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凯宜 于 水

(1.南京大学 哲学系，南京 210023；2.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0095)

提要： 对新时代公共危机治理而言，引入日常生活的基本概念，其含义在于将动态化的社会场景纳入思考范围。以此为基础，公共危机治理将在战略上实现总体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并明确问题意识与实践方向。当前阶段，公共危机治理在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问题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技术变革的渗透性与社会场景在复杂演化中的失控趋向并存；二是危机情形的瞬息万变与回应方式受制于科层规范的现状并存；三是多元主体的差异立场与风险效应的同质性并存。基于此，应完成三个层面的转向：从盲目依赖既有技术平台到共享人工智能变革中的技术信息；从局限于层级思维到以问题为导向的认知演化；从分化的观念立场转为协同合作的治理机制。新时代公共危机治理的成熟格局，将在对日常生活逻辑的全面把握中得以构筑。

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加速变革与改革发展深入进行的社会场景中，以日常生活为视野，进而探讨新时代公共危机治理的主题，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依据党的十九大和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公共危机治理属于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层面，日常生活代表的社会现实场景应是公共危机治理的基础所在。无论是以风险作为潜在问题、以突发事件为现实形式的公共危机，还是应对突发事件和防控潜在风险的治理活动，均是内化于社会发展的现实场景中的现象，日常生活的概念内涵便是对现实社会场景的诠释。将日常生活与公共危机治理相契合，意味着要将社会现实场景作为思考公共危机治理的基本维度。这一思考路径应包含两个基本层面，一是基本问题，二是实践转向。基本问题指涉公共危机治理在日常生活中的问题特质，实践转向则意味着公共危机治理基于对当下问题的认知、突破既有模式的创新，从而寻找到契合现实场景的实践方位。基于日常生活的视野，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将不再局限于简单的“表达—回应”模型，而是以动态、复杂、开放的现实社会场景为导向，寻找契合社会场景演化的、协同合作的治理实践方向。

一、公共危机治理的日常逻辑

在日常生活的视野下，对公共危机治理的思考应一方面基于充满复杂性、不确定性的场景演化展开，另一方面需将党和政府应对危机的总体性战略方针、政策机制纳入动态、开放的实践进程进行阐释。在对公共危机治理主题的探讨中，日常生活的融入实质上是对宏观政策与微观案例研究两种思维的辩证统合，即通过对不断变化中的多元现实场景的充分把握，为公共危机治理的主题奠定逻辑基石。基于日常生活的视野，公共危机治理应从现实社会场景的角度充分理解党和国家针对突发事件与风险的战略部署，在解读日常生活所代表的多元复杂场景样态的基础上，明确日常生活对公共危机治理的内在意义。唯有将日常生活融入其中，公共危机治理的当下现实与未来方向才能呈现出清晰的图景。

(一)日常生活的基础定位

探讨公共危机治理的内在逻辑，首先需明确日常生活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基础性定位。日常生活的基础性来自社会场景本身的现实性，日常生活的现实存在与动态演化过程，塑造了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基本问题，也是进行现实观察的入口、自我反思的前提和治理行动的载体。对公共危机治理的相关研究而言，日常生活的意义在于提供了总体化的现实图景，使研究不再局限于相对抽象化的“表达—回应”，而是关注社会场景的实存。在既往研究中，日常生活是一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对象，因为日常生活是具体演化、充满开放性与不确定性的范畴，不能简单地套用任何结构模型去阐释。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意味着研究视角的转换，从现实场景中寻找公共危机治理的问题意识。

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公共危机治理需关注从风险到突发事件的动态化过程。公共危机治理的内涵体现为围绕社会成员对突发事件的担忧和化解问题、防控风险的行动展开的治理活动。由于网络平台设置上的普遍化与技术上的复杂性，加之社会在转型变革阶段所具有的多元化、异质化张力，突发事件的产生具有明显的模糊性，始发环节常难以进行明确化的界定，可谓“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比重的精力需用来处理变化之事、应付不确定因素”[1]。突发事件产生于日常生活中，其发生的原因或是来自现实场景中社会成员行动的张力，或是来自社会成员对资源索取中的偏差性行为，又或是来自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网络平台中的信息扭曲。由于技术变革与社会转型的交融，当突发事件产生之后，事件本身会以日常生活为载体转化为社会场景中一系列更为复杂未知的后果，造成叠加化的影响，其往往会体现为网络平台效应与现实活动效应的互相交织。

