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红 姚 桓

内容提要：“党领导一切”包含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选择。新的发展阶段，党领导基层治理的环境发生变化，影响党的先进性的因素不断增多。文章认为，系统性压力要求党变革机制和方式更好地组织和管理社会，以适应市场化转型之后的执政环境和治理任务。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发展阶段，党领导基层治理的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加强基层党的建设，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治理各领域各环节，以基层党建创新推动基层治理创新，是新发展阶段做实基层、夯实基础的必然选择。

一、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溯源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经典作家关于党的领导思想，在建立政权和巩固政权进而长期执政的过程中，提出了党领导社会治理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论断。

(一)马克思恩格斯为“党领导基层治理”提供了方法论

马克思恩格斯时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政党的职责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其中关于“党的领导”的思想，给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进行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十分尖锐。无产阶级受压迫被剥削的历史地位构成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逻辑前提。而共产党内在的先进特质决定了“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实现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

1.无产阶级政党是先进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运动“代表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是用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共产主义的特征……消灭所有制”、“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等。(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3—421、558页。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党有资格和能力领导无产阶级。

2.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的基础。《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就规定了同盟的组织机构为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3—421、558页。；规定了同盟的任务，即进行理论宣传，促进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在第一国际时期，国际的组织机构分为小组、支部、分部、各国的中央委员会、总委员会。协会领导机构成员由选举产生，“实行统一领导”(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3、174、106页。，并服从纪律即“每一个支部应对接受的会员的品行负责”(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3、174、106页。。

3.重视工农联盟。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1850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阐明了工人阶级政党，特别是同盟关于运动的观点，对同盟与盟员的工作提出新的要求。认为在“即将发生的流血冲突中，为了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自身利益……工人应当同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2页。。针对法德两国在小农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错误，恩格斯指出，“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6、369—370、376页。，通过“保护农民财产”、“示范农民”、“向农民解释”(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6、369—370、376页。去帮助和争取农民，“只要把社会主义的种子撒在这些农业工人当中，只要鼓舞他们和团结他们去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便会发生那孕育着彻底革命的变动”(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6、369—370、376页。。在反思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时，马克思认为，公社对工农联盟认识不足，没有有效地去宣传农民、发动起义，“如果公社治理下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么不出三个月就会引起一场农民大起义”(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3、174、106页。。

(二)列宁关于“党领导基层治理”的初步探索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领导”的思想，围绕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任务开始对基层社会治理进行探索。

1.强调加强党的总领导。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设想新政权实行直接民主制，由群众自己来管理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严峻现实让列宁认识到实施直接民主制为时过早，认为“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10)《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1、381页。，包括对经济工作的领导，(11)《列宁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70，207、93、94页。对政治工作的领导、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12)《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42—444页。对工会和共青团工作的领导(13)《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1、381页。等，做到讲政治、讲纪律、讲集中和有觉悟。(14)《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1、381页。

2.强调发挥人民在国家事务管理中的作用。1918年3月，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要进一步发展苏维埃的国家组织，“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15)《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9页。。如“工人群众应当在全国范围内把组织监督和生产的工作担当起来。胜利的保证不在于单个人，而在于组织全体劳动群众”(16)《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9页。。

3.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参与管理。1918年，列宁领导制定了《苏俄宪法》，确保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制定非党工农代表会议制度，鼓励非党群众进入苏维埃政权机关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在《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中指出：“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吸收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是防止苏维埃政权经济机关官僚化的主要方法，并且为对生产的结果实行真正的人民监督提供了可能性”(17)《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5页。。列宁还提出了诸如通过“计算和监督”、改组工农检察院等方式，让更多群众参加各方面管理，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

4.强调教育、服务、引导群众。列宁认为在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仅需要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也需要农村居民中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大多数”(18)《列宁论党的建设问题》，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378页。。他们中“很多人都是愚昧无知的”，只有“善于接近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而不是用书本上的词句向他们说明，以合乎人情的方式向他们解释……就能够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19)《列宁全集》第34卷，第421页。。同时，还“要运用全部国家机构，使学校、社会教育、实际训练都在共产党员领导之下为无产者、为工人、为劳动农民服务”(20)《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30页。。因为“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21)《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3页。。

