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涓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 党史教研部，兰州 730070)

提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49—1952年，从建立和稳固新生政权及开展各项工作的需要出发配备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需要。由于新旧社会转型、新旧政权接替，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但干部缺额严重，而且在一些干部身上出现了革命意志衰退、居功自傲、贪污腐化和脱离群众等问题，难以适应新中国新形势的变化。为此，党组织采取严把干部入口关、加强教育培训、强化统计审计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开辟选用干部的多种渠道，提高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专业素养，为新中国建设高质素干部队伍打下了坚实基础，保证了政权建设初期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巩固了新生政权。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必将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有益启示。

1949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各地进军，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党面临的现实任务是在新解放区迅速建立人民政权，进行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肃清反动势力等一系列社会改革。全新而复杂的任务，对干部数量的需求快速增长，对干部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著名论断。在全国各地建立新政权过程中配备形势任务需要的干部，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培养锻炼干部，事关新生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安定，成为党的建设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在迎来建党100周年的庄严时刻，本文通过对1949年至1952年甘肃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进行梳理，以期从新中国干部培养源头入手，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探寻规律并提供历史经验与启示。

一、新中国初期党中央和西北局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

(一)适应形势发展制定符合国情省情的干部政策

随着全国各地的解放，干部队伍迅速扩大，党及时地预见干部队伍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培养使用新干部成为党组织面临的现实问题。1950年1月2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团结、培养与使用新干部的指示》，明确指出：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我各种革命组织涌进了大批新干部，现在这些新干部已占干部总数70%以上。尽管他们多半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在今天革命胜利的影响下，政治上更加靠拢我党”。“因此对这些新干部，应采取认真地团结、教育、改造、使用的方针。”并预判“今后随着全面经济、文化建设工作的开展，将会继续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参加各种建设事业”。要求“一切领导机关与老干部，必须注意团结新干部”。“在一般情况下，负领导责任的老干部与新干部关系弄得不好时，老干部应该负主要责任。”这一方面体现了党对老干部的严格要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党对新干部的团结保护。团结新干部绝对不是无原则，而是“必须建立在提高其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对于新干部“首先必须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与阶级教育，改造其思想，确立其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革命人生观。其次是在实际工作中帮助他们学习政策，学习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①2-3。

由于西北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受到党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于1949年11月14日，专门电告彭德怀和西北局：“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告诫大家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遵照中央的要求，在干部配备方面，西北局提出：“各地党委必须十分重视团结、培养与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凡少数民族聚居与杂居的地区，应该大量吸收少数民族中的优秀分子与能够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工作”①4。

在对干部严格管理的同时，党组织还设身处地为他们的前途和生活着想，力所能及地解决干部工作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制定了《关于干部休假制度的规定》(1951年10月24日)、《对党员干部结婚问题的指示》(1949年12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制定了《关于军队转业干部升调、牺牲、病故情况报告办法》(1951年8月3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制定了《关于团结培养与使用新干部的指示》(1950年1月27日)、《关于往来干部供给招待治病干部的若干规定》(1950年3月13日)、《关于知识分子入党问题》(1950年9月13日)、《对工作人员工龄计算的若干问题之解释》(1951年1月30日)②。

甘肃省在具体执行中，做到具体问题具体解决。比如，对实行供给制的干部和家庭，生活上出现困难的给予必要照顾；对不够条件带家属和个别少数民族干部，以及在工作岗位上结了婚的干部，因家属在农村家庭缺少劳动力的，采用包耕或代耕办法解决生产困难。如果上述办法仍不能解决问题，则采取薪金制。对于患严重疾病的干部，除按规定报销药费外，还可酌情补助一部分或大部分医药费。从老区抽调干部，一些人不愿意离开本土的原因是家属不能随调。1951年4月，庆阳地委在土地改革结束后呈送省委的报告中提出，为了不影响省委调动干部的任务，凡需要带的家属均让他带上，在土改期间，集中起来统一管理教育，以免影响干部不愿出去或在工作中不安心现象。

(二)形成补充和配备干部的稳定渠道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部门各单位从上到下都要求配备坚强的干部队伍，这是历史必然和现实需要。为此，党组织开拓了干部来源的四条途径：第一，从革命老区和解放军部队中抽调大批干部分赴各地。这是党政干部来源的主渠道。第二，动员隐蔽战线工作的地下党员迅速登记，由潜伏转为公开。这部分人经过斗争锻炼，实际经验丰富，成为党政干部的重要来源。第三，旧政权中的人员业务熟练，对其中表现较好的予以留用。按照中央规定，在已解放和即将解放的城市，原国民党旧政权中的工作人员“除作恶多端严重贪污及依靠门子吃饭等”，“应予撤职并依法办理外，一般均应予以留用”[2]。第四，在社会上公开招录知识分子和失业人员作为补充。这就开辟了选用干部的多种渠道。