突发事件的背后则是潜在性的、不易直接察觉的风险。如果说突发事件是公共危机的表现形式，那么风险便是孕育于日常生活中的负面因素，体现出日常生活在演化中多元、未知的特点。对公共危机的认知范围，不能局限于单一的某一次事件或是事件对社会场景造成的短期性影响，而是要全面思考日常生活在未知风险的影响下所表现出的复杂不确定的演化方向。相比突发事件的“显性”特点，对风险的思考更包含着对“隐性”因素的关注。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最令人担忧的不是已知事件的已知后果，而是日常生活中潜在的负面因素，如对资源的加速过度开采、对既有技术预测的盲目信赖与盲目享乐等现象在未来可能诱发的问题。此外，当某一领域的突发事件产生之后，很有可能将其他领域的潜在问题加以激发，造成更为不确定的影响。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实质上包含着对风险的长远预测与有效防控的逻辑。

(二)日常生活对公共危机的两重意义

当公共危机发生之时，日常生活成为首当其冲的冲击对象，也是治理实践所需把握的基本载体。无论是风险的孕育、问题的冲击还是危机中的“反转”机遇，日常生活均是思考的入口。日常生活这一基础性的因素，之所以无法从对公共危机的思考中加以剥离，主要是因为危机的产生与演化、危机的受众、应对危机的途径均来自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社会成员偏差性的行为酝酿了风险、导致了突发事件，社会成员自身则需亲历危机，成为日常生活中突发事件的接受者和未知风险的承担者。在治理的实践中，诱发未知风险的技术平台需得到妥善规制，成为防控风险的载体，此载体本身亦内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技术变革现象。行为偏差导致的风险承担、信息扭曲与技术规范的并存，使日常生活与公共危机的关系具有辩证化的特点，这注定了日常生活对公共危机具有两重意义。

其一，日常生活是问题发生与风险叠加的对象。作为社会成员活动的基础，日常生活承载了社会成员的一系列行为偏差所带来的全部后果。在日常生活中，社会成员在应对公共危机的情境下主要会有三种反应：一是必须直接承受突发事件带来的经济文化、健康卫生等日常生活各领域的损失；二是采取落实于日常生活的防御性措施；三是对危机的性质、影响和日常生活的演化前景展开讨论、质疑并寻求政策、专家的权威信息。无论是哪一领域的突发事件所导致的公共危机，日常生活都会表现出与常态情境相互割裂的特点。伴随突发事件在21世纪的频发性与普遍化，日常生活会形成因公共危机治理而诞生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常态情境，即与公共危机长期共存。这种情境的决定因素实质上是风险的长期存在和风险分布的复杂未知性，使不断扩张自身活动范围、加大对各类资源索取整合的社会成员无法回避“接受风险”这一选择。

其二，日常生活是实践张力与路径求索的载体。在对公共危机影响的思考中，关注的重点主要是日常生活在突发事件和潜在风险影响下的不断变化，这不仅局限于事态的失控，还体现为事态反转的可能。为了促成事态的反转，全社会都会将目光投入于危机影响下的日常生活。公共危机的特点、可能的演化方向和涉及的各个层面，乃是治理活动在逻辑起点处需考虑的对象。在对问题的化解中，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实践张力，消解危机的紧急方案、面向日常生活的紧急动员与政策执行，以及相应的政策调整，均需面对与原有治理规范之间的张力；二是路径求索，或者说是探索应对问题的治理路径。对于治理路径而言，日常生活的意义在于可以考验其是否具有真实效用。危机情境是否能够反转、是否能在未来的演化中有效防控风险，是对治理路径是否具有效用的度量标准。

