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红

[提要]作为具有自觉生态意识的生态文学文类大致发轫于18世纪的西方启蒙运动时期，是西方新兴工业技术革命催生的新型文学产儿，并伴随人与非人类世界间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持续恶化而日渐兴盛。它通过描写非人类自然世界及物种之间的关系，探究人之肉身和精神对自然生态的依存并反映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纠葛，深挖生态危机的历史文化根源，开展对阴冷的启蒙现代性和张狂的工业技术文明的全面批判、深刻反思、执着纠偏，探寻走出生态危机的文化路径。其体裁庞杂多样，风格诡谲多变，非人类自然世界总是其关注的焦点，对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世界间的永续和谐共生的追求始终是其不变的宗旨。本文将对生态文学的缘起、演变、界定、创作及其前景做简要探讨，以期对国内生态文学的研究和创作有所启迪。

尽管在人类文明中文学的生态根脉可谓历史悠久，但作为具有自觉生态意识的文类，生态文学是西方新兴工业技术革命催生的新型文学产儿，并伴随阴冷的启蒙现代性和张狂的现代机械论科学的推进而不断抗争、艰难前行。随着全球自然生态形势的持续恶化，在纷纷攘攘的文学场域里长期默默无闻的生态文学异军突起，对生态危机发起了强烈、颇具想象力和创新性、有时也令人惊恐万状的反常回应。其试图通过描写非人类自然生态及物种之间关系，探究人之肉身和精神对自然生态的依存并反映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纠葛，以深挖生态危机的历史文化根源，开展对启蒙现代性和工业文明甚至人类文明进行全面深刻的批判、反思、纠偏及抗拒；同时，它也试图揭示和发掘人与非人类世界间不可割裂的亲缘关系，以唤醒普遍沉睡的人类生态意识，重构人与非人类存在间本然一体共生的关系和永续和谐，探寻走出生态危机的多元文化路径，推动社会的生态转型。

生态文学是个伞状术语，其包括多种多样的文学体裁，诸如传记体生态书写、生态散文、生态诗歌、生态小说、生态戏剧及生态报告文学等等。深受每况愈下的全球生态形势的催逼，生态文学的内容也逐渐丰富，所涉议题也不断增添，以至于涵盖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非人类自然生态一直是其书写的重心，对人与自然间永续和谐共生的追求始终是其不变的宗旨。本文尝试对生态文学缘起、演变、界定及其前景做简要探讨，以期对国内生态文学的研究和创作有所启迪。

一、缘起及其演变

作为一种担当独特生态使命的文类，生态文学大致发轫于18世纪的西方启蒙运动时期，比德国博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正式提出生态学这个术语的时间1866年几乎要早一个世纪。在此，笔者就生态文学的来龙去脉做一简单的梳理。18世纪，坐落于英国伦敦西南部约50英里的一个叫塞尔伯恩的宁静小村庄，生活着一位名叫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1720-1793)的牧师、博物学家，他所撰写的《塞尔伯恩博物志》(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89)是留给后人的不朽精神遗产，也是有关生态学研究的最早、最具代表性的贡献之一。该著是怀特记录和描写塞尔伯恩教区的动植物、季节变化及其古迹的书信集，其主体部分是怀特写给两位友人的110封信，两位友人均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自然史的行家里手。从内容上看，这些信件都是科学与文学的融合、自然与艺术的结晶，处处透露出对自然的好奇和对生命的敬畏，文中既有对自然生灵直接、冷静的科学观察，也蕴含贴近自然环境中生命有机体的欢乐和浪漫的激情，更有对人与自然间融洽关系的深沉思考，并隐含深深的生态焦虑，因而开创了西方散文体自然书写文学传统。该著问世于1789年，也就在这一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这是现代世界最剧烈的一次社会震荡，也是现代社会危机大爆发的标志性政治事件之一。迄今为止，该著已再版100多次，是深受读者喜爱的英语著作之一，对英美自然书写传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伴随工业技术革命及其经济模式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复制和扩大，该著的影响也逐渐溢出英国的疆界，并在异域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简要地说，自然书写产生的历史语境是政治上剧烈动荡、经济上粗狂发展、技术上野蛮推进的18世纪理性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基本需求为要旨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因被界定为不合时宜而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自然世界被无情肢解，无数鲜活的生命个体被看成自动机器被肆意解剖，土地及其他自然存在物被彻底商业化，传统农业人口也随之被连根拔起，成了漂泊无根的游民，他们的劳动被机器所取代，成了服务于机器的奴隶或零件，他们的灵魂也因此被空心化，肉身被资源化，异化为物，一并被全盘纳入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之中，以满足欲壑难填的资本主义对财富和利润的无度追求。有鉴于此，有机世界万物固有的组织结构、它们之间固有的秩序及其固有的运行模式被彻底扰乱，并照工业技术的逻辑和商业利润最大化的宗旨进行重构，由此导致安然有序、完整稳定的非人类自然生态、社会人文生态、人之精神生态及它们之间似乎万古和谐的共生关系受到严峻挑战，从而造成广泛的人文生态危机和普遍的生态焦虑。

