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嘉琳 陈昌凤

[提要]互联网平台的搭建和算法技术的发展使零工经济迅速扩张，与此同时，算法决策对平台和雇员的控制也导致了多个相关主体之间不同于以往的劳动冲突。本文以外卖平台为例，观察了《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所引发的微博讨论，通过对事件中公众的关注焦点的分析，从权力关系变动的角度反思其背后的原因，探讨算法决策下零工经济平台发展中的人文主义缺失问题，从而对平台型企业建设应有的价值理念及其落实方式做出思考。

算法的应用和互联网平台型企业的成熟使得零工经济(Gig Economy)迅速扩张，与此同时，由于法律上缺乏针对零工经济的劳动保障、制度上缺乏员工与平台之间明确的劳动关系，致使员工与平台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本文以外卖行业为例，通过分析《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所引发的公众对零工经济的讨论和对人文主义的关注，了解外卖配送员权利争议背后互联网平台型企业所暴露出来的人文主义缺失问题，探讨效率与人权之间的平衡，以及平台型企业建设应有的价值理念。

一、算法决策下的零工经济

零工经济的服务已经改变了商业模式，并且在经济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1]互联网平台的搭建和算法的发展使得雇主能够运用在线数字平台与雇员实现直接而全面的联系，从而完成不同复杂程度的任务分配。当前的零工经济已成为了企业借助互联网平台、利用算法与大数据实现“劳动力临时性按需匹配的经济模式”[2]。算法作为一种有限的、抽象的、有效的、复合的、控制结构的、强制性输出的、在特定的条件下实现既定目标的数学结构[3]，其介入使得以短期合同和自由职业为特征的传统零工经济一方面受益于互联网平台的时空便利，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受制于算法的全面约束，而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劳动冲突。

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外卖服务是零工经济中的典型代表。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达4.19亿。[4]除传统的餐饮业之外，外卖行业服务内容范围已扩增至生鲜、水果、鲜花、超市等诸多品类。零工经济带来了主体选择多样性和单项劳动选择的多样性，这些多样性同时作用于平台企业、劳动者和消费者，对于劳动供给方而言，他们得以不再束缚于传统的工作与用工方式，以更自由的模式参与和安排工作，采取更多变的手段参与劳动力市场；[5]对于劳动需求方而言，服务环节的拆分和平台的统筹使得整体过程更为简化，在消费者层面实现了选择的多样性和便捷性的统一。

二、算法之下的价值困局：安全、责任、自主、尊严

2020年9月8日，《人物》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描绘了数字时代受平台公司的算法系统所困而不得不挣扎于派送规定时间越来越短、工作环境缺乏安全保障、超时惩罚体系设计严重不合理等多重生存矛盾中的外卖员。[6]此文引发舆情大发酵，多个相关话题反复登上微博热搜榜。本文跟踪了同一时期微博话题页面中为用户所热议的相关话题(见表1)，从话题的关键词来看，公众对算法决策之下零工经济平台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外卖员的自主、尊严、生命安全及平台责任问题，其中外卖员的生命安全问题最为突出。

(一)外卖员生命安全与平台责任

在这次事件引发的12个热议话题中，有11个话题讨论了外卖人员的生命安全，其中有7个话题与外卖员送餐时间直接相关。算法决策之下，零工经济平台有着严格的时间制度和严苛的投诉机制。外卖员配送每一个订单的工作时间是由算法根据距离、天气、路况等客观因素直接计算并自动设置的，外卖订单能否在规定时间内送达指定地点直接影响该订单的评分和该外卖员的整体评分，这一评分机制也直接决定了单位时间内外卖员的工作节奏。因此，大部分外卖员在工作期间会选择将速度和效率放在第一位，常常违反交通法规、忽视个人生命安全。

事件发生后，“美团”和“饿了么”两大外卖服务平台相继推出对送餐时间作出弹性调整的提案，这一弹性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每一个订单中是否选择适用弹性送餐时间，都完全由消费者自行决定；第二，弹性的时间区间较短，分别为8分钟和5分钟。这一提案很快引起了第二波舆情发酵，虽然大部分消费者愿意选择弹性时间，但同时质疑5分钟和8分钟的时间仅能缓解外卖员的心理焦虑，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并批评资本将商户和平台的责任向消费者转移的动机。本文作者在另一研究中抓取了同时期的微博，并通过共词分析对微博文本的主题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普通微博用户在这一事件中集中表达了对资本和平台的不满，以及对外卖员强烈的同情。这种对比性的冲突，在“饿了么”公司9日发表回应之后被进一步激化。[7]