(三)公共危机治理的战略导向

日常生活所具有的现实感，并不意味着微观化、碎片化的治理思维。相反，应从日常生活所代表的现实场景这一基础向度中，探讨公共危机治理背后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依据党的十九大与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公共危机治理的主题与创新社会治理的内涵直接相关，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范畴中的重要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全面解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围绕社会治理曾指出“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2]31。由此可见，对创新社会治理而言，公共危机治理的主题不可或缺，因为对突发事件的化解和对未知风险的防控是考验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因素。在应对突发事件的治理活动中，日常生活是公共危机治理路径的最终落实载体。对日常生活视野的引入，表明对公共危机治理，乃至创新社会治理的探讨将与深刻演化的社会现实场景相互契合。

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起点处，换言之从突发事件发生到治理路径确立的过程，日常生活的重要地位体现在治理诉求与战略对象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均与日常生活背后的现实场景动态相互交融。公共危机治理的诉求应解读为问题发生之后社会成员针对问题所产生的反馈性行动，这根源于作为风险受众、突发事件亲历者的社会成员的语言表达，此表达形成了面向政府的公众议程。公共危机的战略对象是治理路径确立之后所要解决的问题与路径贯彻的特定情境，可以理解为党和政府在接受治理诉求之后所确立的“政策议程”，并将此议程转化为具体政策的相应策略，即由党和政府“牵头组织”的、多部门联动的治理活动[3]。“政策议程”源自“公共议程”，其体现为党和政府对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成员诉求的权威性回应，旨在以相应的战略方针与政策调控的形式，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突发性事件，并防控风险对日常生活的进一步侵扰。

治理路径确立之后，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过程是总体性的部署与现实化的要素相统一的范畴，以日常生活作为其最终落实的对象。公共危机的实践主体与依托媒介，植根于日常生活的现实场景。就实践主体而言，公共危机治理不仅需依托地方政府，还包含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与社会成员的多元参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2]31，除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外，多元参与的必要性还来自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的遭遇，因为社会成员本身正是突发事件与风险的承受主体。就依托媒介而言，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深刻变革，公共危机治理在实践中逐渐体现为对日益革新的技术平台的依赖，这些依托对象均属于内化于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因素。亲历风险的民众与融入于社会场景的技术平台，塑造了公共危机治理战略的日常向度。

二、公共危机治理的日常问题特质

关注日常生活的持续动态变迁，既是社会治理创新中重心下移的要求，也是解读风险逻辑、求索治理之道的认知路径。以日常生活为基本视野，公共危机治理的基本问题，应体现为日常生活中的突发事件和突发事件背后内生于日常生活的潜在风险。在改革发展深入进行的阶段，唯有把握日常生活中的问题特质，公共危机治理的内在逻辑方能呈现出清晰的图景。一方面，此特质包含社会场景演化的基本问题。当前阶段，技术的加速演化与转型变革的并存，使日常生活在发生变迁的过程中逐渐成为风险的孕育之场。另一方面，此特质还涉及突发问题扩散所造成的后果，静态化的层级规范往往难以平衡危机的动态演化过程。此外，面对风险长期存在的情境，共同的风险受众将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常态情形，与之并存的则是不同行动主体的差异化立场。

(一)技术变革的渗透化与社会场景的复杂性

对日常生活背后的社会场景而言，其现实要素并非只局限于传统的现实行动，还包括虚拟平台的现实影响。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深刻化的技术变革，对日常生活产生了多层次的广泛效应。在技术变革的渗透中，全社会对现实这一概念的认知已悄然发生深刻改变，现实的含义已从排除虚拟化的传统场景，转化为涵盖技术现实影响的多维度情境。换言之，当下的日常生活中不存在所谓虚拟与现实绝对割裂的状态，现实场景的内涵，应包括加速变革的技术载体所造成的真实效应。在改革发展中，社会成员活动的“时空结构”伴随着技术的加速演化发生了重要改变，狭隘的地域化的时空观逐渐褪色[4]。技术的效应早已从网络平台上的简单性语言交流，转化为社会场景的总体性变迁。固有的社会场景与其说催生了技术的变化，不如说是被技术重构的对象，这一重构过程与21世纪的改革发展实践相伴相生。