然而，此时的怀特家乡塞尔伯恩可谓是一方远离尘嚣的净土，喧嚣世界中的“桃花源”。他似乎远离尘嚣，始终满怀对造物主的虔诚，对创造物的敬畏，静静地注视着这片生命充盈的土地，小心翼翼地观察这片土地上自由自在、繁衍生息的万物生灵，用手中的笔不慌不忙地描绘丰饶、有序、和谐的自然图景，也隐晦、曲折地表达对外面喧嚣世界中正上演的一系列人为“危机”的回应和拒斥。由此可见，《塞尔伯恩博物志》实际上具有明确的生态指向，既隐含生态焦虑甚至生态危机意识，也透露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紧迫感，更隐含一种生态救赎的冲动。用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的话说，怀特的自然散文“希冀通过描写外在物理世界的和解以重建人与自然之间内在的和谐意识”，其“一个恒定主题是探寻一个失落、安全的田园栖所——一个在充满敌意、甚至危机四伏的世界中的家园”。有人甚至将这个新文类看成是“休闲和愉快的文学”，从中“流淌着疗愈文明顽疾的溪流”，并借助生态科学在繁茂芜杂的自然生态世界中探寻出规整有序的路径来。[1](P.10，16)简要地说，怀特的自然散文就是通过对自然生态的详尽描写以期在危机中求安全、混乱中寻秩序、冲突中觅和谐。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在以效率为先、财富至上的思想意识主导的社会里，在以工业技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乐观主义时代风尚中，人们鲜有闲情去倾听潺潺的溪流声、林中飒飒的风儿声和丛林中蟋蟀歇斯底里的鸣叫声，更没有时间去愉快地观看蓝天翱翔的飞禽和林中奔跑的走兽，去闻闻野花野草的清香，所以《塞尔伯恩博物志》问世后遭到空前冷落，几乎被埋没半个世纪之久。大约到了19世纪30年代，人们才开始认识到它的价值，“吉尔伯特·怀特和塞尔伯恩崇拜热”才初露端倪，塞尔伯恩也渐渐成了梦幻般地图上的焦点，失落世界的鲜活记忆。新生代突然发现了怀特，并开始回望、羡慕这位牧师博物学家优雅、和谐、宁静的生活。塞尔伯恩也成了“工业文明的象征性对照物”，个人、社会和自然整体合一的“阿卡狄亚形象”，怀特也成了“不同类型的科学家的先驱”、有机整体论科学家的鼻祖，因为他拒斥主流科学中的机械论、还原性、工具论特征和工业文明对待自然的傲慢，呼吁阿卡狄亚的谦卑，也许这些就是塞尔伯恩崇拜热或怀特神话的价值所在，也是怀特著作的主要文化意义。[1](P.20)此后的几十年，从大西洋两岸到塞尔伯恩朝圣的骚人墨客络绎不绝，其中有著名科学家、诗人及企业家等，像著名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者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美国著名诗人、散文家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1819-1891)及美国著名自然散文家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1837-1921)，等等。洛威尔还先后两次朝拜怀特故里，并称《塞尔伯恩博物志》是“天堂的亚当日记”，在该著问世一个世纪以后，塞尔伯恩实际上已成了英美人的精神家园的象征，这样，两国人不仅被共同的语言和文化遗产联系在一起，而且还被对未来感到无所适从的共同困惑与迷茫连接在一起。[2](P.14)怀特的自然书写传统还通过亨利·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约翰 ·巴勒斯、约翰·缪尔(John Muir，1838-1914)、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1868-1934)、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07-1964)、爱德华·阿比(Edward Abbey，1927-1989)、安妮·迪拉德( Annie Dillard，1945-)、特丽·坦皮斯特·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1955-)及其他作家延伸到美国并繁荣。其中，梭罗被看成是怀特阿卡狄亚遗产的继承者，其著《瓦尔登湖》(Walden，1854)被看成自然书写的典范之作；利奥波德被尊为“美国生态先知”，其名篇《沙乡年鉴》(ASandCountyAlmanacandSketchesHereandThere，1949)被称为“自然资源保护者的圣经”；卡逊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成了直接推动美国社会生态变革的绿色经典，是开启当代世界环境主义运动的鸿篇巨制，她与利奥波德一道成了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先驱。在美国这片广袤的沃土上，自然书写根深叶茂，硕果累累，并伴随西方工业技术文明的世界性扩展和东西方文学交流的浪潮将自然书写的文学种子播撒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当然，生态文学的另一个重要源头是兴起于18世纪中后期及19世纪初的西方浪漫主义运动，西方思想文化界借助这次文学、文化思潮对现代科学和新兴工业技术革命发起了第一次广泛强劲的绿色批判，同时也明晰地表达了第一次“生态冲动”。这种生态冲动是对18世纪启蒙运动最为激烈、令人震惊的反叛，因为启蒙理性开启的工业革命进程所释放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整体力量的负面效应在18世纪中后期大多开始显现——有机完整的自然生态遭到严重威胁、社会人文生态失衡及人之精神生态弥漫普遍的不安与困惑，进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动荡。当然，浪漫主义运动最为充分地表现在文学中，尤其是在诗歌中。唐纳德·沃斯特认为，就浪漫主义自然观来看，因其强调关系、相互依存及整体主义，因而浪漫主义自然观基本上称得上“生态观”。[1](P.58)在美国生态哲学学者彼得·海(Peter Hay)看来，“自然的召唤”是浪漫主义诗歌背后的基本冲动，因而浪漫主义诗歌也大多可被看成是生态诗歌(ecopoetry)或自然诗歌(nature poetry)，浪漫主义诗人也应被尊为生态诗人或自然诗人，他们往往将文明，尤其工业文明与自然并置，并明确地表达了对前者的批判。英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在其诗歌中就清楚地表达了浪漫主义的这种批判精神，他曾这样写道：“相信造物主吧，丢弃理性的推演/放飞灵感吧，脱掉记忆的褴褛衣衫/远离培根、洛克和牛顿吧，清除他们留在英格兰身躯上的残渣/脱掉英格兰身上肮脏的衣服吧，给他罩上想象的新衣/净化诗歌吧，荡涤掉一切不是灵感的元素”。布莱克要我们“沐浴在生命的清泉之中”。用歌德的话说：“理论都是灰色的，唯有黄金般的生命之树长青”。[2](P.178)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G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被自然之大美、壮观和磅礴之气所震慑，感叹道：“难道高山、波涛、天空不是我和我灵魂的一部分吗？/我也不是它们的一部分吗？/对它们的爱难道没有深藏在我心里吗？/满怀至纯之激情”。当然，“湖畔派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及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1774-1843)是浪漫主义生态诗人的代表，尤其是华兹华斯，他被尊为现代生态诗歌的鼻祖。他满怀深情歌唱生机勃勃、充满神性的大自然，拒斥启蒙思想家笔下那种死气沉沉、照确定规律运行的“机械自然”。他曾这样吟唱道：“我看见天上的彩虹/就感到无比激动/童年时，我是这样/现在长大了，依然如此”；“烦透了，这些科学和艺术/合上这些索然无味的书籍吧/走出家门，带上你那颗激动的心/去观看、去倾听”。[2](P.176-181)难怪不少生态批评家将当代环境运动看成是“新浪漫主义”，其旨在说明二者之间在目标上存在诸多重要契合或相似性，同时也说明浪漫主义运动本质上也是一场生态运动。[3](P.6-7)概而言之，浪漫主义诗人们就是要通过高歌自然、赞美生命，拒斥压制人性的理性暴力、剥夺自然生命和宰制自然的机械论自然观，因为它们所孕育的科学精神冷酷无情、视野狭隘，与人之灵魂开战，与自然生命为敌。这些浪漫主义诗人们预感到，如果科学的这种势头得不到有效的遏制，自然之死和人之亡的悲惨结局必然降临世界。