从微博舆情中公众的讨论重点来看，公众对于外卖员安全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对外卖员包括生命安全在内的人身安全的担忧。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通过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公众号“上海发布”公布的数据显示，仅2020年前三季度，上海公安机关所查处的快递外卖骑手各类交通违法事件超4.3万起。[8]外卖订单的时间设定是导致安全问题的重要原因。系统为外卖员设定的初始预计送餐时间较短，使得外卖员有时不得不通过超速、逆行或者其他违规驾驶的方式确保自己在约定时间内完成订单任务；部分骑手为了保证送餐率和准点率，通常会在可能范围内主动提高单一订单内的送餐速度、压缩送餐时间。与此同时，系统的算法会同步数据化外卖员的送餐情况，并依此对相应路段内的预计送餐时间进行调整，如此一来，单位距离内的送餐时间便不断压缩，进一步影响与时间相关联的安全问题。

实际上，算法决策之下，外卖员受到的安全威胁不仅局限于生命财产领域，其精神层面的健康也遭受着挑战。作为一种数字资本主义劳动，外卖员的工作看似具有区别于传统行业的主动性和灵活性，但这种自由实际上是一种“他主中的自主”的假象，生产界限模糊、进行数据控制、全方位监视使得外卖员在体力劳动之外还承受着着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ur)的剥削。[9]消费者是从事一线服务工作的员工的快乐和痛苦的关键来源，消费者对员工的评价能够影响员工的心理情绪和工作心态。[10]这一现象早在21世纪初便被企业发现并运用于企业管理，管理层通过不断努力构建自己的情感规则和企业视角，将其塑造成工作场所中主要的社会意义，以此压制员工的个人意义，使员工认同并支持管理者的情感规则和信仰。[11]在此基础上，外卖平台通过用户评分机制和投诉机制，利用用户对外卖员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评分和评价，并将其结果与外卖人员的评分和绩效关联起来，进一步深化了当今劳动过程的数据化，也强化了这一评价体系对于外卖员的情绪的影响程度。一方面，通过将情感劳动嵌入劳动过程的核心环节，能够有效激励员工、促进生产[12]；另一方面，忽视这一过程中员工情绪的疏导和正向引导也可能导致员工被情绪捆绑，从而丧失了自主性。

(二)人的自主与尊严问题

这一事件引发的第二重担忧是对于外卖员的自主与尊严问题。外卖员在送餐过程中，除了为追赶订单送达时间而时常忽略个人生命安全，还面临着被数字化的危机。数字化是人工智能技术对零工经济的主要影响之一，算法决策之下零工经济中的雇员正在成为“数字刻画的零工雇佣”，其劳动技能和价值在平台中被数字化，又通过数字化进一步被匹配、分发。[13]构建自我目标和价值且自由地作出决定付诸行动的自我决定与自我管理能力是人类独有的主体能力。[14]在数字化过程中，如果排除了人工干预，任由数据和算法决定人的行为方式、时空约束乃至行为动机，甚至描摹和定义人的价值，那么劳动者就很可能在系统中逐渐牺牲作为人的自主性，最终导致其作为人类的主体性的丧失。与此同时，对于企业来说，由于算法仅对机器可读数据进行操作，因此倘若过度依赖算法监控或任由算法对员工的评级取代人工评级，那么作为员工的管理者，平台企业做出准确和公平的管理决策的能力也会因此受到限制。[15]

在当今社会，社会歧视是阻碍实现平等尊严的一个普遍性问题。[16]从传统劳动力市场到算法主导下依附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性别、年龄、族群等差异化与不平等的现象长期存续。在对外卖员身份特征的探讨中，女性从业人员明显比男性从业人员少的现象也获得了舆论关注。已有研究发现，女性在零工经济中始终受到算法固有偏见的影响，甚至于在零工经济的“灵活性”的遮蔽下，女性更有可能被迫从事不稳定的工作。[17]零工经济中的歧视现象并不仅体现在性别、族群或任一单一领域，在一些西方国家，这种差异化甚至已经跳转成了阶级差异。一项在美国展开的对基于平台的外卖行业从业人员的研究显示，女性外卖员能够明确地感受到行业里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且不会直接对于这种性别不平等有过多的不满；但她们对于工作中的阶级不平等现象却很敏感，尤其当面对白人男性等在她们眼中处于“特权阶级”地位的消费者时，她们往往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怨恨。[18]