伴随技术对日常生活的日渐渗透，一种相对失控的趋向逐渐显现出来，那便是社会场景的复杂逻辑超出了既有技术成果的预测范围。此趋向可以解释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偏差，社会成员依托技术载体的行为，往往体现为对各类资源的获取、整合性活动，然而此类活动往往是以既有的技术成果作为逻辑支撑的。譬如技术平台对于可能的各类情景的预测、对社会成员活动效率性、安全性的保障等现象均是技术变革带给日常生活的效应，从中可见，技术载体是社会成员展开各类活动的前提，但现有成果的有限性与社会场景的复杂动态是并存的两个层面。当社会成员的活动试图触及更为多元、复杂的领域之时，技术成果必须随着活动的延伸完成自身的调整，这样才能有效保障活动的稳定性进行。问题在于，当前阶段社会成员活动的扩张，在诸多情境下会超出既有技术成果的调整适应范围，造成的后果便是潜在的风险与突发性事件。

从技术变革造成复杂效应的角度看，公共危机所暴露出的问题，实质上在于社会成员对于既有技术成果的盲目依赖，这主要体现为技术成果享用的普遍化与技术信息掌握的碎片化并存。一方面，社会成员是技术变革与技术成果普及的受益者，无论是生产分工、交往活动，还是生活享受，技术成果早已成为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依靠的对象。另一方面，社会成员对于技术信息的掌握难以与技术成果的享用现状相适应。不同专业领域之间、专家与普通社会成员之间和持有不同偏好的社会成员之间，对于技术信息的掌握各有不同，这种碎片化的状况可以用片面化、两极化和孤岛化来概述。无论是对现有技术局限性的忽视，还是对网络平台中的信息扭曲束手无策，技术变革的复杂效应早已呈现在日常生活的各类突发事件中，技术成果与突发事件的失衡则是事件背后的逻辑。

(二)危机演化的动态性与回应方式的层级性

当前阶段，技术的渗透性与场景的复杂性，造成了瞬息万变的危机情形。这可以理解为危机在日常生活中的动态性，主要体现为突发事件在演化过程中难以绝对掌握的特点。当突发事件作用于日常生活之时，网络平台中的信息传递与社会场景中的现实行动会互相糅合。网络信息与现实情境互相交融，塑造了社会成员的意见与相应的行动，然而在碎片化的信息分布中，社会成员的意见与行动往往难以达到对事件真实逻辑的掌握。在信息的扭曲的情况下，偏差化的意见传递与非理性的行动往往会加剧危机情形的复杂性与未知性。譬如在历次突发事件中，部分社会成员或是受到了不实信息的误导，又或是受其他社会成员偏差化行为的影响从而导致了非理性的从众心理，从而产生了盲目“抢购”等非理性行为，这些行为会使得突发事件的情形进一步发生演化，其内在特点与影响范围将受到事件之外其他因素的影响，超出原先的特质。

与瞬息万变的危机情形相对应的，是科层组织模式主导下层级性、静态化的回应方式。科层组织模式在当代社会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各领域，其特点不仅体现为各级组织机构在政策方针执行上的层层下达，还体现为在反馈与公共危机有关的信息资源上的层层汇报。与既有技术对未知风险的预测失灵一样，危机情形瞬息万变的逻辑并非相对静态化的科层规范所能掌握。层层传递、层层汇报的科层组织形式适用于常态化情境中的已知问题，对突然产生且迅速演化的未知危机来说，科层组织形式往往在及时性、效率性上显得“缓慢、静态、滞后”[5]。此外，在层级思维的主导下，科层组织掌握危机动态的逻辑支撑往往在于既有的技术成果，其自我更新的速度相对迟缓，当突发事件降临于日常生活之际，恪守既有技术成果的科层组织，非但难以及时捕捉事件动向，反而可能会出现与解决问题的逻辑相违背的倾向。