随着西方浪漫主义在世界的传播和全球生态形势的恶化，浪漫主义诗歌中“自然的召唤”及其对工业主义的批判也在异域文学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共鸣，在这些不同甚至迥异的文化传统中，生态诗歌依然枝叶繁茂，结出色彩斑斓的奇花异果，其成就的确不可小觑。今天，我们在谈论生态诗歌时，就绝不仅限于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诗人或白人生态诗人的诗作，还包括其他族裔或其他民族的生态诗歌，就已问世的英文诗集来看，其范围已经涵盖了多族裔或多民族的生态诗歌，如2013年问世的《生态诗歌集》(EcopoetryAnthology)，甚至还有黑人生态诗集出版，比如，2009年出版的《黑色的自然：四个世纪的非洲裔自然诗歌》(BlackNature:FourCenturiesofAfricanAmericanNaturePoetry)，等等。

总的来看，《塞尔伯恩博物志》和浪漫主义诗歌在谈论自然时，主要涉及非人类自然世界的稳定、完整、平衡、宁静、美丽及物种间的和谐以及对干扰、威胁、破坏非人类自然世界的工业技术文明的批判，而对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联谈的相对少，即使涉及这种关联时，这里的“人”主要是一般意义上的、泛化的人，而不是与“文化”范畴发生勾连的人。换言之，在这些生态著述中，“生态”主要指的是科学生态学意义上的自然生态，其所描写的也主要是非人类自然生态，鲜有涉及不同肤色、性别、阶级、文化或信仰之人在与自然的接触中所形成的不同环境经验和压迫性、歧视性的社会关系。其实，随着气势汹汹的工业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及其所导致的人与非人类世界之间、人与人之间、不同文化及不同信仰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张，进一步暴露了“生态”或“自然”问题的复杂艰巨性，因为在“生态”或“自然”范畴上附着太多的“文化负担”，诸如种族/族裔、阶级、性别、宗教、文化及历史等都与“自然”存在千丝万缕的纠葛，所以传统生态文学中怀特式的非虚构自然书写(Non-Fiction Nature Writing)或自然诗歌(nature poetry)在驾驭复杂的现实生态问题时常常就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当代“生态小说”(ecofiction)也随之脱颖而出，勇担重任。当代生态小说是自然书写与叙事小说杂糅的产物，是“一种融合自然书写关切和叙事小说关切的杂糅文类，其试图在充分借鉴两种文体长处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对此，单一文类无法比拟”[4](P.1041)。

