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继元

(南京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南京 210023)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提问：以北京大学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学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刊核心期刊等为代表的主流社科期刊评价体系，在被学界和业界热情追捧的同时，也受到了相关方面的质疑，其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希望您能够解答，并提出改进建议。

一、理论基础

问题1：布氏定理和加氏定理等是从文献情报学角度对学术文献之间关系的一种描述，本质上能不能反映学术期刊的质量？

叶继元：布氏定理，通常称为布拉德福定律(Bradford’s Law)，完整的说是布拉德福文献集中与分散经验定律，1934年由英国文献学家布拉德福(B.C.Bradford)提出来，他根据某个学科或领域期刊刊发专业论文的情况，经过统计、归类，将刊发大体相同数量论文的期刊分成几个区，核心区与相关区及边缘区的期刊数成一定的比例(大约5倍，即1：n：n2……)，核心区里少数期刊刊发了本领域大量论文，而其他各区多数期刊却刊发了本领域相对少的论文。核心区里的少数期刊，名曰“核心期刊”。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B.C.Brookes)认为布氏定律与齐夫定律一样同为频次分布，许多社会现象也符合这种频次分布，这与管理学的二八律极为相似，均为少数事物集中了大量信息，且有一定的比例。经过同行评议，正式发表的期刊论文一般说来比不能发表的论文“质量”要高。加氏定理，即加菲尔德引文定律(Garfield’s Law)，是美国情报学家加菲尔德(E.Garfield)提出来的，指少数期刊被大量引用。由于学科交叉，一个专业的非核心期刊在很大程度上会是另一个相关专业的核心期刊，这样，各专业的核心期刊在总量上不会很多。引用频次大量分散的各学科专家的分布、同行的引用信息的分布符合布氏定律。引用行为是大量分散的各学科专家、同行做出的，因此可以说，“引文”是各学科同行引用的，包含“同行评议”要素，且能计量，是一个既可定性(同行评议)又可定量的指标。它不能完全等同于围绕一定评价目的的学者、专家同行对质量的“直接评价”，只是对质量的“间接评价”，并且“同行评议”也有固有的主观性、人情化等方面的问题。这两个定律与期刊质量有相关性，而且有正相关性，但从本质上说，“正”相关性并不完全等于“期刊质量评价”。概言之，否定布氏定理/定律和加氏定理/定律与质量毫无关联，或就是质量评价，都是片面的。

二、评价主体

问题2：当前主流的学术期刊评价机构多为文献情报机构，有没有评价主体的资质?

叶继元：图书(文献)情报学是整个学科体系中一个学科，该学科的学者专家是整个学术共同体中的一个分支群体。他们对图书情报学的学术期刊、学术机构、学术图书等，是“具有评价主体的资质”的，不能简单地说“不具有评价主体的资质”。当然对其他学科的学术期刊评价可以说“不具有评价主体的资质”。同样，中国语言文学的学者专家对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学术期刊也“不具有评价主体的资质”。

实际上，如果本学科专家对本学科的学术期刊而言为“小同行”的话，对其他学科的学术期刊评价则是“大同行”。一般说来，小同行更有意义，但大同行的评价在一定的目的下也有必要。图书情报学与数理化、政经法等老牌学科相比当然是小学科，尽管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有了很大发展，但不能把图书情报学打入“另册”。各学科在深入探讨学术问题时都是平等的，不应该有“学科鄙视链”，它与其他学科一样都可以成为本学科学术期刊评价的主体，但都不是其他学科学术期刊评价最主要的“主体”，而可以看成是“大同行”。也就是说，不能笼统地说图书情报学“不具有评价主体的资质”。

同理，文献情报机构的作用也应如是观。如果这些机构本身就有其他学科的专家，或召集了非图书情报学科的专家，那么，文献情报机构中的各学科专家可以作为某学科评价“主体”的一部分。