在公共危机降临于日常生活的情境下，科层组织需面对的问题在于权威性统合与静态化处置之间的张力。一方面，科层组织的背后是从各级政府到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政策过程。科层组织已成为政府与日常生活中社会成员在政策互动中的纽带，从“公众议程”到“政策议程”，再到政策执行与反馈，科层组织将日常生活中的表达诉求以权威化的方式加以整合，再进行政策的“输出”，构成了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循环系统”。另一方面，科层组织的权威性也注定了自身固有的静态化特质，即依托层级性的思维方式处理日常生活中纷繁复杂的各类事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科层思维的唯一性。面对突发事件在日常生活中的复杂效应与未知的演化方向，所需要的应是及时性、动态性的信息调整与资源动员机制。如何在保障资源分配权威性的同时，构筑起灵活化的问题处理机制，是科层组织模式在自我调整中所需完成的任务。

(三)观念立场的差异化与风险效应的同质性

作为突发事件的亲历者，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的活动样态将深刻影响针对公共危机的治理成效，然而差异性的观念立场与突发事件的复杂演化有着内在的联系。面对与常态情境割裂的突发状态，社会成员往往被迫承受公共危机所带来的损失，与此同时对事件动态、专家意见和责任部门进行相应的询问，在信息沟通中常常会表现出对已有损失的不满和对未来隐患的担忧。观念立场的差异性则会导致不同社会群体在信息沟通的过程中发生激烈争论，或是对问题的演化方向各执一词，或是各自表达自身对责任部门的观点立场，传播分享自身认为正确的信息。在技术深刻变革与社会转型的相互交融中，行动主体在观念立场上的多元化、差异性是不可避免的趋向，但如果缺乏共识性基础，那么社会成员的差异性立场可能会在一定环节中酝酿负面情绪造成信息扭曲，加剧事态的不可控。

与差异性的行动主体相对应的是风险效应的同质性本质。对于日常生活而言，公共危机的冲击性不仅体现为普遍、广泛化的问题扩散，还在于隐性的风险潜伏和长远性的事件影响。就短期化、阶段性的事件而言，不同社会成员群体由于经济文化、所在区域等多元因素的差异，对危机的承受与反应不尽相同，然而就潜在性和长远性而言，不同群体终究归于同一化，即立足于公共危机长期存在的情境，共同经历突发事件带来的后果，共同面对可能的风险。突发事件所造成的损失作用于日常生活，解决问题、防控风险的治理活动则以日常生活为基础，日常生活中的任何社会成员均无法置身事外。无论是就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还是就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与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而言，“二元对立”的逻辑在公共危机治理中逐渐丧失了存在的意义。有效开展公共危机治理，需在分化的场景中认识到危机所带来的共同后果，从而塑造共识性的立场。

对差异化观念立场的平衡和对风险效应同质性的清晰认知，会直接影响公共危机治理的成效。换言之，公共危机治理亟须统合社会成员的价值立场，因为差异化的价值立场往往会带来对权威规范的怀疑和信息扭曲的后果。在突发事件产生和扩散之后，社会成员对固有的技术专家和科层组织进行批评、质询属于惯常的现象，但非理性的过分怀疑则会带来权威渠道的丧失。对于当前阶段的大多数社会成员而言，对问题的认知与自身化解问题的条件之间存在着差距，即对突发事件的不满与个体力量的有限性并存、对风险的忧患意识与信息资源的匮乏并存、对解决问题的诉求与解决途径的迷失并存。如果任由非理性、过激化的争论继续演化，日常生活往往会在内部成员的各执一词中丧失协同行动的可能性。碎片化的格局难以适应危机的情境，放任此状态的结果则是总体性共识的破坏，进而带来“‘群体极化’等舆情乱象”[6]。

三、公共危机治理的日常实践方向

在多元复杂的突发事件中，没有绝对的责任主体，只有对风险的共同承受。因此，思考的重点不在于对所谓“过失源头”的绝对化界定，而在于对公共危机治理在日常生活中可能的实践方向进行探讨。在改革发展中，公共危机背后日常生活是对技术变革所造成的复杂场景效应的呈现，层级式的回应方式对危机动态的滞后化反应与偏差性处理则暴露出固有组织载体的局限，而社会成员在观念立场上的差异性则会磨灭对风险同质化效应的重视。公共危机治理在实践中的路径，应与当下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相对应。对技术成果的共享、以问题为导向的思维和协同合作的格局，应成为全社会在认知问题后的路径选择，即从受困于当下瓶颈的状态，向有效解决问题、实现良善治理的方向进行转变。

