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大泽乡》中，茅盾如他在评论《战争与和平》时所肯定的那样，将无名的人物提升至青史前台，并在他们身上灌注作者的社会史与时代阶级分析势能。在茅盾的创作生涯里，与其说《大泽乡》这一“托古改制”的写作实验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别开一演绎写作范式，不如说它为《子夜》做了可能是最重要的准备——将对处于特定时空历史人物阶级对抗和社会关系的分析“嵌入”小说文本之中，而当《大泽乡》对古史的再解读视野转化为对当代政经演进的探究后，《子夜》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

1932年2月，王宜昌曾将大革命退潮后的“中国社会史论”分为三个时期：1928—1930年为回想期，讨论仍处于对大革命做事后的“回想”，以总结其经验教训；到1931年方才进入“研究”期，知识界开始着手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进行讨论，出现了以郭沫若和马扎亚尔为代表的专著；同年又因《读书杂志》的推动，进入论战期。王宜昌的这个分期是否准确，这里不论，但确乎适合茅盾此一时期的创作状况：由对大革命的回想（“蚀”三部曲）到对中国史的研究（《大泽乡》），再到与社会性质论战遥相呼应的《子夜》。就此而言，《大泽乡》这篇声名不彰的作品在茅盾创作中的确具有承上启下的意味，很值得探究。

一

《大泽乡》发表在《小说月报》21卷10号，1930年10月出刊，署名“蒲牢”。茅盾后来自述说：“这是我写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历史小说”，并自我批评道：“实在是从一个长篇小说的大纲改写而成，形象化非常不够，是一篇概念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