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钰

内容提要：穆旦于1940年提出的“新的抒情”主张，作为诗人在“战时中国”历史场域中对自身诗歌创作道路作出的能动性调整，日益为研究者所关注。在对这一现象的评述中，论者多将穆旦在大历史中遭遇的“人民”视为“象征物”，而与之相对的“自我”才具有“原初性”。笔者认为看似本质化的“自我”与“人民”一样，皆是内在于具体时代语境中的历史化建构，并力图通过拆解“我与我们”“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重审“新的抒情”作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一个转折性症候，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乃至思想史的重要意义。

一

1940年3月，穆旦在《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1一文中，藉由对卞之琳诗歌的批评和对艾青诗歌的称许，较为集中地阐述了他的“新的抒情”主张，展现出诗人在“战时中国”场域下对自身诗歌创作道路作出的能动性调整。在这篇文章中，诗人对此前自己一度倾心的、以T.S.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风加以省思，力图跳出小知识分子的玄理思辨和孤芳自赏，转而强调诗歌应当关注和书写社会时代，充分表现“战斗的中国”，起到鼓舞人心的功用，“指向一条感情的洪流里，激荡起人们的血液来”2。

在此种诗学观念的转变下，1940年前后，穆旦的诗歌创作也发生了微妙转折。1940年以前，诗人的创作虽然也偶有涉及社会现实议题，但多是将之作为对象化、外在化的客体，从旁观者的视角对之加以评述，其实质仍是诗人“小我”独语式的智性思辨。譬如这首作于1939年4月的《防空洞里的抒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