年，非裔美国人平均家庭收入为41361美元，而白人家庭为70642美元[23]，高出71%。在相同的工作岗位上，非裔美国人的收入也低于白人，即使考虑到相似的教育水平，非裔美国人的工资也比白人低[24]。在财富积累方面，非裔美国人家庭也要比白人家庭低很多。据统计，2016年非裔美国人家庭财富中位数仅为17600美元，而白人高达171000美元，几乎为前者的十倍，而且这种差距还在进一步加大[25]。

3.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无法根除。作为结构性种族主义的核心机制——种族隔离难以改变。种族隔离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居住隔离。居住隔离是指居住环境中种族间的物理隔离，由立法强加并得到主要经济机构的支持，体现在联邦政府的住房政策中。同时，由司法系统执行，并由教区和其他文化机构所倡导的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使其合法化。这些制度性的政策、社区组织的努力、房产经纪人的歧视以及各种限制性契约相结合，极大地限制了非裔美国人的选择余地。1968年的《民权法案》规定，住房领域的歧视是非法的，但这并不表明住房领域的歧视就消失了。在全美范围内，用于衡量种族隔离的指标“差异指数”从1990年的0.70下降到2000年的0.66。一般认为，差异指数大于0.60就代表了极高的隔离状态。在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有超过74个“大都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的差异指数大于0.60[26]。人口普查发现，“在美国大都市中，大多数白人都居住在白人占75%以上的社区中”，而“非裔美国人一般居住在白人不超过35%而非裔美国人不少于45%的社区中”[27]。

贫困和居住隔离相互作用，进一步限制了非裔美国人获取高质量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尤其是教育，它直接影响到群体的未来发展。居住隔离导致了基础教育的高度隔离。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居住地决定了他们的择校范围，而公共教育资金由地方政府控制，因此，社区是决定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与白人中产阶级社区的学校相比，非裔美国人社区学校的成绩更低、参加大学预修课程的学生更少、课程更有限、教师资源更差、与大学的联系更少、学校硬件设施更落后、青少年怀孕率和辍学率更高。这些不利因素给非裔学生的学业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居住隔离导致了教育方面的种族差异，进而影响了未来就业、收入等方面的差异。因此，作为结构性种族主义的核心和基础，种族隔离不能得到根除，种族主义对卫生健康医疗的影响就将长期存在。

三、美国种族主义对卫生医疗的影响

疫情影响中的种族差异只是非裔美国人和白人在健康问题上的表现之一。种族主义对美国整个卫生医疗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造成了非裔美国人与白人在健康上的巨大鸿沟。

1.种族主义导致非裔美国人患病概率高。种族主义与疾病产生的关联度高，它既包括种族主义产生的生物性后果，也包括种族主义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首先，种族主义破坏人体抵抗力导致疾病的产生。几百年来，非裔美国人一直遭受着种族主义的迫害。种族主义不仅影响社会分层，而且还影响到非裔美国人的心理和身理健康，导致非裔美国人过早死亡，同时也面临着比白人更高的慢性病和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精神病学和生物行为学系研究团队发现，种族主义增加了非裔美国人患炎症的风险，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免疫力，导致其更容易患上慢性病。研究认为，由于身体对压力的反应，比如身处种族主义的逆境当中，会损伤抵御疾病的免疫系统[28]。密歇根大学卫生行为与卫生教育学系的研究团队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认为种族主义以及应对种族主义而承受的一系列负担导致了非裔美国人与白人在健康方面的差异，包括更易患一系列慢性疾病以及过早死亡[29]。其次，恶劣的居住环境导致疾病的产生。住房和社区环境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但“红线计划”(2)“红线计划”，或称为“划红线”，源于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在1934年开始实施的一项禁令，在此之前，住房销售市场在地图上用红线标注，以划定某些地区的房贷不向那些边缘化的、种族化的群体开放，从而引导他们远离白人社区。(Redlining)和其他形式的住房歧视使非裔美国人不得不生活在受环境污染影响的社区，而联邦和州官员对此反应迟缓，反过来又提高了慢性病的发病率。在美国，环境污染严重区域，如垃圾处理厂、污染物排放严重工厂附近的社区往往都是非裔美国人社区。在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市，大部分非裔美国人都受到了铅污染饮用水的影响。该市市长谢尔顿·尼利(Sheldon Neeley)指出：“大流行是危机之上的危机，危机中还有危机。”[30]此外，非裔美国人中还有大量的无家可归者，尽管他们在总人口中只占13.4%，但在无家可归者中却占到40%[31]。种族歧视让他们暴露在恶劣的环境中，面对更多的污染和细菌，增加了患病的风险。最后，食物安全问题导致疾病的产生。经济上的贫困既可能导致缺少购买健康食物的经济能力，也可能导致缺乏制作健康食物的时间，还可能导致生活在“食物荒漠”，即缺乏新鲜食品商店的贫困社区。在美国食物安全问题最严重的十个县中，至少60%的居民都是非裔美国人。而且，非裔美国人经历饥饿的比率是白人的两倍，其中有四分之一是儿童[32]。饥饿对健康的影响是直接的，它不仅会导致生理疾病还会导致精神疾病。