从1949年至1951年，西北局从陕甘宁与晋绥老区、解放军部队抽调了近20000名干部到西北新解放区工作，吸收了14万名新干部，通过党校、干校与各种短期训练班训练了7万余名干部③99-100。在配备干部过程中，甘肃省兰州市的情况具有代表性。

兰州作为甘肃省省会城市，下辖皋兰县，对干部的需求量最大。早在兰州战役之前，就由陕甘宁边区从陕北、晋绥、晋南等解放区抽调2000余名干部集中训练，进行各项接管工作的政策教育。1949年5月，抽调干部在晋南成立甘肃随军工作总团，由霍维德、杨一木分别担任团长和政委，率领全团进至陕西待命。其中，从山西临汾县征调干部60多人，组成甘肃随军工作团直属大队，由关守信任大队长、刘振锡任政委④。这60多名干部，全部来自干部力量较强、素质较好的晋南公署直属的临汾县，包括县长关守信、县委副书记刘振锡等一大批优秀干部⑤。兰州战役后，甘肃随军工作总团进驻兰州市全面接管政权，同时经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甘肃随军工作总团研究宣布，甘肃随军工作团直属大队全权接管皋兰县旧政权④。由关守信、高萃轩、王克、韩胜四人组成皋兰县委，关守信任县委书记。兰州战役胜利后，1949年8月27日，中共甘肃省委和兰州市军管会召开兰州地下党座谈会。8月28日，中共兰州市委发出通告，要求所有地下党员在50天内到市委机关报到，先后有340名地下党员到市委报到，经党组织查证落实后注册登记，分配到市区各机关工作，为兰州市的接管建政工作提供了可靠有力的组织保证。

随着甘肃全省解放，在中共西北局、甘肃省委的领导下，各分区所需党政机关干部的配备，由西北局通盘部署实施。其他部门，如地方武装、财经、文教、机要、电讯等方面的干部，则由各主管机关另外抽调干部解决。党政干部具体配备如下：庆阳分区因大部分是革命老区，其干部无需重新整套配备，只有少部分新解放的地区，从本区内调整解决。平凉分区所需干部，由陇东地委与甘工委负责调派配好。从陇东老区调配干部，持续了较长时间。到1951年4月，在庆阳地区土地改革完成后，甘肃省委组织部还决定从庆阳调100人左右，到平凉分区分配工作⑥。会宁分区所需干部，其大部分由唐洪澄同志所带的山西新绛分区整套干部解决，不足之数由陇东派会宁分区之百名干部中抽一部及地下干部调整解决。临夏分区所需干部，由杨和亭同志带去之600名干部中抽300名解决，这部分干部主要来自陕甘宁革命老区。天水分区所需干部由高峰同志所带之山西运城分区整套干部与当地干部调整解决。武都分区所需干部由黄恩明同志带去山西隰县分区整套干部及当地干部调整解决。岷县分区所需干部由王耀华同志带之百余老干部及杨和亭所带的600名干部中抽100名解决。河西的武威、酒泉两个分区所需干部，从杨和亭、刘长亮两同志带之干部中抽150人，由刘长亮同志带去酒泉分区⑦。同时，各区在社会上招募人员，对旧职人员进行甄别后留用一部分，保证了在建政过程中干部人员的配备。

二、新中国干部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一)受历史条件制约，造成干部队伍素养层次不齐

新中国建立前后，由于新旧社会转型、新旧政权交替，使得党组织在干部配备上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工农出身的干部学历较低，许多人不识字或半识字，理论水平有限。他们大多在战争年代参加革命，职务高、贡献大、觉悟高，但缺点是受文化素养和理论水平的制约，难以适应新中国建设和管理的需要。早在1948年，中共西北局副书记习仲勋就向中央报告“派出去到新区的近千名干部理论水平不足，执行政策不谨慎，照搬老区工作经验”[3]。1950年9月10日，刘少奇在马列学院第二、三班开学典礼上讲到：“我们很多干部，甚至是负重要责任的高级干部，斗争经验丰富，可是理论水平不高。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弱点”[4]。甘肃省委组织部在工作简报中所反映的干部特点在于“老干部极少”，而这部分老干部大多经过锻炼，工作时间较长、经验丰富、觉悟较高，但缺点是“大部分文化低，有相当理论修养的极少”⑧2。二是干部队伍中的党员比例低，分布不均衡，部门特点突出。据1951年甘肃省委组织部统计，全省现有党员32918名，产业工人144名，非产业工人179名，机关人员、学生、公安部队有党员11374名。可见，党员主要分布在党政机关和公安部队中，其他单位和部门则很少。作为社会精英，也是未来培育干部重要来源的青年学生中，党员比例偏低。1951年兰州大学毕业的学生中仅有党员3人，西北师院毕业的学生中仅有党员2人⑨。三是新党员、年轻干部缺乏斗争阅历，实际工作经验不足。随着全国的解放，干部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同志有文化、有热情，特点是积极热情，但是缺乏工作经验和锻炼⑧2。四是旧政府留用人员还需要对世界观进行彻底地改造。这一部分人虽然有一定的文化和工作经验，但是需要在新中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