(一)从技术依赖到智能共享的转换

合理定位技术的态度，应在突发事件频发的日常生活中得到有效确立。此态度在于扭转对技术盲目依赖的趋向，将这一认知误区转换为对专业技术信息的共享。在当前阶段，人工智能是技术深度变革的主要代表。全面把握、认真对待人工智能的技术成果，已成为公共危机治理中技术共享的题中之意。人工智能涵盖智能认知、精准思考和共享成果的内在特点，具有“推算认知、学习认知、行为认知和本能认知”的内涵[7]。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对日常生活的长远影响，在于社会成员对技术认识的内在转变。智能、精准和共享的特点对日常生活的意义不在于进一步加剧资源索取与盲目乐观，而在于改变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成员对待技术的思考方式，即由原先对技术平台的被动依靠与盲目享用，转为主动认知技术、全面掌握信息和合理定位技术影响。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成员对人工智能变革中的一系列技术难题和由此产生的复杂影响应保持浓厚的兴趣与审慎的头脑。

智能共享的基本内涵在于，由单向化的依赖技术的成果输出的思维，转换为使技术的内在逻辑融入于自身认知的努力。对于公共危机治理而言，人工智能不应是外在的手段，而是内在的思考方式，这有赖于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完成对技术的内化过程。技术内化于认知，意味着社会成员能够在依托技术手段进行多元活动之时，认识到技术的有限性，换言之，人工智能朝向精准化、智能化和共享化目标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动态、开放和未知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成员所掌握的并非已成熟完备、不需怀疑的技术信息，相反，人工智能的变革表明技术本身需不断完成对自身固有认知的批评、调整与创新。既有技术认知与突发事件之间的失衡，也是反思技术、推动技术创新的节点。社会成员无法置身事外的根本特点，也将为共享技术信息、合理定位技术创造契机。

技术成果在日常生活中的共享，还有赖于党治国理政的权威布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2]18，这说明对待技术的合理定位，已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战略议题。党和政府在战略方针上对技术的妥善定位，应成为全社会在人工智能变革中共享技术信息、合理定位技术资源的先导。当突发事件来临之际，对既往技术认知的反思，将推动共享人工智能成果的“政策议程”。在技术的共享中，各级政府将发挥政策引导、法治规范的作用，一方面为技术认知的普遍化、深入化和技术创新的多元化提供积极的政策环境与教育平台，另一方面对技术的运转提供法治保障，防止过分依赖技术、滥用技术所造成的负面后果。从各级政府到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权威化的战略应真正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治理行动。

(二)从科层思维到问题导向的演化

面对突发事件的复杂演化，单一化的科层思维应让位于以问题为导向的治理意识。问题的导向性，意味着确立面向风险的意识，将日常生活中的突发事件与潜在风险作为公共危机治理的核心思考对象。突发事件的演化方向和潜在风险叠加的可能性是公共危机治理需关注的重点，取而代之的是相对静态化的科层思维。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全社会应意识到，层级性、静态性的科层组织，与复杂多变的场景变革、动态演化的风险逻辑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隔阂。科层组织对于动态信息的缓慢接收过程与偏差化的信息认知方式，使科层组织与既有技术成果一样，成为公共危机治理中亟待反思的对象。科层思维的滞后性、静态化主要体现为在问题意识上的缺失，这在对于突发事件相关的即时动态资讯的处置缓慢，以及对于有效信息的偏差化处理等层面上均有所呈现。单一的科层思维对公共危机治理的阻碍性，可以理解为难以捕捉日常生活中千变万化的现实问题。

因此，科层思维的转变，便是问题意识确立的开始。囿于单一化的科层思维，全社会在面对突发事件之时，难以形成对于危机的及时、全面认知。与之相对的解决方式应是有效信息的及时注入和处理突发事件的动态机制的及时更新，这是问题导向的关键所在。实质上，问题导向的内涵在于围绕公共危机治理确立起“开合”的思维，“开合”的内涵在于处理日常生活中纷繁复杂问题的思维，即明确何种机制需及时确立、何种机制则需暂时搁置。基于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开合”思维的意义在于保证对事件的处理和信息的整合能够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依据事件的动态变化和风险的潜在特点进行不断调整，使紧急动员处理的机制得以确立、有效整合信息的措施得以提出。从这一角度看，“开合”便是问题导向核心内涵的体现，因为问题导向的内核不在于关注某一固定化的具体事件，也不是针对某一具体事件寻找所谓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而在于确立起认知事件变化、全面把握风险的创新化思维。

