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秦汉政治史的总结和表述，有“秦并天下”和“汉并天下”的说法。对于前者，司马迁反复引录，予以强调;对于后者，则基本不予采用。这样的态度，有政治史观作为认识基础。通过对相关信息的分析，可以看出司马迁对秦始皇实现统一的历史意义的看重。

一、《秦本纪》篇末的秦朝史总结

《史记·秦本纪》最后的文字，有对秦统一之后历史的简略总结。太史公写道：“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为二世皇帝。三年，诸侯并起叛秦，赵高杀二世，立子婴。子婴立月余，诸侯诛之，遂灭秦。其语在《始皇本纪》中。”这77个字的叙说，可以看作对秦王朝历史的概要说明。

理解这段文字，对于阅读《史记》中对秦史的记述可能有特别的意义。如所谓“《始皇本纪》”，我们曾经进行过通常所谓《秦始皇本纪》可能原本作《秦始皇帝本纪》的讨论（王子今：《说〈史记〉篇名〈秦始皇帝本纪〉》，《唐都学刊》2019年第4期;《〈秦始皇帝本纪〉文献学琐议》，《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就子婴在位的时间，司马迁在这里写道：“子婴立月余，诸侯诛之，遂灭秦。”这与《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九月，子婴为王”，“（十月）秦王子婴降，沛公入破咸阳，平秦”，“（十二月，项羽）至关中，诛秦王子婴，屠烧咸阳。分天下，立诸侯”可以对照理解。《秦楚之际月表》所说“秦王子婴降，沛公入破咸阳，平秦”，大致与“子婴立月余”之说同。而项羽在同一年“十二月”“诛秦王子婴”，则距“九月，子婴为王”已经三个月。“子婴立月余”之说值得注意。我们曾经关注过《史记·秦始皇本纪》“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与《史记·李斯列传》“子婴立三月，沛公兵从武关入，至咸阳”，“子婴与妻子自系其颈以组，降轵道旁”的时间差异（王子今：《〈史记〉时间寓言试解读：神秘的“四十六日”》，《人文杂志》2008年第2期）。相关讨论，或许还可以继续。

应当说，《秦本纪》这77字的记述包涵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这是《史记》作者对秦朝史最简略最概要的总结。

二、“初定天下”和“初并天下”

品读体会《秦本纪》文末对秦朝史的概略介绍，其中“初并天下”一语对于秦统一的记述，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史记》中与“初并天下”文例相近的说法，有《史记·周本纪》“周初定天下”和《史记·吴王濞列传》载晁错语“昔高帝初定天下”。秦朝前面的周與后面的汉，所谓“初定天下”与秦始皇“初并天下”，在功业的难度、版图的格局、控制的规模、管理的形式上，都是有明显差异的。

“初并天下”强调“并”，与“初定天下”，文意和语气是有所不同的。

应当看到，《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秦始皇和公子扶苏的言行，记录了秦王朝这两位重要人物—— 一位是最高执政者，一位是未来的帝位继承人，都使用过“天下初定”的言辞。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然而李斯以周代“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的教训相警告，以为“置诸侯不便”。于是秦始皇做出决断：“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秦始皇自己说“天下初定”，不宜“复立国”。又秦始皇三十五年，坑儒事件发生，“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秦始皇和扶苏所谓“天下初定”，语式虽类同“初定天下”，但语义还是不同的。

晁错语“高帝初定天下”，《史记》也有“天下初定”的说法。《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也说：“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从张守节《正义》“高祖初定天下，表明有功之臣而侯之，若萧、曹等”的说法看，在这样的语境中，“初定天下”和“天下初定”，意思是相当接近的。

三、《史记》“初并天下”文例

《史记》使用“初并天下”的文句，可见四次。除前引《秦本纪》外，还有三例。

一例即《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六年，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秦王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于是议定“皇帝”名号，“号曰‘皇帝”。秦始皇制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在“秦王初并天下”这一政治史的既成事实发生之后，就有令“其议帝号”，进而发生了“秦君主集权”的划时代历史性变局。秦“初并天下”，成为帝制时代的起始。

