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邦宇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梳理《两地书》出版前后的文学环境、对话文本以及鲁迅自身的创作脉络，尝试解释鲁迅编订《两地书》的缘由以及《两地书》序言的叙述逻辑。从文体角度看，《两地书》不仅是通信，更是一个具有“书”的文体意义的作品。通过与金淑姿的《信》、蒋光慈与宋若瑜的《纪念碑》和章衣萍的《情书一束》等相关作品进行对话，鲁迅实现了对通信集这一文体中普遍存在的感伤气息的转化，并找到了一种处理文学与革命的新方式。

情书与尺牍：“书”的文体问题

1933年4月，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经青光书局印行，初版本在标题上还有一行小字——“鲁迅与景宋的通信”。这本不同于鲁迅其他著作的小书很快受到了文坛或窥伺或疑问的注意。有人说，《两地书》是对当时泛滥的情书集“无聊而又肉麻的风气”“一种‘对症’的药品”。1也有人讥讽：“希望迅翁能在闲空的时候，更编一册《两人日记》以飨我们，这要求倒不是要窥老翁和小鬼的闺房之乐，乃是欲求一点连死尸也不给老虎吃的处世哲学。”2这两则评论不仅展示了部分读者的评价，也透露出当时读者对于《两地书》文体的推定。首先，《两地书》并不自外于“无聊而又肉麻的风气”的情书集与日记体的出版热潮之中；其次，即便“处世哲学”是讥讽之语，但也透露了《两地书》中存在的某种教导姿态，使它归属于晚清以来众多“给青年的信”这一序列之中。

此后对于《两地书》的文类界定也一直没有超越这两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