像自然书写一样，生态小说呼吁构建人与地方之间的新关系，这种关系重视风景的精神维度，要求人们尊重和敬畏土地，因而生态小说家常常借鉴土著族裔万物有灵的传统故事(如美国印第安传统故事)和宗教传统故事(如圣经故事)神圣化他们的小说风景，以凸显人与自然间整体合一的精神境界。自然书写主要强调个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而生态小说却增添了社会维度。自然书写大多是用传记体式的散文讲述他/她个人的第一手自然经验，借此沉思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或开展对文明或社会的批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当然，当代类似的例子有很多，像爱德华·阿比的《孤独的沙漠》(DesertSolitaire， 1968)、安妮·迪拉德的《汀克溪的朝圣者》(Pilgrim at Tinker Creek，1974)等。

生态小说的典型特征就是它不仅涉及个人与非人类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涉及个人与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生态小说既要考虑自然生态，还要考虑社会生态甚至精神生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将种族、性别、阶级、信仰及文化等范畴也纳入生态版图，并考虑这些范畴在与自然的接触中所形成的复杂纠葛。由此可见，在此方面，生态小说与传统小说颇为相似，因为它也重视社会人际关系。然而，生态小说之长在于综合考量两种文类关切，揭示人类中心主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歧视、文化偏见等在针对自然歧视甚至自然殖民方面的内在逻辑关联，探寻一并化解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对抗的文化策略，以及探寻构建基于普遍社会公正的生态世界之可能文化路径。

二战以后，随着全球生态形势的持续恶化，英美生态文学，尤其是其经典著作也开始逐渐跨越文化的疆界，进入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并受到异域读者们的广泛欢迎，也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态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甚至促使了生态文学在异域的兴起和繁荣。与此同时，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走向国际化的西方生态批评，还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非西方生态批评，都疾呼充分承认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中人之环境经验的极大丰富性和多样性，尤其是表现和反映人们环境经验的生态文学的内涵和样态的巨大差异性或异质性，甚至在一国之内，不同族群的生态文学无论在表现形式还是在内容上都可能存在巨大差异。比如，在当今的中国，由于国民基本生存的现实需求、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和严峻环境形势的催逼，再加上自身悠久文化传统与自然间的深沉亲和力、当下人们对保护“绿水青山”和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因而中国生态文学家必然要在多种隐形文化力量和现实显性压力的拉扯中进行创作。有鉴于此，中国生态文学在描写人与自然间的关系时必然呈现出与英美生态文学迥异的特征。

今天，生态文学已发展成为世界性多元文化运动，以应对人类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多世界性环境难题，像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萎缩、流行性疾病、国际环境不公等。在不同文化传统中，作家们表现和再现人们应对这些环境问题的方式及他们各自独特的环境经验可谓五花八门，因而生态文学的体裁就非常庞杂，风格也迥异，除了以上所涉及的非虚构自然书写、生态诗歌和生态小说以外，还有生态戏剧、生态散文、生态报告文学等等。

二、生态文学的界定

在英美学界乃至在英语世界，学者们常常用自然书写或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或阿卡狄亚写作(Arcadian writing)、自然取向的文学(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自然文学(nature literature)、环境取向的文学(environmentally-oriented literature)或环境文学(environmental literature)来指代这一文类，不同的学者又根据某类著作所涉内容的侧重点不同而对自然书写进行细分，使得它的亚文类名称繁多，真令人眼花缭乱。总的来看，英美学者用“生态文学”(ecoliterature)这一术语的情况并不多，而在中国学界，大多喜欢用这一术语来指代描写自然和探讨人与自然间关系的各类文学作品。

迄今为止，在英美乃至世界生态学界还没有给自然文学下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学界大多采用描述性的方法来介绍它，也就是通过描述其主要所涉内容或主要特征来对它进行分类。

