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腊梅

20世纪20至30年代，作为与北京相呼应的文化重镇，“上海迅速成为中国的金融和工业，以及艺术、绘画、出版、新闻、大众娱乐和高等教育的领导中心。”1Kuo,Jason C.,ed.Visual Culture and Shanghai School Painting,New Academia Publishing,2001,p1005.令人难以想象的是，20世纪30年代，除了少数人养尊处优，一般大众的生活是苦闷甚至悲惨的。在这样的境遇下，何谈享受生活，享受艺术的感染和熏陶？可偏偏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杂志出版的高峰期——“杂志年”2“杂志年”详细的论述见本章。。

杂志成为都市生活日常的组成部分，“家境殷实的市民还可以买个留声机，一边放着唱片音乐，一边随手翻阅下班路上买回来的《紫罗兰》《小说月报》《玲珑》等报刊。”3李岩炜，《张爱玲的上海舞台》，文汇出版社，2003年，第111页。杂志的编辑也在努力探索这种新的需要，如1925年《良友》画报的编辑就敏感于大众在日常生活层面可能需要一种新的都会生活方式，并就此做了探究。此时人们的生活还根本谈不上奢华，读书、看报却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是人们梦想的幸福生活的组成部分。1933年至1934年，以《东方杂志》为首的一些报刊开展了以“梦想中国”“梦想的个人生活”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很多读者都参与其中，有的人就梦想：“电影、戏剧、弈棋、球赛、游泳、划船、跳水、滑雪、歌舞、阅书、看报，一切‘文’‘武’娱乐，都色色俱备，样样周全。人们做完了事，每天都可以享受各种幸福。”4忻平，〈梦想中国：30年代中国人的现实观和未来观〉，载《历史教学问题》，2001年第6期，第8—13页。

1934年，中国出现“杂志年”的奇迹，不仅在于刊物数量惊人，还在于其体现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