《史记》另一例言“初并天下”者，也见于《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巡，“上邹峄山”，“上泰山”，“禅梁父。刻所立石”之文辞：“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这里所谓“初并天下”，是秦始皇自己使用的文字，也是正式的政治宣传用语。

《史记·六国年表》又可见“初并天下”的说法：“（始皇帝）二十六（年），王贲击齐，虏王建。初并天下，立为皇帝。”所谓“初并天下”，也与“立为皇帝”合说，成为标志性的历史事件。

“初并天下”，“号曰‘皇帝”;“初并天下，立为皇帝”，都说明“初并天下”的军事成功与帝制建立这一政治史中标志性事件的直接关系。

四、有关“平天下”“并天下”的社会评论

前引“禅梁父。刻所立石”文辞，除“初并天下”外，还说到“平天下”：“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而琅邪刻石说“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又以另一语言方式说到“并”“天下”：“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

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之罘刻石说：“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其东观曰：“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所谓“阐并天下”，也是值得重视的有关“并天下”的宣传口径。

有关“初并天下”的社会评论，应该注意后来导致“坑儒”悲剧的“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关于秦始皇品性特点和执政风格的议论：“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史记·秦始皇本纪》）可知当时对于秦统一的社会舆论，习惯使用“并天下”的通行语言。

五、关于“汉并天下”瓦文

我们注意到，汉初瓦当实物中多见“汉并天下”瓦文，说明这是汉代非常普及的兼有帝权宣传、社会舆论与民间文化认可等诸多意义的文物。其数量之多，早已为金石学家所重视。元人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上说长安发现的“汉瓦”，“其文有曰‘长乐未央，有曰‘长生无极，有曰‘汉并天下，有曰‘储胥未央，有曰‘万寿无疆，有曰‘永奉无疆，亦有作‘上林字者。”“汉并天下”瓦是主要品类。陈直论南郑汉台出土“汉‘佳汉三年大并天下瓦”，判定“此为西汉最初年之物”。又说：“至都关中后初造者为‘汉并天下‘汉有天下‘汉兼天下三种。”“现汉城遗址，‘汉并天下出土最多，‘汉有‘汉兼两种则稀如星凤。”“汉‘佳汉三年大并天下瓦”，有学者读作“惟汉三年大并天下”。

“汉并天下”瓦当，《西北大学藏瓦选集》著录五品，年代皆定为“西汉初”，言“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然而任虎成、王保平主编《中国历代瓦当考释》著录多达十二品，则均注明：“时代：汉;发现地点：陕西省西安市北郊。”又说：“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汉并天下瓦当多出土于建章宫遗址，而建章宫始建于汉武帝时期，故这种瓦当大概流行于那时，属文字瓦当早期制品。”研究者通过从“秦”至“汉”的历史分析，说明“汉并天下”的意义。认为：“自秦代以来，中国就受到匈奴的侵扰，汉高祖刘邦早年亲历了‘白登之围的耻辱，其后几十年里不得不以‘和亲来维持与匈奴的和平关系。汉武帝经过充分的准备，联合大月氏，经过几次策略性的战争，终于击败匈奴，以致匈奴呼韩邪单于亲自来汉朝朝拜，求亲议和（今按：呼韩邪单于内附，并非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一雪前耻，建立了臣服四海的威望。他在五十三年的执政生涯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农业、社会及外交等领域均取得了巨大成就。此类‘汉并天下瓦当就是对这一段历史的最好说明。”又说：“此类瓦当是为了表现汉武帝征服四夷，建立大一统帝国的丰功伟绩而歌功颂德，类似的还有‘汉兼天下‘惟汉三年大并天下‘四夷尽服‘四夷咸服‘破胡乐哉瓦当等。”还写道：“《汉书·董仲舒传》载：‘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以此可知，‘汉并天下意为一统天下极其自豪而制瓦称耀天下。”