2.种族主义阻碍疾病的治疗。种族主义对疾病治疗的影响既表现为医学领域的歧视，也表现为获得医疗资源的差异。首先，医疗护理的歧视。尽管希波克拉底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医护人员应该平等地对待所有患者，但并非所有患者都得到了同等的对待。医疗护理的歧视表现为卫生保健系统内的差异护理。在美国内战前，医生们普遍认为黑人奴隶健康状况不佳是源于他们的生物属性而非奴役，这种理念在今天的美国依然存在。有50%的白人医学学生和民众对非裔美国人和白人之间的生物学差异抱有错误的信念，认为非裔美国人的皮肤更厚、血液凝结更快。医疗保健系统在疼痛治疗和管理方面，也存在非裔美国人和白人之间的差异对待[33]。总之，人们关于种族间生物差异的错误信仰导致了他们看待和对待非裔美国人的错误方式。其次，医疗资源的歧视。医疗资源的歧视表现为非裔美国人社区医疗资源数量少、质量差。与白人相比，非裔美国人在接受预防性卫生服务方面要少很多，而且往往质量较差。由于居住隔离，大多数非裔美国人居住的社区更可能缺乏医院和其他医疗服务机构。最后，医疗保险的差异。2009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推行所谓平价医疗法案(The Affordable Care Act)，也称全民医保改革或“奥巴马医保改革”。平价医保实施后，非裔美国人的未参保率有所下降，在2000万根据平价医保获得保险的人口中，有280万非裔美国人，与其人口占比一致。这种看似公平的分配方案实际上忽视了非裔美国人无医保率明显高于白人的事实。据统计，截止2018年，非裔美国人的无保险率为9.7%，而白人只有5.4%[34]。而且，保险成本的持续走高意味着对于经济能力明显低于白人的非裔美国人来说，获得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险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随着保费的不断上涨，家庭年均医疗保险花费高达8200美元，加之诸多自费项目，对于非裔美国人来说，这项支出已经超过家庭收入的20%[35]，也是无法承担的经济挑战。

四、美国结构性种族主义的本质

非裔美国人与白人在卫生健康医疗上的差异，只是美国种族不平等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是种族主义的必然后果。从本质上讲，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就是为了维护白人群体的特权地位，而且，尽管很多歧视都表现为人际歧视，但从根本上看都是结构性歧视的外在表现。

1.维护白人群体的特权。种族主义是一个系统，由结构、政策、实践和规范组成，根据人们的外在形象来构建机会和价值分配体系。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以损害一个群体的利益来偏袒另一个群体。在美国，它以牺牲美国非裔或其他从属群体为代价，为占支配地位的白人群体创造和维护特权。美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蓄奴和殖民历史的国家。现代“种族”的概念早在美国建国之前就已经出现，早期的欧洲殖民者一方面依靠黑人奴隶获得经济收益，另一方面又试图维护“人”(Human)的权利。为了调和这一矛盾，殖民者在法律上设置了这样的前提，即与白人相比，认为黑人奴隶和印第安人是低等的，他们在天赋、智力和道德上都低白人一等，因此要从属于白人。支撑这种分类的基础就是种族主义理论，它假设“种族”是一种与生俱来、永恒不变的特征，并且也是一种固定的等级类别[36]。这种人为制造的种族理论利用了外表可见的体貌、肤色等特征来证明压迫和特权制度的合理性。自18世纪以来，植根于雅利安人或白人至上的“科学种族主义”成为世界各地种族主义的基本模式。

