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爱霞 王 岩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算法推荐成为商业领域的新兴的宠儿，互联网企业尝试通过算法推荐来加强商品营销的精准性，增强商品广告与销售的有效性，新闻信息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来实现信息的精准推送，让新闻信息的推送与受众的兴趣点、关注点更加匹配和吻合。可见，算法推荐不仅改变了商业营销的模式和方法，也改变了信息生产、传播的方式和途径。那么，算法推荐作为新兴的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否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算法推荐技术的发展对意识形态建设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在新时代充分利用和把握算法技术，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从技术的意识形态视角出发，正确理解算法推荐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而辩证分析算法技术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双重影响，可以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新思路和新路径。

一、算法推荐：一种技术意识形态视角的思考

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来考察算法推荐，首先要理解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一）技术意识形态的理论考察

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较早地给予了关注和研究，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其中马尔库塞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一种最新方式，“现行的社会控制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①［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9页。。技术统治使得意识形态控制更加隐蔽化和有效化，这得益于技术与政治的结合，“技术的合理性展示出它的政治特性，这时它变成了更有效统治的得力工具”②［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17页。。技术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技术理性也成为统治合法性的辩护。在技术社会，技术本身就成为社会控制的工具，技术意识形态控制通过管理的形式，为人们营建了越来越美好的生活幻象，消解了人们的反抗，人们也越来越趋于同一化。哈贝马斯则进一步发展了其技术意识形态理论，他认为技术统治的隐性意识形态控制着社会的发展，并且渗透进了居民的意识中，这种对于科技进步逻辑的依赖成为政治统治和社会控制的重要方式。③［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63页。科技进步不断地为现存社会制度的合法化辩护，也使得社会不断朝向“非政治化”发展，进而为资产阶级实现隐蔽的统治和有效的社会控制提供帮助。在哈贝马斯看来，技术意识形态颠覆了意识形态的旧形态，它一方面显示了其“意识形态性较少”的特性，另一方面，它作为隐形意识形态，具有更加让人难以抗拒的力量。④［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69页。这是因为，技术进步一方面通过不断满足个人需求来获得群众对制度的忠诚，另一方面技术意识形态又通过非政治化的技术和目的理性来为统治合法性作辩护。总之，在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理论视域中，技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技术与政治的结合使得技术统治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新形态。

当然，也有很多学者秉持着“技术中立论”的观点，他们认为技术是价值无涉的，技术在本质上是中立的，“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对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⑤Emmanul G·Mesthene，Technology Change：Its Impact on Man and Society，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70 .p.60 .。对于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来加以分析和看待，不能片面地看待技术意识形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视域中，一方面，“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构成，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迥然不同，两者不能混淆。但这并不能说，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二者没有关系”⑥沈江平：《人工智能：一种意识形态视角》，《东南学术》2019年第2期。。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而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二者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在分析机器时指出的：“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9页。，“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83页。技术本身或许不承载价值和意识形态，但是一旦技术与资本或权力结合起来，技术就无法避免地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总之，对技术意识形态问题，要以科学的唯物辩证的方法来加以分析，辩证地看待技术的意识形态性，这对于理解算法推荐的意识形态性及其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二）算法推荐及其意识形态性

算法推荐是近年来兴起的网络技术手段，“基于每个用户内容消费的行为数据、个体属性数据与社交关系数据进行大数据计算与分析，实现精准的用户‘画像’，进而推送‘懂你’的信息”⑨张志安、汤敏：《论算法推荐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0期。。可见，算法推荐是基于大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分析，对用户在网络平台中的使用数据进行收集整合，再通过一定的算法技术进行预测，对信息进行整合、排列和呈现，再基于对用户的“数据画像”，精准地推送给用户与他们需求相符合的、可能感兴趣的信息内容，并且依据用户的反馈进行动态的更新和调整。同时，算法推荐还可以根据特定群众的共同需求和类似特征来进行群体需求的计算和预测，进而捕捉和识别相似用户的相似需求，以此为依据向这个群体用户进行信息推送和分发。具体来说，算法推荐的主要特征有：其一，通过对大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算法推荐实现了信息的精准化推送；其二，算法作为信息与用户的中介，替代了传统媒介的“把关人”角色，自己成为把关人，遵循一定的程序和逻辑，向用户推送经数据计算和处理后的信息；其三，算法推荐会根据用户的使用情况，通过大数据的收集、反馈和分析，实时动态调整和改变推送的信息。总之，算法推荐颠覆了以往的“人搜索信息”的模式，代之以“信息找人”的模式，改变了互联网时代大量信息纷杂无序、让人目不暇接的现实困境，实现了信息推送和传播的精准化，虽然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困境和挑战。