三、算法决策之下零工经济中的权力关系变动：算法加剧劳动关系紧张与价值失衡

算法权力正在逐渐形成一种“准公权力”，使得传统的权力格局发生了权力主体去中心化、权力作用范围的延展化和权力互动的双向化之变迁。[19]当数据被转化为数据产品，并作为生产资本投入到资本雇佣劳动形式的生产中，就会导致劳动的异化，并转为对劳动力的进一步剥削。[20]

(一)劳动者层面：算法侵吞个体权利

从劳动者的角度而言，企业和平台对于数据和算法的把控使得其直接享有了对零工经济中的劳动者的掌控权。零工经济中的就业制度安排和工人地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目前国际上关于零工经济研究中就业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关注员工的工作质量、自主性和不稳定性等问题。[21]在算法的监管之下，算法的应用将外卖员置于一种数字全景监狱(Digital Panopticon)[22]之中，零工经济中的雇员实质上受到比传统工作更为严苛的劳动控制。[23]换言之，零工经济虽然看似具有相较于传统劳动业更高的灵活性，但这些灵活性并不一定能够转化为更良好的工作条件，更不意味着员工个体在工作环境中更大限度的自由。

算法对外卖员劳动流程的介入是全方位的，外卖员接收订单、到店取餐、配送到指定地点的全过程都受到平台的实时监控，这本身就涉及对外卖员个人隐私的侵犯。在工作中，外卖员一方面必须服从平台算法在时间和服务方式上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平台与外卖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等，致使外卖员在现实工作中往往不得不被迫先承担由其他主体端造成的失误。算法左右了外卖员的工作分配、绩效评估和奖励惩罚，外卖员的时间把控、路线选择、服务方式全部与其评价得分体系直接相关，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的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实时控制和不安全条件[24]，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者的严峻处境。

(二)劳动关系层面：算法模糊劳动从属关系

时间、场所、工作方式、工作内容等多个层面的灵活性使零工经济中的劳动关系与传统的劳动关系天然存在差异。算法驱动之下，依托于互联网平台的零工经济的用工方式显现出间歇性、随机性、临时性等任务化特征，这一演变推动了去劳动关系化的现象，削弱了用工关系的继续性，模糊了用工关系的人身从属性，弱化了用工关系的组织从属性，降低了用工关系的经济从属性。[2]

当前适用的劳动法所规制的劳动关系主要为基于长期稳定雇佣关系，对零工经济中的雇员区分工种、工作类型、工作时长的定义和分类尚不明晰，相应地也就缺乏对雇员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带薪产假、加班费和带薪休息时间等等的劳动保护。以外卖平台为例，外卖员与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涉及用户、商家、外卖平台、外卖骑手、保险公司等多个相关主体，主体之间劳动关系的不明晰是其用工关系人身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经济从属性模糊的共同作用结果，当外卖员遭遇劳动纠纷各独立主体之间难以协调时，外卖员便无法得到切实的劳动保障。

(三)对平台算法“准公权力”制约的反抗

针对算法与大数据对互联网平台型企业中的人的操控现象，有学者曾担忧：当人与数据等价，数据就会逐步蚕食人类的主体性，最终人会被自己创造的数据所统治，成为被算法所定义的人。[25]但事实上，算法与大数据加持的零工经济平台虽然存在着众多权力关系模糊的状态，劳动者也并非每时每刻都消极、被动地处在算法的操控之下。

以外卖平台为例，在熟悉了算法的治理逻辑之后，外卖员也逐渐摸索出了对抗算法的方式。例如，外卖员们会通过同事之间的合作减少在特定路程上消耗的时间，或利用多平台接单的方式提高单位时间内的订单数量，从而提升工作效率。[26]Sun通过对美团、饿了么、百度外卖三个平台的外卖员进行的为期1年半左右的民族志研究和田野观察，并与45名外卖员展开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发现外卖员会将算法参数建构的包括评估和评级体系视作一种“游戏”规则，从而基于自己的理解和体验创造出一种“有机算法”(Organic Algorithms)，以设置虚拟工作地点的方式对抗算法中的不确定性，甚至通过虚假订单、外卖员间的转单等手段赚取积分。[22]与此同时，外卖员也在规定时间区间内找到了灵活调度时间的方式。如此一来，在被看似严格的算法控制和管理的同时，外卖员也在基于自己对算法的理解和体验，在工作实践中发现算法管理的规则漏洞，对算法系统进行反抗。