美国著名自然书写研究学者托马斯·J.莱昂(Thomas J.Lyon)认为，“自然书写”术语不能恰适地描述这个文学文类，仅仅是因为它实用、方便才用它来指称这个以多种方式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大杂烩。从其源头看，它就不是一个“井然有序的领域”。[5](P.1-5)尽管如此，为推动自然文学研究和创作，他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对这一文类进行研究和分类，并将其分为三个维度，即自然历史信息、个人对自然的反应及自然的哲学思考，然后再根据以上三个维度在作品中的权重来进一步确定其所属的类型，并对各种类型的大致内容给予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还以图表举例说明[6](P.278)，各亚文类之间也绝非一成不变，泾渭分明，相反，它充满活力，多姿多彩，相互渗透。总之，在莱昂看来，不管采用何种艺术手法，也不管属于何种类型的自然书写散文，这种文类的基本目标是“关注外在的自然活动”[6](P.281)。

1995年，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学者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在其里程碑式的生态批评名篇《环境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形成》(TheEnvironmentalImagination：Thoreau，NatureWriting，andtheFormationofAmericanCulture)中尽管没有明确定义“环境文本”，但他指出了其四个主要特征或因素，这些特征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存在于这些文本中：(1)非人类环境不仅仅是作为背景而存在，而且它还是显示人类历史也与自然历史相互交织的存在；(2)人之关切不应理解为唯一合法的存在；(3)人的环境责任也是文本伦理取向的一部分；(4)文本至少还暗示环境是作为过程而不是一个常量或不变的给定而存在的认识。根据这些标准，很少有作品不与环境文本挂上钩，哪怕它只是一点点。同时，很少作品明白无误、一以贯之都符合这些标准。[7](P.7-8)从布伊尔所指出的环境文本的四个特征可看出，他的环境文学的定义是非常宽泛的，不仅文体不受限制，甚至文类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简要地说，作为环境文学文本，它必须符合这个基本条件：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关切，承认非人类自然环境本身的价值和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同时，它还必须具有环境友好型的伦理取向。当然，在该著中布伊尔主要探讨的是非虚构的环境著作，诸如《瓦尔登湖》及《沙乡年鉴》等，并试图借这些著作建构他的“文学生态中心主义”诗学，以期指导生态文学创作。[7](P.143-179)

2000年，另一位美国生态批评学者帕特里克·D.默菲(Patrick D.Murphy)在《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天地》(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一著中用“自然取向的文学”指代这个庞杂的文类，并宣称“自然取向的文学是个国际性的多元文化运动”，因而应将其置入国际性的比较框架中进行研究。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然文学的形式、风格和内容的多样性、差异性甚至异质性，超越英美自然书写所隐含的“非虚构性的偏见”。[8](P.58-62)为此，还对“自然取向的文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类。他这样描述自然文学：“自然取向文学要么指将非人类自然本身当成题材、人物或背景的要素，要么指讲述人与非人类相互作用的作品、哲理探讨自然的作品以及借助文化或违背文化介入自然的可能性的作品”。在他看来，自然取向的文学包括自然书写、自然文学和环境文学及环境书写四个大类，它们既有虚构的成分，也有非虚构的成分。它们之间没有等级之分，只是处理题材的方式不同，无论它们采取诗歌、小说、戏剧或散文体裁都行，都是自觉创作的文学。为了进一步解释其分类的理由，默菲还以图表的形式较为详细地指出了以上四类文学的具体表现形式和结构特点，颇具启发性。概要地说，自然书写和自然文学偏重相对纯净的自然风景和哲理思考，而后两类则偏重退化的环境和环境危机的描写，其环境保护色彩浓烈，更具现实针对性，并具有强烈的环境危机意识和生态保护意识。另外，自然文学和环境文学的虚构性特征表现得较为突出，而自然书写和环境书写的非虚构性特征则较为明显。

中国生态批评学者王诺在专著《欧美生态文学》中曾这样定义生态文学：“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9](P.11)。应该说，王诺的这个定义是比较全面的，他不仅明确指出了生态文学的思想基础，而且还提出了判断生态文学的最高标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文中他还指出了生态文学的四点主要特征，即生态系统整体利益至上、生态责任、文明批判及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其中，前三点是核心特征。然而，如果我们要严格按照王诺的定义和要求去审视和评判人们广泛认可的生态文学经典，甚至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中所评介的西方生态文学经典，恐怕能“入选”生态文学的作品就不多，甚至很少！其主要原因并非全在他的生态文学定义太严格或苛刻，而是该定义忽视了人类文化历史的复杂性和自然与文化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忽视了种族/族裔、性别、阶级、文化及信仰等与自然间的紧密勾连。最重要的一点，王诺的定义遗漏了环境公正议题。生态作为一个问题的产生具有非常复杂的历史、思想和文化根源，解决生态问题路径，也一定非常复杂，不可能简单粗暴，搞一刀切，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以生态整体主义作为生态文学唯一的思想基础，显然既不够周全，也不够深刻，甚至可能发生借生态健康之名，行生态殖民主义之实，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实行生态压制和生态剥削的行径，或在一个国家内部主流社会借生态压制弱势族群，从而导致广泛的生态人道主义灾难。