(三)中国语境下“党领导基层治理”新思想新理念新论断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的先进政党，是推动现代中国转型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并取得成功的，尽管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历史任务不同，但党领导基层治理的价值归宿是一致的。革命时期，党立足乡村实际，以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为乡村治理的关键环节，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为广大农民谋幸福的全过程。建设和改革时期，更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合作化、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围绕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展开的。进入新世纪，社会快速发展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矛盾和问题，倒逼社会管理理念的创新，这也反映了党在领导社会建设上的新思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增强社会活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仅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之后，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论断。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等。这些新思想新理念新论断既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发展与治理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也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需要指出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社会治理制度、治理方式的变革，或者说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基层社会治理不管怎样改进、怎样创新，坚持党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始终不能改变。“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这是中国语境下内生性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总结，也是国外政党执政经验的启示。

二、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面临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历史自觉和主体意识使党担当起了领导人民创造历史的重任。“组织起来”的工作方法既便于管理民众，也是教育和引导民众的重要载体，这种体制形成的强大的组织动员力推动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了新中国。在建国70多年的实践中，“组织起来”的治理行为和模式在社会发展中趋向适应性深化和提升，增强了政党成员对政党治国理政的理解和认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群众需求增多，弱化党的先进性因素滋长，使党领导的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新问题和挑战。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的国情迫使先进的共产党人“把群众组织起来……动员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23)《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28页。，“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24)《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6页。。这种“组织起来”的制度机制，有效整合了“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从乡村社会获得参与性支持、认同性支持和物质性支持”(25)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年)》，《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吸取了革命时期把人民“组织起来”的成功经验，坚定走“进一步组织起来”的道路，如农村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城市建立了单位体制，无单位人群实行“街居制”管理，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高度组织化社会的建立，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人员流动性、就业形式多样性等社会问题增多，一些领域出现了党建“空白点”。传统的单位社会管控模式式微，党在基层的影响力遭遇新的挑战。加强党在基层的组织建设，完善党对基层社会的领导成为改革开放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选择。1983年《关于发展城乡零售商业、服务业的指示》，1998年中央组织部、民政部《关于在社会团体中建立党组织有关问题的通知》，1999年《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的颁布和实施，加强了党对村民自治的领导、对“两新组织”的领导及对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有序控制并支配社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这一时期党对基层社会的领导一方面通过党的政策方针去规范“社会人”的思维行为，降低改革开放过程中基层社会产生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强思想认同；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嵌入、人员嵌入、价值观嵌入等方式带动、引领“社会人”在理性的范围内、空间中活动、表达、参与，实现了党对社会的全面整合和领导。步入新时代，党领导的基层社会治理探索不断前进，尤其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未来发展进行擘画，“从2025年到2035年，再经过10年的发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6)《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华网，2020年10月29日。，“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调动……广泛团结……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27)《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华网，2020年10月29日。。这些重要论述从理论和实践上强化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其中，就包括党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环境的变化

新时代，党领导的基层治理环境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

1.流动资源与流动空间的出现和发展。其突出表现是体制外空间扩大、功能性群体产生，并在社会运行中承接了一些原来属于单位承担的职能。如一些新兴社会组织，自身具有协调、利益维护、整合等功能，且随着服务范围的拓展和服务方式的深入，其自组织空间在“自主”和“自为”的自我支持中扩展，使基层治理中党的领导力的内生性供给受到了挑战。

2.人的需求日益多样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不只满足物质财富的追求，而对自身发展环境、社会活动空间、政治生活参与、安全感和尊严等具有主观色彩的“软需求”在增强，并凸显在具体的社会性活动和政治性活动中。这种在社会性活动和政治性活动中“软需求”的增强对党的基层工作格局带来新的挑战。

3.互联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层治理是对基层区域如城市社区、农村等的治理，其场景和事件更多与基层群众相关。互联网的虚拟性、开放性、交互性、即时性特点以及网络平台的自由、民主、平等特点，给一些群众就特定话题积极讨论抑或宣泄提供了渠道，志趣相同的网民甚至会形成网络社会组织，并在意见领袖的引领下，或成为社会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666联盟”，但也可能成为触犯社会规范的不稳定因素如“227事件“。网络社会中的人首先是社会人，网络社会行为如网络民主就是社会行为的虚拟表现。作为一种价值思维支配下的行为，网络社会行为必然向现实生活领域拓展，关注的议题和领域也可能涉及诸多领域包括社会治理各个环节如基层协商民主，其也必将影响到现实社会治理的方式和路径。这都为新时代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供了启发。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新问题

从近些年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看，成绩是显著的，但仍存在着内生动力与活力不足等问题，妨碍党的有效领导。主要表现在：