内战期间，林肯政府为了改变战场上的不利局面，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以动摇和瓦解南方奴隶主的经济和人力基础。经过战后重建，最终废除了奴隶制，种族主义也从以往残酷的奴役转变为种族歧视。“歧视”一词来源于拉丁语Discriminare，原意为“分开、区分”。从这个角度来看，“歧视”仅仅意味着“区别”。然而，当人们作为歧视的主体和客体参与其中时，歧视就有了新的含义，即“对……做出不利的区分”。换句话说，当一个群体的人排斥和歧视他们群体之外的人的时候，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区别”，相反，他们试图通过思想或行为限制他们歧视对象的生活。在美国就表现为白人“对非裔美国人等群体做出不利的区分”。实际上，美国各州在内战后制定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就是从法律层面支持歧视，它以所谓“隔离但平等”为由，禁止非裔美国人接触白人使用的设施和享受的服务，维护白人特权。

2.种族不平等的制度及其泛化。虽然歧视都是对社会从属群体的不公平对待，但歧视的形式和类型却不相同，这取决于它如何表达、由谁表达以及对谁表达。基于此，种族主义可以分为人际种族主义、内化种族主义和结构性种族主义三大类。人际种族主义即人与人之间表现出来的种族主义，它因容易感知和识别而成为人们关注最多的种族主义类型，通常表现为个体基于“种族”对他人能力、动机和意图做出不同假设，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措施。所谓内化种族主义就是指被污名化的种族成员接受了关于他们自身能力和内在价值的负面评价，它表现为对白人价值的全盘接受，并自我贬低，拒绝接受或否定自己种族的文化，甚至认为“白人的冰块更冷”。内化种族主义是长期暴力打压和潜移默化宣传的结果，表现得更加隐蔽，同时社会影响更大、更持久的是结构性种族主义。它是指社会通过住房、教育、就业、福利、信贷、媒体、医疗保健和刑事司法等相互加强的制度来培养种族歧视的全部方式。结构性种族主义是制度化的，已经被纳入各种政策和法律当中，因此，它以一种“合法”的方式存在。这些制度的少数政策和措施会明确其种族内涵，比如前述的吉姆·克劳法。但大部分的政策和措施都隐去了种族的内容。比如在劳动力市场，雇主对一些看似中立的编码如电话区号和邮政编码进行筛选，这种做法看似不涉及种族，但实际上由于雇主可以查询到这些编码所代表地区的种族结构，对编码的筛选实际上暗含对种族的筛选。

美国种族主义历史悠久，已经深深地扎根于社会制度当中，并且在白人至上主义的长期影响下，早已成为了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为一种生活常态。因此，这种制度化和常态化的种族主义就不再是不同种族成员间的人际种族主义，而是整个社会的结构性种族主义。

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因个体差异而导致不同的健康结果，然而，种族主义则基于群体而将群体中的个体置于不利的地位。从美国现有的疫情数据来看，非裔美国人疫情中遭受了不成比例的打击，被认为是非裔美国人自身的集体选择和道德滑坡的结果，其实是历史性和系统性的经济不公以及卫生保健的种族歧视造成的，是种族主义的必然后果。疫情将以往被掩盖的种族歧视鲜明的揭露出来，正如美国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所说的：“这是美国未完成的事业——我们有自由，但不平等，新冠病毒带来了对现实的检验，它暴露了我们的弱点和问题。”[37]

美国的种族主义犹如一座冰山。水面以上的部分就如同人际种族主义，它肉眼可见，但只是种族主义的极小部分。而水下部分的冰山则是结构性种族主义，它巨大无比、异常复杂、难以消除，而且往往被人忽视。改变冰山一角的政策或干预措施无助于改变其基础，导致不平等的根源依然存在。实际上，结构机制不需要个人的行动或意图，作为根本原因，它们不断重构确保其持续存在的必要条件。即使完全消除人际歧视，由于结构性种族主义的持续存在，种族不平等就不会改变。正如美国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的心脏病学主任克莱德·杨希(Clyde Yancy)所说的，这是一个“道德清算的时刻”，“新冠病毒的灾难将会结束，但医疗保健的不平等会继续存在”[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