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若浩，王涛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纪念日的设立和发展往往与人们特有的信仰、精神、情感相联系，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社会成员的生活和文化走向。纪念日活动能够使参与其中的人在感到身心满足的同时获得某种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也是纪念日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设立革命纪念日，可以将革命文化融入人的生活世界，使社会成员在纪念的氛围中受到教育，进而强化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本文试探讨革命纪念日对政治认同的建构。

一、革命纪念日建构政治认同的历史出场

革命纪念日是中国革命文化的一部分，在政治认同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革命纪念日，顾名思义是与革命有关的纪念日。辛亥革命后，“革命”作为一种政治活动不断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引起了人们生活的巨大变革，为了纪念这种因“革命”带来的变化或影响，人们设立了“革命纪念日”。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就非常注重革命纪念日的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红色文化传承与发扬的重要载体，从而凝聚人心，建构政治认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凝聚苏区人民同中国共产党的同心同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设立了“八一”纪念日。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对什么是“八一”纪念日及其相关内容进行了解释和介绍，对“八一”纪念的标语和口号的内容作了特殊规定。此外，还发起“五一日”“三八日”“十月革命纪念运动”等纪念运动，为革命纪念日的设立奠立了基础。到了延安时期，纪念活动更丰富，革命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一度高涨：1938年6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要求集中宣传党的性质、宗旨、历史，使“七一”纪念成为常态；1941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纪念今年双十节的决定》；1942年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的决定；1945年党的七大后，日益重视对革命烈士的纪念等。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纪念的重视，为以后革命纪念日的创造性转化积累了广泛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每逢国庆，中共中央发布国庆节纪念办法，对宣传口号、内容、要点都作出具体指示和安排，开创了宏大规模的革命纪念日庆典先例，这对统一党和人民的意志、凝聚人心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革命纪念日或纪念活动逐渐以节日的形式稳定下来，成为人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强调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挥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在充分利用各种机会、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传承与发扬革命文化，借用文化育人的功能强化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作为建构政治认同、坚定文化自信的“活文化”资源，革命纪念日已经成为传承革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举办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及阅兵仪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等，提高了人们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发挥了革命纪念日在文化传承和政治认同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总之，革命纪念日与执政党建立、成长、壮大的重要结点密切相关，是一个族群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见证。研究革命纪念日的学者奥祖夫认为，革命者寄希望于节日发明一些交流手段，传递给所有国人一些感受和一些统一、共同的情感[2]。通过纪念革命活动而形成的公共性庆典或追思会，把经过统治者选择和改造的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注入特定的环境载体中，从而使人们处于“非常”状态，这种状态很容易促进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发生流动，使被统治阶级达成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一致认同。并且这种纪念的方式一旦固定下来，就会慢慢积淀成为文化传统，进而得到传承与发扬。

二、革命纪念日建构政治认同的基本要素

皮柏在《节庆、休闲与文化》中指出节庆的意义除肯定意义外，还在于它涉及一种普遍存在的集体认同，将“‘肯定世界’作为节日之所以为节日的根本意义”[3]。在社会意义上，过节就是个体回到一定的整体中参加一些特定的活动，以表达某种共同的情感和信念，并在这个过程中让所有个人再次感受和确认自己所属的共同体。同时在“‘节日热’的背后有超越不同党派和尊重歧见的普遍动力和共同目标，即培育具有新道德价值观的公民”[4]。因此，革命纪念日不仅可以传递共同情感、构建民族团结所需要的舞台，还可以肯定共同情感建构所属的文化基础。

（一）革命纪念日的政治性

革命纪念日的设立与革命事件、执政党密切相关，如国庆节是一个典型的革命纪念日，它的产生通常与政治独立、宪法的签署、元首诞辰或其他有重大纪念意义的纪念相联系，是用来纪念这个政治活动本身。再则，与重大革命活动或革命事件有直接关系的节日如五四青年节，也带有强烈的政治属性，是在特定的革命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个人与政治同呼吸共患难的记忆见证，是通过特定纪念而催生出的民族“再生”情感表达方式。为了能够保存和延续这种革命危机感和革命理念，人们通过不断地缅怀、纪念延续这种革命情怀，由此催生出革命纪念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革命带来或造就了革命纪念日，并通过革命纪念日来延续和传播革命理念、思想与文化。根据革命纪念日产生的纪念、庆祝、缅怀等活动正在逐渐形成一种政治仪式和文化传承，衍生出的革命文化依靠活动再融入民族文化，使革命文化在活动中不断更新与传承。总之，革命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属于政治文化中的一部分，革命纪念日的设立是延续政党的革命理念与政治传统所需要的，通过唤醒这种文化记忆，促进政治认同深入社会成员的意识与心理。