值得强调的是，图书(文献)情报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是所有学科的研究成果，包括各学科学术期刊、图书等的收集、评价、组织(分类编目)和利用、传播等。尽管用于收藏的学术期刊评价与用于质量管理的学术期刊评价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不应否认二者的密切联系，尤其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条件下，图书情报学已从学术成果的外部形态深入到内容结构，数据科学的出现为图书情报学发展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可以按照学术期刊质量评价的目的和要求，加以延伸和拓展。目前不少图书情报学研究者具有“双学位”或其他学科的背景，对其他学科有所了解，这是图书情报学与其他学科不同之处。但无论如何，图书情报学学科专家对其他学科没有评价主体的资质，当然可以组织其他学科专家作为评价主体。

问题3：国际通行做法是同行评议，但在我国同行专家是否形成了评价主体？

叶继元：是的，国际通行的做法是同行评议(peer review)。自1665年英国《哲学汇刊》创办以来一直如此。近几十年来，随着文献计量学，尤其是引文数据库的出现，文献计量评价法异军突起。由于此法简单快捷，被管理部门青睐，但过分、盲目使用文献计量评价法，产生了不少弊端。近期中央有关反SCI“至上”文件也提出了代表作制、回归同行评议等要求。实践证明，同行评议具有合理性，但亦有其局限性。由“谁”来组织同行专家，如何将真正的同行专家筛选出来，这些专家愿意或不得不说真话(评价意见，涉及元评价等一系列评价制度)，精英专家与大众专家如何平衡，引文、转载等文献计量学、Altermetrics(补充计量学或替代计量学)、Open Science(开放科学)等数据或方式如何对同行评议进行校验、确认，评价信息如何可公开、可核实、可检验、可纠正，则是我国同行评议面临的重要问题，这有赖于我国学术共同体自律、自信、自主程度的提高和科研管理体制的深度改革。因此，我认为，目前，我国同行专家正在逐渐形成，但还未完全成为评价主体。

三、评价目的

问题4：当前多数研制机构被认为已由最初的导购、导读工具变异为一种以刊评文、以刊评人、以刊评校等的评价工具，并将研制目的与学术评价、期刊评价、科研管理等各种评价联系起来，是否有科学依据？

叶继元：根据11年前笔者提出的“全评价”体系分析框架和理论，其中一个推论就是“评价目的”制约论，即评价目的制约评价主体的选择、评价客体(学术期刊)的分类、评价方法的运用、标准及指标的设计、评价程序制定的安排等。当前各研制机构各有其研制的目的，如有的是为图书情报机构采集、利用期刊，有的是为编制引文数据库，等等。这些机构也一再强调不要过度使用评价的结果，管理部门或使用部门应有清醒的认识。如果以质量为评价目的，则需要在评价主体、方法、标准及指标等六大要素方面重新构建。在目前中国学术环境下，需要有一个权威性的、能代表学术界主流意向的学术机构组织牵头开展此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质量评价工作，工作量很大。可以吸收、参考相关权威评价机构的数据等，以尽量节省人力物力。

根据这些年主流评价机构对期刊的评价，对学术质量引领、期刊质量引领以及科研管理引领的作用还是明显的，从这个方面来说，将主流评价机构的研制目的与学术评价、期刊评价等联系起来，在没有更好的期刊质量评价出来之前，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必须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和每次评价的具体目的，进行选择、修改、参考，或在其基础上重构评价指标，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等。照搬硬套，过分使用，或一律弃之不用都是不妥当的。