由此可见，要给生态文学下个周详、操作性强的定义实属不易。尽管如此，笔者结合生态文学的产生、发展、演变以及其当下的研究状况，尝试给它下个定义：

生态文学是通过描写人与非人类自然世界之间的复杂纠葛而揭示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层思想根源，以探寻走出生态困局的文化和现实路径的文学。其宗旨是实现具有普遍公平正义的人文世界与非人类自然世界之间的永续和谐共生，非人类中心主义取向的生态伦理的建构、对主流科学预设和物质主义文明的批判、生态乌托邦的构建及生态灾难启示录书写是其显著特征。

另外，生态文学往往还透露出一种敬畏自然的神圣感和神秘感，反映人之精神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对应关系，精神健康与生态完整之间的互动感应且前者依赖后者。最后，不管是出于作者的自觉意识还是无意识，生态文学常常蕴含一种或显或隐的生态焦虑感和生态危机意识，因而时常表现出生态救赎的冲动。

三、生态文学创作的三原则

今天，世界生态文学园地郁郁葱葱，枝叶繁茂，让人眼花缭乱，但如果我们细心品鉴，就会发现规整园地的三条基本原则，即生态学原则、具身性原则和环境公正原则，这三原则也是影响或指导生态文学家们创作的重要原则。其中，前两个是生态文学家们遵循的基本原则，而第三个则是指导生态文学家构建和谐社会人文生态与非人类自然生态永续共生的基础性原则。

所谓生态学原则，指的是生态学相互联系和万物共生平等的信条。在生态学诞生之初，相互联系主要指非人类自然世界中生物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随着生态学的发展与成熟，这种联系逐渐拓展为万物之间相互联系，并将人类物种也纳入生态世界，人类也成为生态共同体中的普通成员或公民，既不比其他物种高贵，也不比它们低贱，是共同体中相互依存的同伴，漫漫自然演进过程中的伴侣。这样，社会人文生态、人之精神生态和非人类自然生态就自然成为一个水乳交融、精致完美的有机整体，生态学也因此上升为整体主义取向的生态哲学，大致可称之为生态中心主义哲学。总的来看，在生态文学兴起的早期，尽管生态学这一科学术语还未出现，但生态文学家们却已在其生态创作中表现出或强或弱、或隐或显的自觉的生态冲动，一种万物普遍联系的关系意识，这在怀特、华兹华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梭罗及缪尔等的生存实践和生态著述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我们甚至还可以这样认为，他们的生态著述预示并推动着生态学科学的诞生。当然，实事求是地讲，我们还不能将他们的生态意识与成熟的生态学科学精神相提并论。伴随工业技术革命的全球蔓延，世界生态形势的持续恶化以及生态学科学的发展，生态文学家们的生态学意识逐渐增强，由朦胧变得明晰，甚至直接在生态科学原则的影响和指导下进行生态文学创作。总体上看，20世纪以来的生态文学处处透露出浓郁的生态科学精神。比如，利奥波德是著名的环境保护科学家、野生动物保护学家，也被尊为生态哲学家，卡逊是著名的海洋生物家，还有其他许多生态文学家大都深受生态学或生态整体主义哲学的影响，难怪在他们的生态著作问世之初，大众一般都将其看成生态科普读物，比如，《沙乡年鉴》和《寂静的春天》就是如此。

生态学原则不仅反映在生态文学的内容方面，还反映在审美方面，并借“文学生态中心主义”这一主张得以彰显。“文学生态中心主义”主张把以人为中心的文学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将抽取出来人的概念重新放归自然，研究他与非人类万物生灵之间的关系，借此挑战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惯性及其种种表现。具而言之，“文学生态中心主义”通过被称为激进的“放弃的美学”(“the aesthetics of relinquishment)而表现出来。所谓放弃的美学，它指放弃对物质的占有，放弃人的中心性和唯我独尊的主体性，与此同时，也赋予自然存在物主体性，让自然存在，诸如动物、花草、季节甚至自然现象等成为文学表现的主题或主角，从而与成熟的生态学原则或生态中心主义哲学原则相呼应，这在《瓦尔登湖》《沙乡年鉴》及《寂静的春天》等生态名篇中都得到生动形象的落实。[10](P.276-278)

所谓具身性原则，指的是生态作家们在进行创作时总是让自己的、他人的或非人类自然存在物的物质身体“出场”，让身体成为积极的行动者、表演者、言说者和思想者，让身体承载、传播生态信息，拒绝空洞的生态说教或概念的推演。也就是说，他们大多通过对人物之肉身和非人类自然存在物之身体的描写，凸显人和非人类存在物身体的生物性和跨身体性特征，揭示二者之间的相似性或共性，从而将人放归自然世界，以抵御人的中心性。对具身性的重视一方面旨在明证人与非人类世界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承认和尊重非人类身体的他者性，以强调人的生态责任。当然，对于非人类自然之具身性的描写，往往采取二重书写手法，即突出表现其物质性或生物性和精神性的共在现象。