围绕国家治理的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立足当前、着眼长远”[8]。作为国家与社会治理中的基本环节，公共危机治理需通过“开合”思维，将当下的具体实践与长期的风险统筹考虑，体现出现实性与总体性的战略统一。在战略统合中，科层组织的效用将和技术认知一样，依据具体情境的变化得到合理定位，那便是以应对不断产生、且动态演化的具体事件为导向，确定自身的适用范围。科层组织所代表的，乃是从各级政府到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权威化存在。政府部门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为日常生活提供了政策保障与法律规范，这些要素应落实于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公共危机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公共危机治理而言，科层组织是需要被合理定位而不是被抛弃的对象。各级政府需在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撑与权威规范监督的同时，容纳具体化、临时性和高效化处理机制的成长，并关注及时更新的专业技术信息，实现权威统筹与灵活创新的结合。

(三)从分化立场到协同合作的调整

风险对日常生活的同质性影响，意味着协同合作的必要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30，这实质上是为协同合作指明了战略方向，协同合作应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战略路径，融入于改革发展的社会场景中，为解决突发事件、防控可能的风险发挥自身效用。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与社会成员之间、异质化的社会群体之间，应面向突发事件进行协同合作，在党治国理政的权威性布局下，投入于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对潜在风险的防控中。作为创新社会治理内在要求的体现，协同合作适应的是社会场景的多元化演化与日常生活中复杂多样的各类问题。在协同合作的实践探索中，最需直面的正是日常生活所展现出的复杂特质，这集中体现为社会成员差异化的观念立场。面对观念立场的纷争，应构筑起围绕风险的社会共识，即意识到风险效应同质化是普遍的趋向，风险共担是无法逃避的选择，共同应对则是防控风险的唯一路径。

在协同合作中，有一组亟须克服的假设前提，那便是“表达—回应”二分的固有认知。这种认知共同存在于既往研究的预设中，也存在于部分社会成员的价值理念内，其特点在于将社会成员的表达与政府的回应视作二元对立的存在。当突发事件出现之时，以“表达—回应”二分思维为前提的认知方式，往往会急于寻找责任部门，纠结“何者承担责任”，然而关键在于，既有技术成果难以绝对把握日常生活中的各类不确定因素，以科层组织为载体的各级政府与社会成员一样，是作为风险的承担者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过分强调二分思维的做法，非但无法真正寻找到绝对的风险源头，反而会导致非理性的表达与过激的行为，使突发事件进一步扩散，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在突发事件与潜在风险面前，政府与社会成员一样，均是同质化的受众，这注定了政府与社会成员在立场上不能二元对立，而需协同合作。

围绕公共危机治理的主题，协同合作与问题意识是相统一的概念，二者共同内化于日常生活中。协同合作是一种治理格局，此格局将容纳问题意识，平衡科层组织所代表的权威规范和对具体问题的灵活创新的处理方式。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与社会成员之间、异质化社会群体之间应避免由于过激争论带来的信任丧失。协同合作的治理格局，实质上容纳了技术认知的转变和科层思维的演化。这一格局在实践中体现为全社会共同关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的前沿成果，共享智能化、精准化的技术逻辑，遵循党治国理政的战略方针和应对公共危机的法律法规。以技术逻辑的内化、战略方针的遵循和法律规范的恪守为前提，协同合作将成为社会的共识，问题意识也将在普遍的共识中得以确立。因为协同合作意味着在价值理念上破除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非理性争论，差异化的行动主体将互相吸收有益信息，捕捉瞬息万变的事件动态，进而相互信任、共同合作，以解决问题、防控风险作为协同合作的目标。