1.党的基层领导体制机制还不顺畅。不管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管理体制，还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社会治理体制，均反映了顶层设计中对党的领导的规律性认识在不断深化。但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以城市社区为例，虽然已经明确党对社区自治的领导，但党建在社区内的各组织中覆盖的灵活度、吸纳区域内组织中的党员进社区党委班子、党在社区内各组织之间的协调能力和责任担当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同时，在社区这个小社会中，社会结构的开放性、不同群体的流动性、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公共事务的复杂性、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对社区党建工作均形成挑战。

2.党在基层的领导存在“悬浮”和“空转”现象。党在基层的领导能力主要通过基层党组织来体现的。从党的基层工作重点——城乡社区来说，党组织(支部)和党员还存在着与时代发展跟不上的现象。如有的村域有阵地无人才、有的村域缺乏产业支撑、有的支部落实上级任务疲软、有的支部对党员管理松懈、有的存在“一言堂”、有的支部结构还不完善等，还有一些基层党员干部自身思想滑坡、缺乏大局观念、形式主义严重、服务群众能力弱等，这些现象导致部分基层党组织要么处于“悬浮”状、要么处于“空转”状。反映到基层治理中，就是党组织的基层治理能力难以适应群众多样化需求，群众意见很大。

3.党领导基层治理能力滞后。当前全国城乡治理中出现了诸如“仙林模式”、“枫桥模式”、“象山村民说事”等典型个案，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但从整体看，其辐射带动作用还有限，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仍然任重道远。因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共建共治的因素还不平衡、多元主体之间信任度还不高、民主协商的动力还不足、一些制度安排还不完善等，且城乡社区人口混杂且流动性大、群体多样性且矛盾繁杂、弱势群体生活困难、社交网络多元化、思想多元化等风险性因素在增加，而部分党组织疲于应付诸多的事务性工作，说服、教育、帮扶区域群众精力和能力不足，导致党组织吸引力和凝聚力下降。在一些公共事务处理中，有的主体参与愿望和动力不足，有的害怕群众参与，有的甚至越俎代庖，(28)杨新红：《基层社会治理中党组织功能发挥困境及破解路径》，《观察与思考》2018年第4期。加剧了党群之间的不信任和矛盾。

三、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路径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要不断夯实基层治理这个根基……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29)张晓松：《习近平谈社区治理》，新华社新华视点微博，2020年7月24日。针对当前党领导治理环境变化和影响党的先进性因素增多的现实，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并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发挥党的政治性、先进性、政治引领作用，才能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不断提升党领导基层治理水平。

(一)不断完善党的基层领导体制机制，确保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各领域各环节

党的领导体制机制事关党的领导能力和工作水平，而领导能力与工作水平的高低离不开严密的组织体系。以组织体系为抓手，逐步完善体制机制，是达致“治理有效”的关键环节。

1.健全区域组织网络。在横向上，不断完善城市以商圈市场、商务楼宇、工业园区、互联网业、业委会等新兴领域为重点的组织覆盖，不断完善农村以产业链、合作社等新兴农业领域为重点的组织覆盖。在纵向上，要树立精细化治理理念。在城乡社区以下，根据地域、居民、驻区单位、党组织和党员等情况，按类别设置各类网格，将党支部放在网心上，党员放在网格上，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党建数据与社会管理服务数据贯通，力争党的组织、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向末端拓展。此外，面对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要依据网民兴趣引导设立不同的空间场景即网络阵地，及时建立网络党支部，依托在线平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营造更具吸引力的网络空间。

2.推进区域化大党建工作。在巩固已经形成的园区统筹、片区统筹、村企统筹、商圈统筹、楼宇统筹、产业统筹等多种区域化党建模式的基础上，把党建工作与区域中心任务紧密结合，通过区域化党建联盟，将互不隶属、层级不同、领域多元的基层党组织统领起来，把各类组织中、各类群体中最主要最活跃的党员群众代表吸纳进来，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党建联合体。组织整合的同时，推动资源整合，扩大服务半径，使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建立在社区的公益基础上，党的政治领导功能体现在对公共事务的服务和管理中。

3.建立健全党组织工作机制。在新兴业态中建立横向党组织或党小组，要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尤其要加强政治建设，确保党的路线方针在基层落地实施。明确社区党组织与驻区单位、社会组织、新兴领域党组织及网格党支部之间的隶属关系，构建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职权分明、互相联动的网络型领导体制，确保社区党组织在社会协同治理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加强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建立基层党员干部包联网格制度、走访群众制度，建立基层党员干部正向激励机制等，不断夯实党在基层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打造智慧党建工作平台如“支部+”、“党建+”、“网络+网格”等，把党组织的各项活动与人民需求结合起来，通过支持、帮助、扶持各类群体，重塑政党与社会关系。