（二）革命纪念日的公共性

节日追求的不仅是一种肯定世界，更是一种分享世界，以分享特性锻造革命纪念日的公共性属性。首先，革命纪念日的公共性要求“节日以公共的时间和空间为基础。它所追求和创造的，是集体的文化认同、公共价值观念与和谐的社会环境”[5]，其必须是“开放的空间才能成为联盟活动即民族团结的戏剧所需要的舞台”[6]，这种对开放空间的需要是革命纪念日所必然要求的，只有个人的时间和空间被公共化，革命纪念日才能为建构政治认同提供一种“再生”的最佳环境。如果仅有一个人参与活动，是不可能称之为革命纪念日的，有的革命纪念日必须是整个国家的公民参与，如民众对国庆节的庆祝就已经超越了个人、团体甚至种族的边界，因而必须是两个人或一群人参与。其次，革命纪念日的公共性要求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否则革命纪念日的延续就不会成为可能。在革命文化的价值认同上要求有共同记忆的统一空间，即能够在统一的非常态条件下体验和理解共同记忆与文化价值，使得共同的记忆与价值体验可以支撑纪念日克服虚幻感，创造存在感，成为集体认同形成的基础。最后，革命纪念日的公共性还必须体现在环境的和谐上，即必须有一个适合开展革命纪念日活动的氛围，倘若缺少共同的氛围体验，公共性价值认同就会大打折扣，使之成为个性价值张扬的舞台，而革命的价值认同又要求具有公共性，而非私人性，否则无法构成革命价值。因此，公共性必须成为革命纪念日建构认同的基本元素。

（三）革命纪念日的再造性

革命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推翻旧世界”，另一方面在于“创建”新世界，革命纪念日也同样具备再造性。革命纪念日的发起者或组织者设立革命纪念日的目的，不仅仅是缅怀过去，也是在过去的世界中“再造”新世界。洪庆明在对法国大革命中创造的“法兰西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节”的研究中揭露革命纪念日的空间建构具有这样的寓意：“共和国和新宪法是历史进程选择的结果；新确立的世界自由、平等、友爱，是一个已登临善美境界的世界”[7]。即革命纪念日既是告别旧的历史，又是庆祝新的历史进程，它作为一种内在的意识形态工具神圣地赋予了新政权以合法性。设立革命纪念日的另一个目的是通过革命纪念日的一系列活动给民众渗透新的道德价值观念，“信念必须不断用现实印象的力量来加油；人们相信，通过把关于重大革命行动的记忆与定期的宏大场面联系起来，这些事件就不至于逐渐变得不可置信”[8]。因此，政治认同的建构不仅需要集体共同记忆来进行见证和延续，还必须要求有现实的力量和新的源泉汇入，才能加固社会成员对新的道德价值观念的认同。由此可见，革命纪念日也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以满足不同时代的革命理想诉求，符合意识形态发展的时代逻辑。

（四）革命纪念日的群众性

人民登台亮相是一个纪念日出现的首要条件，是纪念日的第一形象。革命纪念日不仅具有普遍性，同时还具备特殊性。革命纪念日首先反映的是政治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影响，具有特定的政党意识形态，这种特定的文化建构必然是从上层开始，然后传递至下层，一旦在人民群众中传播，人民群众就会不自觉地默认或认可特定的政党意识形态。因此革命纪念日的设置与推行具有强化民众政治信仰的功能，能够建构维系社会政治权力秩序的合法性基础，从而为建构政治认同提供群众基础。此外，“在历史记忆里，个人并不是直接去回忆事件；只有通过阅读或听人讲述，或者在纪念活动和节日的场合中，人们聚在一块儿，共同回忆长期分离的群体成员的事迹和成就时，这种记忆才能被间接地激发出来”[9]。可见，群体的集体回忆在革命纪念日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如果革命纪念日一旦失去集体记忆，那么便没有任何节庆意义。只有紧密联系群众，革命纪念才能发挥其政治意义。