结 语

以日常生活作为新时代公共危机治理的视野，其意义不在于将公共危机治理的主题纳入抽象化的概念框架中，而是要确立起基于现实动态的问题意识，寻找出有效解决问题、实现良善治理的实践路径。日常生活对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性，与公共危机治理自身的内涵密切相关。公共危机治理是改革发展中的现实主题，其背后是技术变革与社会转型交融的社会场景。从风险的孕育、问题的产生和扩散到应对问题的治理实践，公共危机治理的全部活动均是紧扣动态化的社会现实场景展开的。技术的变革渗透于社会场景中，造成的并非虚拟与现实的割裂，而是二者交织中的更为复杂的现实效应。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的多元化活动既推动了变革的深入进行，也塑造了变革中的风险。突发事件在使社会成员自身成为危机的亲历者、风险的承担者的同时，也为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反思既有技术认知和科层思维的局限性，寻找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协同合作的格局提供了契机。由此亦可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其一，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关注日常生活，有利于克服碎片化的认知方式，构筑起现实性与总体性相统一的认知视域。既往对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或是关注宏观化的战略制定，或是以微观化的具体案例作为主题，其忽视的是公共危机治理的核心逻辑。在改革发展中，公共危机治理是以深刻变化的社会场景作为现实基础的。公共危机治理无法脱离社会场景而单独存在，而日常生活中技术的加速变革与社会成员的多样化活动正是社会场景逻辑的内在体现。以日常生活作为认知入口，既可以从具体层面掌握多元复杂的突发事件、瞬息万变的动态资讯、分化异质的社会群体，也可以从总体角度去遵循党治国理政的统一布局、思考社会场景的变迁进程。从日常生活的基础性视域中可以得知，公共危机治理的微观案例并非孤立的事件，其背后的逻辑在社会场景的演化中有迹可循。同理，对公共危机治理宏观化战略的理解不能局限于抽象化的语言分析，而是要聚焦于政策内化于日常生活的过程。对于公共危机治理而言，以日常生活为视野的思考方式，完成的是从微观问题到总体视角，再从总体视角落实到具体实践的过程。

其二，作为风险的场所、突发事件的影响对象与化解问题的现实基础，日常生活是基本问题与实践方向统一的载体。相比常态情境下的普通议题，公共危机治理的基本问题在来源上的未知性、产生方式上的突发性、影响范围的扩散性和演化方向的复杂性等层面上更为凸显。问题意识是公共危机治理主题建构的核心所在，公共危机治理的内在思路可以从如何阐释问题的缘起、如何认知问题的产生与演化和如何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三个方面得到呈现。当突发事件产生于日常生活之时，科层组织主导下的层级性思维因其对问题处置的滞后性和偏差性而遭受指责，但缺乏共识的非理性争论与偏激化的怀疑，会加剧碎片化的状态。故而需以问题为导向，确立共同承担风险、防控风险的基本共识，并寻找相应的实践路径。实践路径可以理解为将问题意识落实于日常生活中的治理求索，只有实践中的协同合作，方能构筑起真正支撑问题意识的治理格局。由此可以看出，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对基本问题的认知是寻找实践方向的前提，实践方向的确立则是问题意识落实的真正体现。

其三，日常生活并非静止不变的范畴，而是动态演化的过程。日常生活的动态特点注定了日常生活概念与公共危机治理的主题之间永远无法分割。风险缘起于日常生活，突发事件直接改变日常生活的状态，治理路径同样需要从日常生活中寻找。多元、未知和变化是日常生活的实质，持续变化的日常生活塑造了公共危机治理的问题意识，也是公共危机治理实践探索的场景。21世纪以来，公共危机的内涵长期处于不断的演化中，各领域突发事件的先后产生、技术认知的自我调整和治理路径的实践创新，使全社会对公共危机治理的认知不断调整。随着公共危机内涵的不断演化，面向公共危机的治理活动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范畴，而是内生于日常生活中、不断发生演化的主题。在未来，通过对人工智能技术成果的共享，将日常生活在动态演化中的复杂现实清晰的呈现于政府的政策议程中，进一步确立公共危机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构筑起良善的治理格局，或可成为实践创新中的重要任务，也可成为相关研究深化讨论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