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在《反观与重构》的《后记》里，我对自己的研究有这样的陈述：“‘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一直是我的学术研究的主要兴趣所在。这也是一种‘扬长避短’的自我选择与定位：与许多学友着重于某一文体、某一类作家的研究，成为某一方面的专门家不同，我的研究很不专一。樊骏先生说我‘对什么课题都有兴趣，也都有自己的看法’，甚至连所写的文章，也‘各具特色，难以形成统一的印象’，确乎如此。差不多现代文学研究的各个门类，从思潮、理论，到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以及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我都有所涉及，却不甚深入（和专门家相比）。正是这一种没有特色的‘特色’，把我逼上了进行‘文学史’的综合研究之路，近20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文学史理论与实践问题。”在我的研究重心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转向思想史、精神史、政治思想史研究之前，我始终把自己认定为“文学史家”。

作为文学史家，我的关注、思考与努力，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

其一自然是文学史的写作实践。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人文函授大学讲课，就整理了《中国现代文学函授讲义》（未出版）；同时奉王瑶先生之命，和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一起在《陕西教育》上连续发表现代文学史讲稿，最后整理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于1987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转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修订本，并在2016年又做了一次修订。此书因成为各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教科书，而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