这样说来，“汉并天下”瓦当的制作年代，有汉初与汉武帝时代两说，“汉并天下”的意义也因此而有不同。无论如何，司马迁对于这种建筑文化应是熟知的。但是他的著作《史记》中只说“秦并天下”，不言“汉并天下”，其政治史认识的倾向是很明显的。

六、《史记》言“秦并天下”的政治史理念基点

《史记》称“秦并天下”者，可见《史记·封禅书》：“……其后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史记·卫康叔世家》：“秦并天下，立为始皇帝。”《史记·刺客列传》：“秦并天下，立为始皇帝。”《史记·蒙恬列传》：“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史记·南越列传》：“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史记·东越列传》：“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类似的说法，又有《史记·封禅书》：“秦始皇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以及《史記·白起王翦列传》：“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史记·李斯列传》：“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

而《史记》中与“汉并天下”说法相关的文字，只有《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一例：“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

前引《中国历代瓦当考释》言“《汉书·董仲舒传》载：‘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语，见于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览”董仲舒所“对”，“异”其才识，“复册之”，其文字涉及对秦政的批判。他写道：“殷人执五刑以督奸”，“成康不式”，而“秦国用之”，以致“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对于汉武帝的政治评论，董仲舒在所谓“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的颂扬之前，附从其赞美周德、斥责秦法之说，发表了对秦政的严厉否定：“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汉书·董仲舒传》）。

明代学者王鏊说：“《史记》宏放，《汉书》详整，各有所长”，同时对《史记》不录重要政论文字有所批评：“《史记·董仲舒传》不载《天人三策》，贾谊与屈原同传，不载《治安》等疏，视《汉书》疏略矣。”（《震泽长语》卷下）梁启超也以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不载《治安》等疏”是不对的。他说：“《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对于屈原方面，事迹模糊，空论太多。这种借酒杯浇块垒的文章，实在作的不好。这且勿论。对于贾生方面，专载他的《鵩鸟赋》《吊屈原赋》，完全当作一个文学家看待，没有注意他的政见，未免太粗心了。”他对《史》《汉》进行了比较：“《汉书》的《贾生列传》就比《史记》做得好，我们看那转录的《陈政事书》，就可以看出整个的贾谊。像贾谊这样的人，在政治上眼光很大，对封建、对匈奴、对风俗，都有精深的见解。他的《陈政事书》，到现在还有价值。太史公没有替他登出，不是只愿发牢骚，就是见识不到，完全不是作史的体裁。”（《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一《人的专史》第三章《做传的方法》，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74—75页）

《史记》“不载《天人三策》”，或许不可以简单地批评其“疏略”“粗心”，或者“见识不到”。

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册”“对”文书，司马迁以其特殊身份，不会没有看到。然而《史记》不采用董说所谓“今陛下并有天下”，可能作者是有深沉思考的。清代学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一四《史记下》写道：“太史公受学于董仲舒。仲舒之学具于《天人三策》，兹不载之。”而班固则“载之”。于是感叹道：“同一史也，而立意各殊，不得雷同视之。”

如上文引录，《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两次载李斯语“今皇帝并有天下”，“今陛下并有天下”，体现了对秦史书《秦记》的信赖和尊重（参看王子今：《〈秦记〉考识》，《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史记〉和〈秦记〉的关系》，《月读》2020年第5期）。

后者“今陛下并有天下”與董仲舒语句完全相同。但是李斯所谓“陛下”是称秦始皇，其说为司马迁所重视。董仲舒所谓“陛下”是称汉武帝，其说不为司马迁采纳。

看来，《史记》作者对于“秦并天下”和“汉并天下”两种说法的态度，区别是鲜明的。有关“秦并天下”言辞的陈说，司马迁反复强调，体现出特别的看重。对于所谓“汉并天下”，则保持清醒的态度，并不媮合苟从。我们应当理解这种文字表现形式是一定有政治理念作为意识背景的。很可能司马迁认为，秦实现的统一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表现出特别显著的文化影响，真正可以称得上“并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