四、评价对象

问题5：对评价对象的范围界定是否清晰？被选出的期刊中，有些并非学术期刊。

叶继元：从评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来看，所选期刊绝大多数为学术期刊，极个别有所例外，最近几届的评价情况大大好转。评价对象的界定还是清晰的。我们团队早在十几年前，就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类的期刊并非全部都是学术期刊，新闻、时政类、一般通俗类等就不是学术期刊。在当时新闻出版总局的支持下，课题组将当时正式出版的我国几千种人文社会科学的期刊进行认定，筛选出学术或半学术期刊2770种。近几年，国家新闻出版总局也已认定了二批人文社科的学术期刊。如果评价目的和范围是学术期刊，应该根据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具体情况，清晰界定什么是学术期刊的内涵和外延，不是学术期刊的应该剔除。当然，目前国内存在不少随笔、宣传、思想理论性与学术性混在一起的期刊，或曰“半学术期刊”“准学术期刊”，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妥善、酌情处理。

五、评价指标

问题6：现行指标体系以引文统计的量化评价为主，作为人文社科期刊的评价，是否应体现与政治性、导向性的关系？

叶继元：指标一旦实行，都有“导向性”。现行的指标体系主要是对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进行测评。如果要对学术期刊的政治性、出版质量等进行评价，那应有政治性、出版质量等的指标。不过目前对学术期刊的政治性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要求很严，学术期刊自身把关也很严。出版质量与出版理念、艺术审美、出版经费等有关，如果在评价指标中能体现出来，能够使评价更完美，这也是学术期刊提升质量不可缺少的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政治有规矩，要守纪律，学术则有规范，要自由交流，要遵守“双百”方针。遵守学术的基本规范，即独立思考、批判思维，这也是学术上的一种“政治”，因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

问题7：学术规范是学术质量的重要体现和重要方面，现有主流评价机构的评价体系中是否对期刊学术规范进行评价？

叶继元：现有主流评价机构的评价体系中已有相关编辑出版规范的指标。但问题在于，学术规范不仅是指引注、格式、出版编辑等技术性规范，而且是指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即是否具有科学精神、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学术积累、学术创新、学术平等与合作、求真与致用等基本要求。从这个方面来讲，我认为应该设立一些指标，评价期刊能否将这些基本规范融入期刊编辑活动之中。当然，这种学术规范的评价难度相当大，可以从形式、内容(专家审读)和效用(提供案例、事件)来评价。例如，从形式上测评，学术期刊是否有对基本规范的表述。比如，在期刊的发刊词、投稿指南、审稿政策、编者按、社论等地方有否有关科学精神、独立思考、学术积累与创新、学术平等与合作等涉及基本规范的文字。只要有，在形式测评上就是合格的。如果没有文字表述，则为不合格。如果存在有悖于基本规范的表述，则应加大扣分力度。比如，有的学术期刊在投稿说明中明确宣称，本刊一律不接受非“985”或“211”高校作者的投稿，这是违反“学术平等”这一基本规范的，是不妥的。在形式上有基本规范的表述，比没有表述好，更比相反的表述好。但形式评价权重不高，且有限制，得分需要有天花板或者说上限，以抑制对形式的过度追求。

又如，从内容上测评，就是由同行专家对已出版的期刊及论文的内容进行审读、分析，以判断其是否真正贯彻落实所表述的基本规范。例如，专家可以从期刊的编刊思路、栏目的设置、论文的选题、观点的阐述、结论的引出等判断其是否符合基本规范。同样，也可找出不符合基本规范的内容。仍以刚才的例子来说明，如果专家审读期刊全文，确实发现没有一篇是非“985”学校的作者的文章，那就证明这个期刊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确实违反基本规范。内容评价权重比形式评价要高，筛选合适的专家，对专家评价的意见再评价(元评价)要比形式评价复杂得多，当然要有用得多。

再如，从效用上测评，即在期刊及其论文出版一段时间后，调查、统计作品被利用的情况和产生的各种效益。这不仅需要同行专家考察、认清效益的事实，而且需要摆出产生效益的各种证明材料，诸如典型案例、事迹、被引用、被转载、获奖、被单位采纳情况等。例如，某期刊遵守学术平等的基本规范，各类型学校、作者的论文均有发表，有的非重点高校、非核心作者发表的好论文在学界、学科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或培养了一批学术新秀，等等，只要拿出数据或事实加以证明，这就是遵守基本规范后的效用评价。可见，效用评价权重最高，也最有意义，它注重用事实、时间来说话。但其测评更费时费力，许多效益在一定的时间内尚没有产生或充分产生，或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许多评价则要求一定在3—5年中看到结果，这就需要被评者和测评者利用多种方法综合分析，找出证据。这也正是效用评价具有复杂性和重要性的原因之所在。如果能设立这些指标并实施，那是对作者和学术期刊做好学术规范的一个很好的引领。