算法推荐作为一种最新的计算机技术，它也具备着意识形态属性，但其本身并不能掺杂意识形态，然而，这种技术一旦被运用，就会与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算法一旦被资本和权力裹挟，则其必然会具有意识形态性，这是因为：第一，算法推荐的技术运用中会隐藏设计者的价值倾向和意识形态意图。“算法本身虽然没有偏见和主观性，但是编写算法的一方却掌握了算法的可见性权力。”①罗昕：《算法媒体的生产逻辑与治理机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24期。算法推荐往往会隐藏着算法设计者的意图，在推荐的过程中也会有选择性地推荐或屏蔽掉某些信息，也就是说算法推荐中，是谁设计的算法、为谁服务的算法、算法计算中的价值倾向等内容都会造成算法推荐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第二，算法推荐的结果会影响人们的价值认知和思想观念。出于对数据收集和算法的信任，人们的自主判断能力会不断变弱，会依赖于数据分析和算法推荐，进而做出价值判断。因而，算法推荐的结果有着引导人们思想认知和价值选择的功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算法为王的时代，一切被纳入算法中，算法是否具有价值偏向、算法能否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大数据是否一定是完备的数据等，这些都会左右算法的结果，进而影响人的观念和行为。”②郑二利、王颖吉：《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意识形态——基于大数据对价值观和行为活动影响的思考》，《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年第1期。也就是说，算法推荐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而且会影响人们的认知、判断和决定，进而影响人们的思维方法和思想观念。第三，算法推荐容易被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所操纵，服务于特定的商业目的或政治目的。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往往渗透于信息收集、选择时的价值判断中，隐藏于信息推送和数据过滤时的价值标准中，呈现于对用户的价值引导和思想操纵中。总之，意识形态渗透于算法推荐的全过程，算法推荐进行的精准化推送并不仅仅是客观公正的数据和信息，而是裹挟着政治、经济、文化、资本等复杂权力关系的信息载体，潜藏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内容和价值导向。

二、算法推荐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双重影响

算法推荐技术的发展，给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它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手段，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一）算法推荐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新机遇

第一，算法技术为意识形态工作者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数据，为了解意识形态领域的最新动向和进行工作研判提供了数据支撑。算法推荐的前提是进行大数据收集、数据整理、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这些技术如果被运用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就可以协助意识形态工作者精准地掌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最新动态，了解群众的最新思想动向和现实需要，进而预测和研判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一方面，对于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问题和错误导向，进行及时处理和精准化施策，化解风险和潜在威胁；另一方面，对于意识形态发展中的良好倾向，主动加以引导并加大支持力度。通过精准的数据收集、把握和预判，意识形态工作可以更加有效地开展。

第二，算法推荐的主要功能就是精准化推送符合用户需求的信息和内容，避免网络信息过载导致的无用信息泛滥的情况。而对于意识形态建设而言，可以通过算法推荐来为用户精准推送符合其需求和兴趣、也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信息，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能够与群众的理论需要相契合的目标，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和接收的效率。同时，还可以根据不同群体的不同特征，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和计算，预测不同群众的理论需求和思想文化需求，向不同的群体推送符合群体需要的信息和内容。总之，算法推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形式和手段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

第三，算法推荐作为一种新兴技术手段，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方向和动力。算法推荐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送和新闻传播方式，让受众成为真正的中心，主导并决定自己接受信息的方向和内容，这也反向激励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形式和方法的创新，这种反向的压力传导机制成为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创新的外在动力。只有创作出更加丰富多样的、受到用户青睐的传播形式，如动漫形式、短视频作品、图文结合形式等，才能得到用户的点击、浏览与观看，才能成为算法推荐技术逻辑中的赢者。总之，算法推荐技术的发展为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创新的动力和方向。

