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耕华

吕思勉先生（1884——1957），江苏常州人，一生致力于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其治学涉及史学、文学、经学、文字学、文化思想、民族学等多个领域，著作总量一千余万字，学界常将他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先生合称为现代“史学四大家”。然而，在近现代史学史的流派研究中，吕先生却很难归入哪家哪派；流派的划分自然是见仁见智的事，但这多少说明，先生治学绝不是只有一个面相、一种元素。

吕先生的史学承继了很多传统史学的元素，这是容易识别的。严耕望说他的史学基础是传统国学，但若以著述方法论，则是以系统的考史札记为治史、写史的基础。后一点，常被学界所忽视。吕先生出生于一个诗书传世之家，幼年的文史学习与训练，就是读史书、做札记。后来读正史，也参以《日知录》 《廿二史札记》 《十七史商榷》 和《癸巳类稿》 等书的研读。先生自言“于顾先生殊愧望尘，于余家差可肩随耳”①吕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吕思勉全集》第1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1230 页。。可见，先生的治史实以清代的朴学为榜样，以考史札记为著述的基础，实也是赓续清代朴学的传统，所不同的是他的考史札记更有系统性，更有目的性，先生的《先秦史》 《秦汉史》 等几部断代史，以及《中国社会史》 《中国民族史》 等，都是用这种方法撰写成书的。其实，这种著史的方式是传统史学中最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的地方。李伯重先生曾撰文说我国的“学术著作今天越来越被国际学界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