（五）革命纪念日的记忆性

纪念日“不仅是文化的一种象征符号，又是历史的抽象化的现实影像 （或曰折射） ”[10]，集中反映在人们的文化记忆中，“一方面通过日历上的节日庆典来纪念这些事件，而另一方面也被这些事件强化”[11]。革命纪念日是唤起集体记忆的重要日子，其记忆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价值观念的形成，并且能够将这种情感和价值扩大化，推进统一的政治信念传承。集中反映人们的文化记忆既需要依靠一定的节庆活动来建构革命时期的历史，又必须依靠一定的节庆活动来唤醒个体的政治角色，这种活动形式既是对既有文明价值理念的认定与维护，同时又是延续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的一个要件。并且被赋予革命记忆的革命纪念日在一个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环境中，使特定时空的历史记忆以“影像”“记忆”“幕布”等形式浮现，这种被赋予集体记忆性的革命纪念活动能够通过考察个体的政治态度、民族情感与信仰，帮助个体唤醒政治理想与信仰，建构具有集体同质化的政治价值取向，从而为公共的政治价值认同打下坚实的情感基础。

三、革命纪念日建构政治认同的转换逻辑

众所周知，实现政治认同的条件除人的民族属性以外，还有一个社会历史维度，一般指人的社会文化属性。其通过发挥社会的文化功能，以文化共享促进文化共生，最终实现人对社会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是实现政治认同的核心和基础，因此政治认同不仅仅包含政治成分，还包含大量的文化成分，其中必要的文化符号体系就是建构政治认同的有力助推器。革命纪念日作为此种文化符号体系的典型代表承担着建构政治认同的职能。

（一）记忆资源为政治认同提供交流时空

扬·阿斯曼认为人有借助肉身的记忆和超出肉身的记忆，而超出肉身的记忆来自与个体生命存在相关联的被时空融合的记忆，这种记忆的产生可以基于事物本身的参与，也可以是来自环境的渲染，并通过文化记忆的形式保存下来。也就是说，革命的“文化记忆可以在离开承载它的主体的情况下依然存续”[12]，但必须借助象征符号。所有的纪念日都依靠时空的记忆性在人们生活中延续和生存，革命纪念日也在寻找“一个无遮无挡又可辨识的空间，使它唤起情感能够有规律地散播开来，因此它选择地点时所看重的是抽象的适用性，而不是历史厚重性或审美独特性”[13]。即革命纪念日是建立在特定的时空对历史记忆的抽象重塑，也就是对历史记忆的回忆和找回，以从中获取“认同意义”。而革命记忆的“意义阈值”通常面临着不断被强化又不断被阻断的障碍，一旦将特定时空以纪念日的形式固定下来，就为延续记忆和加强记忆提供了路径与机会。只有“按时定期地强化和确认集体情感和意识，才能使社会获得统一性和人格性”[14]。故而以革命发生的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建筑而成的革命纪念日，为政治认同提供确认仪式和交流记忆的时空资源。

（二）节庆活动为政治认同凝聚力量

节庆活动是纪念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盛大的庆典不仅可以吸引人们的注意，还可以触发群众的文化基因，唤醒意识深处的文化记忆。群众通过“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15]。可见作为一种文化表演，节庆活动为凝聚共同意识提供了一种范式，围绕一个有特定根源的文化传统或集体记忆，为纪念日功能和纪念日精神进行程序化表述，进而营造一种公共性的纪念日氛围。如今，革命纪念日的设立不仅在于弘扬和传播革命文化，还在于统治者期望这种政治文化能够被大众喜闻乐见的生活形式所体现，所以通过“组织集体性活动，借助团体力量，发达民众参与其中，使民众在生活中感受革命的力量，激发情感上的共鸣”[16]，使革命文化能够潜移默化地被大众所接受，进而以纪念日庆典等活动形式帮助人们不断地更新其自身的和同一体的情感。总之，通过适宜的主题、多样的活动形式来传达革命文化与革命精神，能够不断强化革命记忆，引起人们对相关革命历史、革命事件的情感共鸣，发挥强化政治认同的作用。

（三）纪念日主题为政治认同共享精神话语

主题通常以价值观念或某种精神标志来体现，以符号形式进行呈现和传递，一是通过口头式的语言符号，二是通过文本式的文字符号。革命纪念日的主题一般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成为强化政治认同的一种话语力量，其通常以历史的记忆化进行书写，以工具性或价值性的符号叙事来指称某种革命精神或价值。历史上革命话语通常以政治话语指代，即以政治作为话语主体，话语的建构通常以政治权力为中心，以国家形象、国家主权、国家独立等为内容，因此革命纪念日的主题设置议程也直接是由政治话语决定的，通常将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英雄主义等话语作为革命纪念日的议程设置。并且“革命”作为整个革命文化的话语主题，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能够提高话语的焦点性和集合性，有利于强化革命纪念日的话语传播效应。总之，根据时代需要又合乎革命纪念日主题所精心构建的话语体系，能够有效地增强政治话语的力量，提升革命纪念日强化政治认同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四）仪式设置为政治认同建构身份归宿

