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 · R.米汉 /文 吴 悠 / 译

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家们习惯于以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大众传媒和传播产业。这表明：以往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大规模存在的与传媒领域相关的企业、政府机关以及同业协会三者之间的客观关系，而且研究者们试图发现在这些关系中能够引起政治体制与经济结构变革的影响因素及其动力的变迁。通过这种方法，研究者们旨在揭开隐藏在大众传媒背后的经济学秘密，以便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正确认识传媒产业的作用。这些研究主要涉及的问题包括：财政控制以及传媒产业所有权问题（如 Guback, 1979； 或Wasko, 1982）；传媒产业中寡头或垄断的影响（如Danielian, 1939； 或Yorke, 1931）；国家发挥的作用（如Benda，1979； Mosco 和Herman，1981； Smythe，1957）；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和霸权的内涵（如Bennett，1982a和1982b； Gitlin，1980； Hall，1982； Skornia，1965）；文化帝国主义及其单向变迁（如Schiller，1973,1976,1977； 或Nordenstreng和Varis，1974） ；等等。很多北美和欧洲学者都涉及这些问题的研究，其中也囊括了美洲和欧洲一系列的重要议题。

在这些研究当中，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引发了一场特殊的争论。这个问题与收视率测量直接相关，即：大众传播产业究竟生产了何种商品？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而鉴于大众传媒发挥的不同作用，他们建立起了不同的分析框架。在对广播产业的研究中，关于大众传媒商品所起的作用，有两种观点显得尤为突出。第一，广播产业生产了信息；第二，广播产业生产了受众。当然，除此之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还存在第三种观点：虽然商品的生产、购买、销售完全是由收视率所决定的，但我们从未对此加以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