问题8：在原有评价体系中，对内容的质量评价和创新力评价是否较为弱化？

叶继元：是的，应该加强质量和创新力评价。根据笔者提出的“全评价”体系，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分为三大层次：形式评价、内容评价、效应评价。质量和创新力主要从后两大指标层次反映出来，其权重要高，期刊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还要根据学术期刊的核心功能来设计。评价方法也要有所不同，要以同行专家评价法为主，文献计量评价法为辅，期刊的分类要更细致、准确，要建立与实施一套评价制度，诸如专家选择制、元评价制、公开制、申诉制、仲裁制等。详细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我们团队已有设计，正待发布。不过内容评价和效应评价有一定的难度，工作量也是很大的。但只要学术界、期刊界、科研管理界认为必须要进行期刊质量评价，那么有再大困难也应组织实施。

问题9：现有评价体系中如何体现办刊人对期刊质量的影响？如期刊社是否成立编委会，是否有严格的外审流程，期刊编辑的个人资质等。

叶继元：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应该设立相应指标，回归学术期刊的核心功能，诸如期刊的策划、发表前评价(初始评价)、传播、知识产权注册、存档、育人等功能，对编辑部，尤其是主编、执行主编等应有相应指标，这些在期刊评价中很重要，必须设置相应的指标，强调“人”的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即可以采用期刊专家审读、实地考察、案例分析等方法加以评价。这些评价有说服力，但因工作量很大，是否能做到也是一个问题。目前高校正在进行第五轮学科评价，已在尝试这样的评价，说明这是一个评价取向和趋向。

问题10：当前评价体系中的评价维度较为单一，对期刊影响力之外的其他方面是否还缺乏评价指标？

叶继元：如前所述，评价维度、评价指标与评价目的有关，不同的评价目的，派生出不同的评价维度和指标。对于质量评价来说，仅有影响力指标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有相关的定性和定量评价指标来补充，使评价结果更有说服力。

问题11：各体系的评价标准不统一导致结果各异，是否会影响评价结果的权威性？

叶继元：各种评价目的或目标不一致，评价标准(可以看成是一级指标)也就不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标准不统一导致的多元评价是正常的，而且是应该的，是值得提倡的。各评价体系的评价标准不可能完全一致，应该各有特点，如果一样，就重复评价了。至于评价结果大致趋近，有一小部分有一定出入，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不会影响评价结果的权威性。当然如果是期刊质量评价，这个评价“质量”的目的，就决定了评价标准应该一致。目前美国ISI对期刊影响因子计算公式中分母的统计有所修改，分母是前两年的可引用文献数量(Number of citable items)，即研究论文和评论性文章的数量，而不包含其他文章数量。国内仍然是全部载文量，是否应该与ISI一致，还是根据中文学术期刊的实际情况，需要研究、统一。如果是全部载文量，那载文量如何计算，一页或以上，还是二页或以上为一篇载文，一页以下的消息、信件、报道等补白短文不计入载文量，也应有统一标准。

六、评价方法

问题12：目前对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评价，尽管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但过于看重文献计量的定量评价方法，定性评价只是作为定量评价的补充或完善措施，未充分发挥同行评议的主导作用，应该怎样面对？