革命仪式作为一种表达革命情感和团结的方式具有延续革命文化的功能，通过借助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体系表达价值和情感。革命胜利后革命仪式逐渐演进为一种政治仪式，借以表达和强化公众的政治信仰和情感，从而建构能够维系社会政治权力秩序的合法性基础。而政治仪式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身份定位，通过“创造一个共享的过去，再次确证拥有集体身份的社会成员，在时间和空间中向他们提供一种整体意识和历史意识”[17]。同时政治仪式具有教育引导作用，“仪式礼仪运用语言、行为等象征符号成为爱国主义物化的载体”[18]，引导和培养人们对政治的热爱和认同，并转化为自身的行为习惯。可见政治仪式不仅具有延续文化的功能，还有唤醒人的主体情感、主体观念、主体认同的作用，能够激发社会成员的情感来获得政治认同和支撑，从而增强他们对共同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四、革命纪念日建构政治认同的时代境遇

革命纪念日的设立为建构政治认同提供了一种可能。革命纪念日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把关于重大革命行动的记忆与定期的宏大场面联系起来，培育社会成员的公共精神，对于形成集体的文化认同与公共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即奥祖夫所说的“借助于与旧制度的节庆截然不同的革命节庆，强化一种情感即国人是由一块单一的、相同的材料制成的”[19]。革命纪念日在本质上是对革命文化的追思和记忆，其根本目的是促进人们对所属文化价值的认可，继而转化为对政治合法化认同，即政治认同。同时，革命纪念日不仅是一种纪念事件，而且是一种对爱国精神的认可，通过爱国精神的发扬与传承能够筑起人们的政治认可。

今天，革命纪念这种文化景观的开发仍面临许多挑战，尤其是当革命纪念日与市场经济“遭遇”时，革命纪念日所弘扬和传播的纯粹高尚的革命精神往往被商业理念浓厚的市场经济所冲击，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一些革命文化符号被商业化开发，以获取商业利益，这导致革命纪念日有被过度消费化之嫌。例如，一些不法商家将革命文化进行重新编码，成为适合市场交易规则的商品，通常有以下表现形式：一是把革命纪念日庸俗化，利用革命纪念日大话革命文化，改变革命文化原有的意义，使革命的英雄主义少了、消费主义多了；二是利用革命纪念日助长一些人的虚妄之气，造成严重的文化自大现象；三是局部虚无革命纪念日，质疑革命纪念日的来历、价值和精神；四是歪曲革命人物历史功绩，宣扬严重背离客观现实的历史虚无主义。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符合革命文化理念的革命纪念价值体系，用正确的革命纪念价值体系引导人们正确认识革命纪念日，坚决抵制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为弘扬革命文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一种路径保障。

文化自信是最深厚、最基础的自信[20]。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革命文化的传承和建设，强调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21]。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和精神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来源之一。历史证明，革命文化不仅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而且成为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精神支撑，具备强大的生命力和认同力，是政治和民族的进步之魂，它与当代人们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观有许多重合之处。革命文化体现出的大众性与时代性在当下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表现在弘扬爱国主义和实现政治认同上，这也是当下为什么注重弘扬革命文化的主要原因。

对于革命文化，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还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在革命文化创造性转化中要坚持“不忘本来、吸取外来、面向未来”的基本原则，为人民群众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从而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精神指引，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针对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应加强人们的历史教育，以正确的历史观抵制这些错误思潮；对任何丑化、戏谑、抹黑革命领袖、革命英雄、革命事件的言行进行批评和教育，依照法律的规定严惩；坚决反对和制止歪曲、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必须采取行动和措施加强对革命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避免其被过度消费和错误消费，保证革命文化能够代代相传，永不变色。因此，新时代以革命纪念日建构政治认同应该充分认识革命纪念日及其纪念活动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发挥资政育人功能，引导广大群众牢记革命历史、坚定文化自信，激发他们的奋斗意志，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充分挖掘重大纪念日、重大历史事件中蕴含的精神文化资源，通过各种特色革命纪念日活动，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人们的爱国之情和集体主义精神。

基于革命纪念日开展群众性、公共性、共享性的文化活动，同时结合时代发展要求与理念设置革命纪念主题，既带有强烈的现实取向，又赋予革命文化新的纪念内涵和精神坐标。这种对集体与历史记忆的新建构，既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又通过塑造和展现新的政党形象和国家形象，民众从中了解、接受、认同国家意识形态，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从而在革命文化的引领下其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满足，进一步坚定了文化自信。因此，革命纪念日的弘扬越充分，人民对整个政治和政党的认可就越充分，就越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精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