（二）算法推荐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新挑战

首先，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裹挟下的算法推荐容易导致信息操纵，威胁意识形态领域安全。一方面，资本逻辑对算法推荐的操纵容易导致信息的失控传播，进而形成对人们思想的无意识操纵。资本裹挟下的算法推荐通过不断地给特定的用户推送精准化的商品和服务，大量推送符合用户心理特征的商品，使用户沉溺于消费中而不能自拔，消费已经不再是购买商品来满足自身的现实需求，而成为一种被诱导起来的内在的冲动和欲望；消费的也不再是商品，而是一种符号和意义，为了消费而消费成为一种资本操纵人的思想的模式，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也弥散于日常生活之中，这个过程，是资本逻辑操纵和控制人们心理和思想的过程。另一方面，权力逻辑对于算法推荐的介入容易导致信息的失真传播，形成对群众思想和心理的错误引导。在算法推荐中，容易遭受敌对势力的干涉，借助算法推荐掌握用户的信息，进而实施精准化传播，制造错误的新闻舆论，推送有损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信息和言论，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同时，敌对势力还会利用算法推荐技术，加强信息的碎片化传播以操纵民众情绪，“信息传播呈现便捷化、碎片化、自主性等特点，网民了解和感知的信息往往是经过 ‘他人’加工和改造过的，于是网民针对这种信息的情绪反应已经不完全是建立在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基础上”①赵丽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0期。。总之，一旦算法推荐被敌对势力所操纵，也就意味着它已经沦落为政治工具，算法推荐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也会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其次，算法推荐的精准化信息推送容易导致信息的封闭化，用户精准接收的信息会不断被窄化，最终导致生存于封闭的“信息茧房”之中。算法推荐通过收集用户的身份信息、使用信息来计算用户的兴趣、爱好和关注点，进而推送符合用户偏好的信息内容，用户只会接收到符合自身兴趣、爱好的信息，“长此以往，每个人将像蚕蛹一样将自己束缚在自我偏好的信息城堡之中，无法逾越出自己的偏爱和喜好”②龚莉红：《基于“信息茧房”理论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用户无法接收到其他的信息，就会与外界脱节，困在自我的世界里，从而导致社会的异质化不断加大，社会共识、价值共识难以达成以至于社会极化现象不断加深。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用户一开始价值倾向、思想观念就存在问题，那么无法接收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引导，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就会越来越偏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个性化、精准化的推送背后带来的是用户接收异质化信息的机会减少，视野越来越狭窄，个人原有的价值观刻板印象不断强化，价值观分化日益加深，加大了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认同的鸿沟。”③高天智：《算法推荐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青年记者》2019年第14期。拥有相似兴趣和价值观的人群会越来越集中，而拥有不同兴趣和价值观的群体之间的鸿沟和差距会越拉越大，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的频率也会伴之而提升，社会共识和社会团结则更加难以达成。

最后，纯粹量化下的算法推荐存在着内在缺陷，容易导致信息推送的失真和失控，引起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一方面，纯粹量化的大数据收集、计算和分析并不一定能保证信息的真实性，也并不一定能实现对用户的精准“画像”，这是因为人的主观感受、情绪、情感、心理等内容是无法完全通过大数据收集和分析的，靠点击、浏览、观看等渠道收集的用户数据并不能非常准确地呈现用户的真实状况。正是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得数据无法“画像”真实而全面的人，而且人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往往善于主动隐藏真实自我，而形成虚拟自我，“大众文化裹挟下的自媒体赋权具有虚假性和失控性，由此建构起来的虚拟身份与既有现实身份之间存在巨大的断裂与冲突”①赵爱霞、左路平：《自媒体赋权语境下大学生身份建构的二重化》，《当代青年研究》2019 年第2 期。。如此，算法推荐也就会导致信息失真，特别是在涉及思想、言论、新闻等方面的内容推送时就会形成错误的导向，造成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纯粹量化中的大数据计算，容易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渠道的阻塞。由于普通民众往往较多地关注日常生活，而处于思想高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则因其严肃性、稳定性、理论性等特征往往容易被用户冷落和忽视，进而被算法所屏蔽和拒之门外，久而久之，主流意识形态则会被屏蔽于民众的“信息茧房”之外，无法传递到民众的视野中，主流意识形态则会面临传播和认同危机。