叶继元：定性评价即同行专家评价讲了许多年，但组织实行起来，难度非常大，一些评价机构不同程度地结合了定性评价，有一定效果，但比较微弱。严格地讲，真正意义上的质量评价，要以定性(同行)评价为主，文献计量为辅(给同行专家评议时参考、校对、核实、质疑等)。但这种评价的工作量非常大，组织、实施等都是一个大问题，是采取开放科学的方式，只要同行愿意，均可参加评价，还是由组织者遴选少数同行作为代表评价，还是将二者结合起来，需要根据评价目的、人力物力来考虑。

七、评价分类

问题13：现有评价体系对不同种类期刊的评价是否存在“一刀切”的弊端，缺乏分类评价指标体系？

叶继元：是的，有的评价体系存在过这个弊端，但目前正有所改变，如对综合性期刊、高校学报分类的探讨。还是应该根据一定的评价目的来对期刊评价进行“分类”，或按学科，或按主题，或按多学科、交叉学科等方法进行评价分类，使学术期刊评价更具科学性和准确性。

问题14：“影响因子”是针对某领域内的专业期刊而言的，它是否适用于在我国大量存在的综合类期刊(含大学学报)？

叶继元：“影响因子”是某期刊一定时间内的平均被引情况，故综合期刊也有影响因子。当然，综合性学术期刊的特点是学科门类庞杂，有人文门类的，也有社会门类的，一般来说，社会门类比人文门类的被引频次要高，这样，各综合性学术期刊也可以按照各学科的被引次数和载文量或可引用文献数量(Number of citable items)进行分别统计，分别与各学科期刊或各主题期刊一起比较。这样做的工作量很大，但比较准确。如果综合性期刊的各学科分布情况大体一致(如都有文史哲法经社等学科)，也可按综合性类比较，但还要看各学科发文篇数或可引用文献数量。总的原则是：同类才好比较，不同类不可比。目前有的评价机构已把综合性期刊分为“人文类综合性学术期刊”和“社会类综合性学术期刊”，这种分法比较好。

问题15：目前的评价体系对学术期刊的分类大多依照中图分类、学科分类等，能否真正满足社科期刊评价的需要？

叶继元：学术期刊的分类与图书的分类有一定的共性，但更有个性，根据各期刊的发展，完全用图书学科分类方法对学术期刊进行分类是有些问题的。因此，应该根据一定的期刊的评价目的，根据学术期刊的特点修改已有的学术期刊分类表，或自行编制独立的学术期刊分类表。

问题16：分类评价是常识，目前评价中为何会违背分类评价的常识？

叶继元：分类评价是科学常识，但如何恰当地分类并非易事，要能达到学术期刊评价的目标更是一种技艺。每种学术期刊都有共性和个性，完全一模一样的期刊是不存在的，同样没有期刊的基本功能等共性的期刊也是不存在的。因此，必须根据评价目的，从期刊的多种属性中找出一类期刊都有的一个属性，将具有这个属性的多种期刊集中起来。每种期刊根据不同的属性可以划入不同的类，这样既科学，又方便评价，能获得比较准确的评价结果，达到评价的目的。

八、评价结果

问题17：有些学者认为，评价结果的重合度较低，有些学者认为评价结果的“重合度高”，有无人为操作的情况？

叶继元：由于几家评价机构都是以文献计量评价指标为主，辅以专家评价，故评价结果有重合；又由于各家采用的计量指标各有侧重或不同，故评价结果亦有不重合。是“低”，还是“高”，取决于如何定义“低”“高”，多少比例等。指标一旦确立，就有导引性，也有被异化的倾向，此谓“指标悖论”。正常的、非人为操控的影响因子是测量期刊影响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由于影响因子是评价学术期刊的重要指标，有被异化的现象。决定影响因子的分子(被引总次数)和分母(载文量或可引用文献量)如何计算，不仅与数据库收录期刊统计源有关，还与分子分母的认定和计数有关。应制定影响因子统计数据的相关规范，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近几年，各学术期刊比较自律，人为操作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的不端行为有所减少，学术期刊大多数作者实际上能自由规范引用，期刊被引逐渐走上了良性引用的轨道，质量也在逐步提升。不唯影响因子，对人为操作被引频次的不端行为必须采取“零容忍”。更为重要的，是要研制出科学合理的学术期刊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注重期刊质量、实际贡献和效用等指标。