(二)不断健全党领导下的基层自治机制，确保基层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政党是社会组织，也是政治组织。社区党组织除了具有政党的领导作用，还是群众自治中的重要力量之一。基层群众自治是依法自治，而法制的制定、执行与完善离不开政党的力量，这也潜在折射出政党必然参与到基层群众自治中来。同时，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在中国城乡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领导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鲜明特色，是确保基层社会发育、民主治理达成的关键。

1.完善党领导下的自治平台。分化的基层社会是不同社会组织产生的温床。适应基层群众需求，在基层治理的重点场域——城乡社区，以解决民生问题为突破口，主动搭建和运用如民主协商类、经济发展类、技术培训类、公益服务类、社区养老类、网络空间类等各类平台，把具有不同兴趣、爱好、特长的群体组织起来，在创业就业中引导他们自我管理，支持他们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基层事务管理，共同担负起基层治理的主体责任。如贵阳的“明珠助老社”、广州的“复退军人之家”、浙江的“乡贤理事会”等，在民生改善中实现了基层民主治理。要健全党建带团建机制、健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机制，健全社会组织与社区建设、社会工作联动机制等，统筹协调各治理主体，盘活社会正能量，推动共建共治常态化。

2.坚持协商民主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群众路线既是领导方法，也是工作方法，更是一种作风。作为领导方法，其运行中更多的是赋权于民，通过“政党下乡”，使民众的平等、自由、民主、商量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作为工作方法，其运行中更多的是政党团结不同群体一道进行讨论、协商、监督、自我批评等，充分尊重群众意见并不同程度吸纳群众意见。作为一种作风，其运行中更多指党员干部在想问题、做决策时所具有的行为理念。党领导的群众自治是党的基层群众工作的一个环节，党的群众工作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彰显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而协商民主作为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其运行机理表现为在党的领导下，对于基层社会发展问题和涉及民众利益的实际问题，依托群众路线的沃土，利用协商和民主的方法将传统社会力量和社会变迁中的新兴力量纳入政治体制框架内进行协商、表达，促成各利益主体就同一公共事务形成合作、参与意识。且在反复的参与、协商与合作中，民主协商的精神就会形成，并作用于个体的日常行为中。

3.推动党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就党的领导来说，基层党组织要加强自身法制化建设，要依法执政，依法维护人民利益，公平公正文明执法司法；要发挥法制建设带头作用，引导各类组织不断完善议事规则，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有序开展协商，在协商、协同、参与中确保党的各项决策落地实施。就不同阶层民众来说，依托社区持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培育法治信仰、法制观念和法治意识，形成懂法、守法、护法、用法的良好习惯。此外，要加大基层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群众树立权利、义务、责任与自律相统一的观念，共同营造尊法、崇德、向好的社会氛围，筑牢实现民族复兴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发挥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引领带动作用

政治功能是政党的基本功能，是基层党组织的魂。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有益于筑牢政治理想，发挥政治引领，彰显政治优势。

1.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认真贯彻落实《党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等制度，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在开展工作中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决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文化，同有害政治文化作斗争，加强自律，清廉自守，慎独慎微，以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净化基层政治生态，规范治理主体行为、强化党在基层的权威。

2.加强理论武装。要发挥好理论中心组的示范带动作用，发挥好领导干部“关键少数”的表率作用，注重运用好基层党组织成熟的、更接基层地气的学习方法，运用好大数据等新技术，坚持不懈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做到知信行统一，努力增强其在基层治理中的责任意识，提高其在基层治理中的担当本领能力。

3.增强“关键少数”的政治能力。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在推进区域工作上，要从政治上考虑如何把上级的决策落到实处，从政治上思考如何把人民内部矛盾化解在基层，切实把各类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要坚持把提高政治觉悟、政治能力贯穿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始终，使党员干部在基层治理中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确保基层治理正确方向。要坚持一切工作到支部，把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个党员，不断强化党员干部尤其是关键少数在基层治理中的政治责任。

4.严格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基层党建是一项基础工作，抓基层党建工作落实不是一般工作问题，而是一项政治问题。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是抓好基层党建工作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提高党建质量的重要环节。在基层治理中，要形成党委统一领导，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各级党组织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做到党建工作与基层治理工作一起部署、落实、检查、考核、总结，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