生态文学家，尤其是传记体生态文学家和生态诗人及其著作中的人物，几乎总是身体力行，融入自然，用肉身去接触自然、感觉自然，而后凭自己的直接经验，甚至遭遇自然时所留下的“伤痕”去确证自然世界的实在性、先在性、第一性和不可还原性，从而能更深刻地感悟自然，提炼出有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深沉思考。甚至可以这样说，对于生态文学家而言，身体与自然的遭遇是两个实实在在的主体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之间无中介、无障碍的沟通交流，这些都在美国传记体生态文学家约翰·缪尔的《墨西哥湾千里徒步行》、爱德华·阿比的《孤独的沙漠》(DesertSolitaire， 1968)、安妮·迪拉德的《汀克溪的朝圣者》(PilgrimatTinkerCreek，1974)及中国当代著名登山诗人骆英的诗集《骆英7+2登山记录》中得到生动形象的显现。缪尔以血肉之躯穿越千里大林莽，明白了万物都是上帝大家庭的成员，皆享有同等生存权利[11](P.68-69)；阿比孤身闯沙漠后向世人宣布：“地球上所有生物都情同手足”[12](P.24)；迪拉德通过跪拜大自然的方式才接受了世界是物质与精神、自然与超自然及美丽与恐怖并存的现实[13](P.178-179)；骆英则以1米92的伟岸身躯曾登临世界七大洲的最高峰和抵达地球最寒冷的两极，多次徘徊在生死边缘，从而深刻悟出：在崇高、浩瀚无边的大自然面前，人是何等渺小！正如他在诗中写道：“就在你认为无所不能的时候/老天爷让你知道你不过是他的一堆大便/就在你看着顶峰的时候/你却已经寸步难行/你可以死但也绝到不了他的脚下/这才知道你不过就是一个凡人/失败让你认识到你的无能/平和就开始滋生在你的心中”(《全世界最好的教堂》)[14](P.422)。骆英的这几行诗是他用肉身穿越生死地带后对人与自然间关系的深沉思考，当然，他也在生死地带发出了生命的最强音，令人震撼，也许这就是生态诗歌之魂所在。为此，人必须在大自然面前保持谦卑平和的心态，这既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全然否定，也是人立身处世的原则。惟其如此，方能构建和谐的人与人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

所谓非人类世界的具身性二重书写，指的是生态文学创作既强调自然存在物的物质性或生物性，也凸显其精神性甚至神圣性。具而言之，生态作家笔下的动物绝不是哲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眼中那种没有灵魂、只能感受痛苦的自动机器。非人类自然世界也绝非庸俗唯物主义者眼中那种死气沉沉的机械世界，而是蕴藏无尽精神内涵的生命世界。所以生态文学家们常常要么对浩瀚无边、精致完美、神秘莫测的自然深感敬畏，充满好奇，同时也感叹人之渺小、无知与无助，因而他们常常满怀谦卑走向自然，融入自然，经验自然，感悟自然，从自然中寻启迪、找良方，小可修身养性、完善自我，大可改良社会、治国安邦。正如生态文学家爱默生在《论自然》中写道：“语言是自然事实的符号表达”，“特定的自然事实是特定的精神事实的象征”，“自然是精神的象征”。为此，他疾呼美国文学界走向自然，以确立新兴美国与自然之间原初的、直接的关系，由此建立独立于旧欧洲的美国文学、文化，进而获得独立的美国精神。[15](P.110)此外，许多少数族裔生态文学家不仅重视自然的精神性，而且还特别看重它的神圣性。在他们的眼中，自然是天、地、神、人共栖的世界，因而伤害自然必遭报应。如美国印第安作家卢瑟·斯坦丁·贝尔(Luther Standing Bear，1868-1939)的《斑点鹰的土地》(LandoftheSpottedEagle，1933)、中国藏族作家阿来的《三只虫草》就是此类作品。当然，生态文学家突出强调自然的精神价值，还在于试图以之抵御贪婪的物质主义对它的无度盘剥，浅薄的工具主义对它的僵化框定，冷酷的科学主义对它的无情肢解。