问题18：各学科入选核心期刊的数量是否不均衡，有的学科多，有的学科少，有的学科甚至没有？

叶继元：核心期刊原本是文献计量学上的概念，通过载文量，后又通过引文量、引文率、文摘量/率等数据来筛选，后又加入同行评议(尽管为辅)来筛选，使得许多学人误认为核心期刊就是“高质量期刊”。二者尽管有联系，但实际上二者是有区别的。约等于不是等于。如果评价高质量期刊(不是评价核心期刊)，相关评价机构还可以考虑各学科的学术期刊数量、学科人口、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或潜力、学科项目或经费等情况，再根据统一比例，划定各学科高质量期刊数量(相对高质量)。这方面，还可关注笔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布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出版)一书。一般说来各学科都应该有质量相对较高的期刊，使学术期刊评价更加有利于各学科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这是评价的基本趋向和总目的。

九、评价规范与评价程序

问题19：评价程序和评价过程中产生的数据的保密性影响了评价结果的公开透明性？

叶继元：根据公正、公平、公开的三大学术评价原则，所有评价过程、结果都应公开、透明，以利于检验、核实、监督，这样才有“权威性”，才能达到评价的目的。“保密性”是暂时、相对的，公开性是绝对的，但何时、以何种方式公开，则要由一定的评价目的来决定，还要视数据的收集、加工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来决定。

问题20：当前对学术期刊的评价缺乏统一的标准和严格的监督机制。有专家对此条有异议，一是认为学术评价本身就没有统一的标准；二是认为如果纳入官方管理体系，这又与国际上的做法背道而驰。

叶继元：如前所述，不同的评价目的决定不同的评价标准或指标。从质量的评价目的上看，同类期刊中的优劣应该是有相对统一的标准或指标的。学术期刊评价应是学术界或学术共同体的事情，由专业的人来办专业的事。根据“全评价”体系，或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体系，应立足本国期刊实际，回归本来，借用外来，面对未来，将特色化与国际化有机结合。学术共同体是评价主导，管理部门可以委托学术机构来组织、聘请学者、专家进行评价，真正赋权于专家，而不是仅仅借用专家之名，管理部门可以提供服务或条件，也可以进行监督。如何真正厘清管理部门与学术共同体的责任边界，如何协调融通，形成合力，值得深入研究。

问题21：引文的不规范和不统一，直接影响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叶继元：前面说过，我国引文规范有所好转，但仍存在不少问题。目前的各个中文引文库可以作为同行评价的参考，不能作为评价的唯一依据。要解决“引文不规范”，需要从学术新人开始进行引文规范教育和训练，是个长期任务。目前中文引文库(如CSSCI、CNKI的引文库等)基本以“文献检索”而非以“评价”为目的。如果要用于评价，则要研制统一的引文与评论(评价)数据库等。我们团队几年前已开展此类研制，已有示范数据库。此项工作量大，必须集中人力物力，才能最终完成，投入使用。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代替同行评议。

十、评价本土化

问题22：借用发端于科技期刊的国外评价体系和方法，如何实现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评价的本土化？

叶继元：科技学术期刊与社科学术期刊、人文学术期刊既有共性亦有个性，共性的地方可以参考、借鉴。个性之处，必须有所不同。必须立足于中国学术期刊的实际，根据一定的评价目的来设计评价指标，选择评价专家、评价方法等，使学术期刊的评价结果能显示出中国本土特色。评价的“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和国际性在构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评价体系时是应该考虑到的一些特点。