消费者对于算法规制的反抗在心态和行为的呈现上相较于外卖员则更为直接和明显。Belanche等学者调查了消费者对零工经济工人工作条件的看法及其对使用和推荐行为的潜在影响。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对于外卖员工作条件以及服务质量的看法会直接决定他们对于该平台的服务感知，从而左右他们对外卖平台及其所提供的服务的使用，当用户感知到某个特定外卖平台对其员工不利时，会倾向于不使用、不推荐对应平台的外卖服务，这一现象在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ousness)高的消费者群体中尤为明显。[27]从这个角度来说，优化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对于零工经济平台而言具有直接、现实的必要性。与此同时，在平台开展优化员工工作环境和劳工权益的过程中，消费者对于外卖员工作条件的感知也可以成为重要参考因素。

四、算法决策之下的人文主义取向

算法对于互联网平台型企业中雇员的操控和数字化是技术对人类在实践层面进行干涉的体现。与此同时，在观念层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数据主义已经借助着传统人文主义，通过承诺满足人类加速追求健康、幸福和力量的人文主义愿望，以一种“后人文主义”的姿态成为了一种社会人文精神与世界观。[28]数据主义挑战传统的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偏离了包括个人自由和人权在内的人类核心价值。[29]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事件的微博讨论展现出舆论对外卖员的生命安全、自主和尊严的人本主义关怀，也是消费者在技术便利生活的途中一次人本精神的觉醒。在算法的应用中，让技术始终作为手段而非目的，避免数据主义成为人类个体选择、群体行为与规范，以及人的属性的决定性因素，维持人在社会中存在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则需回归人文主义的路径，从上至下全方位地保障人的主体性地位和合法权利。

(一)政策法律完善

当前国内制度上对员工与平台之间明确的劳动关系认定空缺和法律上针对零工经济劳动保障的缺位，直接导致了实践中平台算法对外卖员数据化的定性、效率本位的价值评估，以及在发生现实劳动争议和冲突时无法可依的局面。除劳动者之外，依托于互联网平台的零工经济在实践环节中涉及多个相互独立的主体，每一个环节中的主体责任和法律关系都需要劳动法予以明确。

零工经济的劳动关系较之于传统劳动用工形式的新变化，包括用工主体小微化和非正规化、工作安排自由化、工作场所流动化、劳动条件提供方式混合化、用工关系存续零工化[30]等等。在主体间自由意志的劳动合同之外，也需以人文精神为指导建立健全的劳动保障制度，确保劳动关系中作为个体的人的尊严和主体性能够得到合理保护。

(二)平台自律

任何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都离不开行业的合作，目前的零工经济中，针对零工劳动者的工会尚且处于缺位状态。互联网平台型企业作为零工经济中重要的中介，有义务承担起相应的行业责任。研究表明，关于公司社会特征的信息可能成为企业成功的关键决定因素。[31]将人文精神作为企业的价值理念，优化员工工作环境、完善员工福利体系、改善劳工关系都有可能促进企业的正向品牌形象建构和消费者的正向消费选择。

在价值层面，企业应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并将这个理念融入规章制度的建构和评价体系的设计之中，并建立专门的工会为劳动者提供指导。在技术层面，将“人本主义”的理念步骤化，融入算法设计的各个层面，设计符合道德的算法。除此之外，企业还应对人机关系引起关注，正视算法主导的评级体系对于员工身心健康的影响，有针对性地对员工的情绪展开正确的疏导。

(三)用户引导

作为消费者的用户在算法决策之下的零工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用户对外卖员和商户的评级能够直接决定后者的工资绩效与经济效益。因此，构建良好的平台环境需要用户的充分配合。通过多平台交叉宣传完善消费者对算法体系之下用户评价与外卖员生计之间的关系的充分认知，提高消费者人文主义精神与媒介素养，促进其在关注在线送餐的服务便利性之外，关注零工经济中其他主体的社会关系，亦有利于完善平台经济与零工经济，建立良善的互联网社区。

五、结语

算法具有将无意识行为和有意识行为，甚至和人工智能行为重新统一起来的性质。[32]算法对人类工作、生活的覆盖越来越广，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体对事物的认知、态度、行为，影响着群体间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维系现代社会运转的社会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始终秉持人文关怀对事物进程进行及时地反思和总结，使法律法规、社会规范、个体的素养都不脱离人文主义的价值观照，兼顾效率、平台可用性和人文精神，让技术和生产服务于人，是未来研究需要继续关注的问题。

注释：

①表1数据来源：根据新浪微博热门搜索数据整理而成。表中对话题的追踪和记录时间为2020年9月8日-2020年9月12日，关键词设置为“外卖员”和“算法”，对于阅读量、讨论数的更新时间为2021年6月7日。数据来源：新浪微博，https：//s.weibo.com/top/summary?cate=realtimeh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