三、算法推荐助力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路径

在新时代，要有效避免算法推荐技术的负面效应，并把握和运用其技术优势促进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一）主流价值观牵引是算法推荐进一步应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受、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②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求是》2019 年第6 期。可见，在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中应当以主流价值观为牵引，把算法推荐的进一步发展引向正确的方向，而主流价值观的介入应当融入算法技术的设计、数据筛选和分析、信息精准推送至用户的全过程，进而在传播符合用户需求信息的同时，引导用户价值判断、价值认同和价值选择的正确方向，助力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认同。首先要强调算法技术设计中的正确价值导向。在算法的设计中，要加强对算法设计者的监督和价值引导，避免算法推荐成为实施意识形态操纵的工具。其次要在数据收集、筛选和分析时秉持正确的价值判断，屏蔽低质量的信息，生成优质的信息和内容。算法技术在大数据收集用户信息后，在数据的筛选、分析中要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于相应的数据信息进行价值判断和合理筛选，剔除不符合正确价值导向的内容，遴选优质内容进行整合、创作、呈现，进而把符合主流价值导向的、优质的信息内容注入算法推荐的内容结构和推送序列中。最后要在算法推荐的最重要的环节，即根据用户“画像”进行信息的精准推送这一环节，加强监管和审查，使推送的内容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要求和标准，或者至少不能违背主流价值观要求。“如果算法不能自动对体现主流价值的内容推荐分发，有必要像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联播’一样，作为制度规定，通过人工干预，在头条区或主页呈现，运用消息推送全网播发。”③崔士鑫：《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传媒》2019 年第18 期。也就是说，由于大众一般关注的都是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信息，诸如八卦消息、娱乐新闻、搞笑段子、新奇事件等信息和内容，在算法推荐的技术逻辑中，则会反复推荐这些消息，而高质量、优品质的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关的内容则会被拒之门外，为此，必须采取人工干预的措施，把算法推荐的技术逻辑与人工逻辑结合起来，助力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二）以主流意识形态创新为重点，以算法推荐为手段，为用户精准推送理论成果

算法推荐技术根据用户点击、浏览、观看等数据，来进行信息的精准推送，用户的兴趣、偏好、爱好等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依据，这种判断标准要求媒介的内容生产能够充分吸引用户的关注，这样才能得到推荐，这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也提出了新要求，要在保持大的供给量的基础上，增加内容生产的鲜活度、趣味性和吸引力。

一是，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内容、话语和传播方式的创新，以适应算法推荐的技术逻辑，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以增加被推送的频率和效率。算法推荐改变了传统媒介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模式。传统媒介模式下，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享受着特殊的“优势待遇”，在政治权力的协助下总是占据大众传播的中心地位，但是算法推荐改变了这种模式，变成用户中心模式。因此，在内容为王的算法推荐中，要不断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内容和形态，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语言形式和叙事框架，照顾到人们日常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①王岩：《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推动政治、理论等话语向日常生活话语转化，使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更加贴近群众的生活常态；意识形态内容更加生活化、形象化和趣味化，使其更具吸引力；意识形态传播形式的丰富化，以图文结合、短视频、动漫等形式来呈现。只有如此，才能受到用户的关注和喜爱，不断被点击和浏览，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认同度。

二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和推送中对算法推荐技术的积极运用。算法推荐可以在大数据收集、整合和分析的基础上，把握和预测不同社会成员的不同理论需求，精准推送符合群众需求的主流意识形态讯息。“必须应用大数据技术，采取网上、网下相结合方式，建立互联网用户连接系统，及时有效地将纸质和电子理论资源输送到人民群众需求终端。”②储著源：《大数据时代人民群众理论需求：特征、类型与对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2期。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者要充分利用算法技术，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相关资讯的受众达到率与精准性，把适当的主流资讯推送给有需求的用户，如有些用户偏重于关注时政内容，则可以推送最新的时政消息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动向；有些用户更喜爱短视频形式的新闻，则可以精准推送相关短视频；有些用户偏好于关注党史、国史中的历史事件和故事，则可以推荐主流的历史解密和历史故事等。总之，充分利用算法推荐技术，精准推送主流意识形态相关的资讯和信息，可以促进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再根据用户的反馈，不断更新和优化推送内容，形成良性的供需循环。

三是，通过算法技术的改进，自动屏蔽一些宣扬错误价值观、反党反社会、低俗娱乐文化等内容的讯息。算法推荐可以精准推送符合用户需求的信息，但是一些负面的新闻和信息善于利用群众的心理来制造点击率、浏览量，进而增加算法推荐的频率，针对这种情况，必须要从算法技术的改进入手，通过技术手段主动屏蔽、剔除、筛选掉那些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消极信息，让主流讯息占据算法推荐的中心位置，甚至可以反其道而行，对于经常点击、浏览负面信息的用户，采取正面引导和激励的方法，通过正面消息的推送，来潜移默化地改变用户的使用习惯，引导用户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和价值选择。