十一、评价转型与发展

问题23：现有评价体系主要还是针对纸质期刊设置指标，未体现数字环境下期刊评价的需求，应当怎样做才好？

叶继元：我国现有评价体系主要针对纸质期刊、报纸，有正式刊号、单一版的数字期刊或网络期刊几乎没有，这与我国期刊刊号管理体制有关，但期刊的阅读、利用已经“数字化”，应该体现数字环境下期刊“传播”功能评价的需求。在国外前几年已出现Altmetrics(补充或替代计量学)，即将网络上的引用、点赞、评论等信息及时收集起来，以补原来的引文数据之不足或不及时的缺陷。我国应该建立相应的学术期刊统一数据平台，将期刊在线上和线下的有效利用数据、评价数据等统一收集、归纳起来，并加快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相结合，使其应用于学术期刊评价。国家应委托学术机构，资助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鼓励社会资金通过捐赠、设立学术基金会等方式支持类似的工作。

问题24：在评价发展性与国际化方面是否存在不足？

叶继元：这些年，我国在回归学术期刊核心功能上来设计评价指标、定性指标的设计与可行性、同行专家的筛选与监督、数据源、数据平台的建设、评价数据的准确性、公开性等方面，在学术期刊成长性(进步指数)评价、诊断性评价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与应该达到的要求相比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十二、评价导向

问题25：功利性导向使期刊评价成为科研管理与绩效评价的工具。缺乏学科建设、学科导向的自觉和逻辑前提，您认为是这样吗？

叶继元：过分功利性导向是多年来高等学校的一个大趋势，学术期刊之所以被学者过分“追捧”，评价机构之所以被学术期刊过分关注，问题在于管理部门和高校不合理的学术管理制度，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也是大家看得清楚的。我们的目的是应回归学术本位，“淡化”或取消过分功利性导向。这首先要从管理部门和高校做起，学术期刊和评价机构也应有所作为。学术是学术期刊的原点或逻辑起点，学科建设、学科导向都可以从学术推导出来。

十三、评价危害

问题26：学术期刊评价是否干扰了期刊社正常的编辑出版工作？

叶继元：近些年来，核心期刊稿源大增，加大了期刊编辑的工作量，致使许多好稿件积压，不能及时发表，同时非核心期刊的好稿源大为减少，不利于期刊结构优化及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共同发展。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是期刊评价，而是学术机构不合理的论文评价和奖励制度。当然，个别学术期刊利用“核心期刊”收取版面费，假刊滋生等行为也难辞其咎，与其说是学术评价干扰学术期刊，还不如说是学术管理制度的不规范、个别期刊不自律造成的，这是问题的根本。解决问题要治本，治本要从源头抓起，各机构真正将反“四唯”“五唯”落实到位，学术期刊也应加强自律。

问题27：评价是否颠倒了原发期刊与二次文献期刊、期刊和期刊评价机构之间的关系，造成种种怪象？

叶继元：按照学术平等的学术基本规范，原发期刊与二次文献期刊、期刊和期刊评价机构之间都是平等关系，无所谓“颠倒”问题。如同图书情报学与哲学、史学等学科一样都是平等的，当然学科之间有发展成熟程度的差别。诚然，从知识生产过程看，原发期刊是“本”，二次文献期刊是“末”，二者有先后关系，但一旦二次文献期刊产生，就对原发期刊的传播、利用等有“反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各有其用，同等重要。同样，期刊与期刊评价机构的关系也应如此观。

问题28：评价是否导致了科研环境急功近利，恶化学术生态，不利于我国学术创新？

叶继元：某些不合理评价是这些问题出现的一大原因。由于人们，包括管理者对学术评价相关知识缺乏精准了解，或对引文本质没有准确理解和使用，将引文等对质量的“间接评价”有意无意当成“直接评价”，将影响因子、论文、奖励、职称等数据绝对化，“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因此导致上述的评价危害。目前迫切需要正本清源，厘清评价的有关概念和术语，构建与实施以学术期刊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为主的“全评价”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营造有利于学术创新、学术繁荣的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