如果说生态学原则和具身性原则是生态文学家用于处理人与非人类世界间关系的两条核心原则，那么环境公正就是他们探寻如何在人与非人类世界的关联中实现普遍社会公正之路径的原则，以期确保人与非人类自然间的永续和谐共生，其主要与种族/族裔、性别、阶级、文化、信仰及地域等概念范畴发生勾连，其中，种族范畴是核心。具而言之，环境公正既反对一国内因种族/族裔、性别、阶级、文化、信仰及地域等的不同而导致在环境资源、环境负担和环境责任等方面的分配不公和环境政策上的歧视性现象，也反对一切形式的国际环境不公和环境歧视，拒斥一切形式的环境剥削和环境压迫。环境公正曾经仅作为公共环境政策核心议题之一，但对于生态文学家尤其少数族裔生态文学家而言，其通常作为一个基本的理论立场和观察点，借此与主流或强势文化开展生态对话，彰显自己文化独特的生态智慧。在一国之内，生态文学家尤其少数族裔生态文学家，总是站在环境公正的立场，揭露主流社会强加给少数族裔社群的环境种族主义歧视和压迫，并探寻通达环境公正的多元文化路径。比如，美国印第安女作家琳达·霍根(Linda Hogan，1947—)的《力量》(Power，1998)就是深度揭露环境种族主义行径的当代生态小说之一；在国际上，他们要揭露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不发达国家所实施的环境殖民主义甚至环境帝国主义行径，呼吁国际环境公正。比如，当代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1956—)的《饿浪潮》(TheHungryTide，2005)就对此予以深刻的揭露。由此可见，环境公正既包括国内环境公正，也包括国际环境公正，有时还包括代际环境公正。此外，有些生态作家，尤其少数族裔女性生态作家，比如，琳达·霍根，还进一步指出了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及自然歧视之间的内在勾连，故她们往往还将女性(性别)也纳入环境公正视野的考察范围，揭示父权制压迫、种族压迫及环境退化之间的复杂纠葛，从而将生态女性主义议题与环境公正议题也结合在一起，共同致力于探寻通向普遍环境公正的文化与现实路径。

当然，由于作家自身的文化视阈、生存境遇及个性特点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大多仅侧重于种族/族裔、性别、阶级、文化、信仰及地域等范畴中的某个或几个侧面，也因此凸显自己的创作特色。总的来看，环境公正议题的复杂性在当代生态小说中得到最为充分的揭示，也借助小说最为充分地说明了“生态”与社会之间纠葛的庞杂性和解决生态问题的艰巨性。

四、生态文学的前景

至于生态文学的发展前景，在笔者看来，由于人类进入人类世以后，人类凭借强大的科学技术，已成为影响地球环境演化的主导力量，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人之“伟大”和对自然的“超越”。然而，令人感到滑稽的是，人类却难以全然理性地把控这种自己创造的“力量”，更不能应对其所引发的人为灾难，这也足以显示人的“无能”，人类的这种“无能”在气候变化所引发的各种极端自然灾害面前已反复得到了印证，人类面临的这种窘境也许可被称为“人之力量的悖论”。由此可预言，人与自然间的紧张关系将长期存在，人为造成的生态危机必将成为生活的常态。那么，在此背景下，作为诊断和试图化解危机以重拾、协调和保护社会人文生态、非人类自然生态、人之精神生态内部及它们之间永续和谐关系的重要文化力量的生态文学也将如影随形地与危机同在，就像病人离不开医生一样。

今天，生态文学，尤其是气候变化小说，正积极与人类世话语、气候变化话语、生物多样性话语及生态政治等交叉整合，着手应对海洋公有地退化、气候变化等所引发的规模空前的生态和人文灾难，以彰显其生动再现、综合驾驭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巨大潜力和一并涵括鬼神不测的自然与现实利益纠结的人文的博大容量，进而充分揭示环境问题绝非纯粹的自然现象，它也是复杂的人文现象，故要成功应对环境危机，既要靠“硬科学“的积极参与，也要靠“软人文”的通力配合，二者时而相得益彰，时而也相左抵牾。当然，总的来看，生态文学是一个带给人类希望的文类，因为它反复表明，尽管当下的世界危机四伏，但人及其所建构的社会依然可能和谐地生活在自然世界中，并描绘出人类可持续栖居星球的诱人愿景。

结语

根据以上对生态文学所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还原分析，对其漫长历史演变过程的梳理，对其内涵界定的辨析以及对其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变异情况的探析可知，由于生态文学家们所处的自然、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不同，他们的人生境遇和个性特点等也迥异，所以尽管他们书写的似乎都是同一个自然，但表现人之环境经验和再现自然风貌的方式却千差万别，故所创作的生态文本异彩纷呈，进而共同培育出一个生机盎然的生态文学百花园。

尽管如此，生态文学园中依然有一定的章法可循。非人类自然世界总是生态作家聚焦的中心，生态书写的起点，环境公正理应是他们社会诉求的宗旨。他们在进行创作时，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以某种方式对所处的文化模式、社会发展模式、社会发展阶段及价值观所确定的总体人文框架做出了自己的回应，时常还进行深刻的检视，或拒斥，或颠覆，或反思，或重构，大多游移在种族/族裔、性别、阶级及信仰等范畴之间，并关注这些范畴在与自然的关联中所引发的人之精神或肉身对自然的跳跃或依附，借此也折射出其独特的生态审美，甚至表现出独特的美学价值，这些既反映了无限多样的非人类生态世界、庞杂多元的人文生态世界及丰满的精神生态世界之间的相互激荡，也呈现了万紫千红的生态文学景象，充分彰显了生态文学内涵的丰富性、批判性、创生性以及生态文学文体和风格的多样性、变异性、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