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秋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 城市生活的东西几乎什么都要用票。重要的工业品不必说，如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不光要票，还要“工业券”。每个成年人每年好像只有一个工业券， 买一件东西就得二三十个，要攒多年，如果急着用，就得朋友亲戚之间相互拆借。其他的生活品如布料、粮油、白糖、鱼肉蛋，以及豆制品等，也都凭票供应。所以每家每户的主妇们都管理着一沓沓的票证。离了票证，无法生活。有一家私人藏馆收藏农村某公社的“大姨妈”票、“夜壶”票，算是极端的例子，济南好像没见到过。有一码说一码，凭票，东西真不贵，鸡蛋六毛多一斤，优质的带鱼三毛多。所以现在仍有人惦记着那时的“好日子”。年轻人一听说三毛钱就能买一斤带鱼， 便啧啧咂舌，好生羡慕。殊不知那时只有逢年过节才能见到点鱼腥， 而且多数家庭宁愿买两毛多的次等带鱼而不买三毛多的优质品，毕竟每斤能省一毛多钱。

一毛多钱，可以办不少事。比如买两根上好的冰棍儿， 或者买两块包着糯米纸入嘴即融的大白兔奶糖。现在一些鲁菜馆，都有一道菜叫“老济南炒合菜”，弄了几样东西炒在一起，挺贵的。其实，那年头饭店的“炒合菜”，是其他菜的下脚料，舍不得扔，合在一起炒。有些富裕点的家庭，偶尔到饭店买個菜解馋，都愿买这个，便宜。一两毛钱，就可以买半茶缸子。

最要紧的是粮票。如果没有粮票，你就只能在家里吃饭， 在外面无法买到任何粮食制品。外出开会，住旅馆饭店，吃公家餐也必须交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