（三）以定性方法的融入改进算法推荐技术以助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

定量计算存在着一定的狭隘性，并不一定能准确地为用户“画像”，精准推送符合用户需求的信息，因而，融入定性的分析方法是推动算法技术改进的重要方面，而这种定性的算法技术需要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和正确的价值导向。

一是，增加资金和人力的投入，推动算法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创造条件。要“重点加强对芯片技术、高速计算机技术等基础元器件的科研投入，形成具有独立知识产权、能够引领技术发展潮流的技术优势”③刘建华：《美国对华网络意识形态输出的新变化及我们的应对》，《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期。。目前，算法推荐技术较多地为商业目的服务，算法技术水平也处于较低层次，企业和商家为了营销商品，通过算法计算出用户对商品的关注和需求，而这种算法技术显然是处于低层次的。为了主流意识形态得到更好的传播，必须要对算法技术进行改进和提升，“比如，建立科学合理的算法推荐模型，按照价值观正确要求，优化算法推荐权重配比，关注内容来源规范、自媒体信用等级等质量类要素，再辅以用户浏览历史及文章阅读量、转发量、评论量等兴趣类要素”④崔士鑫：《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技术的提升可以从数据收集的优质化、数据分析的权重化、信息推送的规范化等方面来进行，进而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奠定技术基础。

二是，以定性方法的融入来改变定量算法推荐技术的不足，改变主流意识形态在算法推荐中不在场状态。要融入定性的方法来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出场和在场状态，这种定性分析不仅需要通过群体数据的收集，而且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比如辩证分析、联系和发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科学方法论的运用，不能盲目依赖数据说话，而是要在量化数据基础上加以定性分析，进而为实现对用户的精准推送提供依据。比如历史虚无主义的信息在网络上泛滥，很多网民在猎奇心理作用下都会选择点击、浏览并观看，这样大数据收集的结果则会是用户对历史虚无主义言论和信息感兴趣，进而在技术逻辑的作用下，不断推送历史虚无主义的信息。但是，如果通过定性分析，则结论并不一定相同，很多用户是基于批判的视角和反对的立场进行点击和浏览，这些信息并不一定是他们的兴趣和偏好。如此，就需要精准推送彰显主流意识形态正确立场和观点的新闻信息给用户，如官方发布、权威解读等内容。再如，前文指出的算法推荐会形成“信息茧房”等负面效应，如果融入定性分析，就会增加用户与异质性信息的相遇机会，破除信息窄化现象，防止思想观念的极化发展。

（四）从制度与主体双重维度规制算法推荐，营建算法技术下风清气正的网络传播生态

在新时代，要构建风清气正、积极健康的网络传播生态，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创造良好的条件，就必须把客观维度的制度与实施以及主体维度的用户媒介素养提升结合起来，规制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从而形成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网络传播生态。

一是，加强制度制定和实施，以规范化的制度规约算法推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从制度层面出发，通过健全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完善网络治理法律法规、加强行业规范，形成科学严密的互联网治理制度体系。”①岳爱武、张尹：《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的四重维度论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期。目前，算法推荐技术较多地应用于商业领域，算法推荐成为商品精准营销的重要手段，其他信息平台和机构也逐渐运用该技术，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目的，但是，为了规制算法技术的应用范围和限度，就必须以相应的法律制度、行业规则来规约算法技术的设计、开发和应用，进而为创造良好有序的网络传播生态奠定法治基础。因此，要对算法推荐运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制度研究，如信息隐私保护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网络信息安全问题等；同时，还要尽快制定相关的监管制度，用好“把关人”制度，监督算法推荐运用过程中各个环节的主体行为，通过人工监督、技术监督、舆论监督等多重形式，对算法推荐中的技术开发、数据筛选、信息推送等环节进行监管，守护意识形态安全底线。

二是，从主体维度出发，把提升网民用户的媒介素养和算法技术人员的媒介伦理意识结合起来，共建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一方面，要提升网民用户的媒介素养，充分认识到算法技术在信息推送中的运用，并且辩证分析其技术优势和缺陷所在，在享受其为日常生活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主动避开其技术弊端和信息窄化传播的陷阱，多关注主流新闻和官方权威发布，少点击小道消息和舆论谣传；另一方面，要通过教育来提升算法推荐技术工作人员的媒介伦理素养，在算法技术开发和设计中要遵循伦理底线，为守护网络领域的意识形态安全谨守职责和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