经过西北局和全省上下共同努力，甘肃省干部配备取得了很大进展，为保证全省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发挥了根本作用。1950年5-6月间，为解决执政条件下党、军队和干部内的一些问题，党中央及时做出开展整风和整党工作的决定。甘肃省于1950年10月举办整党干部训练班，参训学员66人，其结构为县委书记、县长级5人，县科、部长级12人，区委书记、区长级30人，一般干部18人，乡级1人。其中，知识分子34人，农民30人，工人2人。党龄结构，1935年以前入党者4人，1936年至1948年入党者48人，1949年以后入党者14人；年龄结构，50岁以上1人，其余在20岁至50岁之间，其中20岁至40岁55人；文化程度，不识字或稍识字27人，小学程度者36人，初中程度者8人，高中程度者2人⑩1-2。1951年，全省配备乡以上干部共计32503人。按参加工作年限划分，1948年以前的5044人，占15.52%；1948年以后的27459人，占84.48%。按个人出身划分，工人323人，占0.99%；新知识分子13842人，占42.59%；旧政府留用人员4396人，占13.52%。民族干部1912人，其中，回族1765人，藏族127人，占干部人数的5.89%⑧2。

以上统计资料充分说明上述四个问题在一定时期内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尤其是参加整党干部训练班的学员，是各层级党员干部中的骨干和优秀分子，他们的基本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甘肃整体干部队伍情况。这就决定了新中国的干部队伍建设面临许多新挑战新问题，并对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干部队伍缺额严重，尤其缺乏专业技术干部

建政工作全面推开后，恢复国民经济迫在眉睫，土改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各项繁重的任务对干部的需求量日益增大。党和政府虽然采取了许多措施，但仍不能满足各部门和机关对干部的需求，留下了较大的干部缺口。干部的缺乏，党委部门与经济建设部门的干部如此，文教的、政法的与人民团体的干部亦如此。1951年，西北局组织统计的干部为16万人以上，但实际缺额仍十分严重，尤其缺中级领导骨干与技术人才③101。直到1952年，西北地区“所需之经济建设干部即缺20000名”。

1950年12月，甘肃省委组织部上报西北局组织部，甘肃省干部编制26250人，现有干部仅22535人，尚缺3715人。其中省委缺秘书长1人，正副科长10人；省政府缺正副科、处长50人。分区一级，缺正副地委书记5人，正副部长7人，秘书长2人；专署缺专员1人，正副科长20人。县一级，缺县委副书记50人，部长66人；县政府缺正副县长11人，科长241人。区一级，缺区长191人，区委书记224人，总计缺区长以上干部887人⑩10。1951年底，据甘肃全省62个县(市)、5个分区及省级机关不完全统计，共缺干部5789人(不包括乡级及邮电、银行、贸易系统干部)，其中县级缺1902人，内缺科部长556人，区级缺2834人，内缺区长、区书(区委书记)624人。越往基层，工作量越大，环境越艰苦，干部缺额越多，人手越紧张。

缺乏专业干部是新中国成立后干部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特殊问题。1951年1月，酒泉地委上报省委组织部，玉门油田“无做党务工作专职干部，我们了解要完成生产任务和管理这一庞大的矿业，不但要在技术上掌握，而且在政治领导上特别是加强党的领导是主要的，故请示给配党委副书记”。经济部门不但缺乏政工干部，其他专业技术干部同样缺乏。随着经济建设的开展，石油工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西北的石油工业主要是玉门油田和长庆油田。所以，“中央指示发展西北区的石油工业，应为西北今后经济建设中的主要任务”。“目前西北石油企业中的干部，不论数量质量均甚不够，不论管理干部与技术干部，均还不足此需要。”

(三)干部队伍不纯，滋生了贪污腐化和欺压群众现象

党执政后面临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形势转变过程中，能否继续保持共产党人的坚定理想信念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对每一位共产党员都是一场考验。所以，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5]。

由于在短时间内配齐各方面所需干部，在招收中难以做到严格审查，导致干部队伍不纯，出现鱼龙混杂。特别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利用社会急骤变革中的时机，有组织有目的地向新生政权渗透，混入到党和干部队伍中，甚至还掌握了基层权力。刘少奇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症结：“革命还没有胜利，反动派还统治着中国，加入共产党的人，还要担负遭受反动派迫害的危险，而党也处在严重的战争环境中，一切条件都是很艰苦的。在这种情形下，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自然就不来或很少来加入共产党。”革命在全国胜利，“加入共产党，不独不要担负什么艰险，而且可以获得个人的许多保障以及荣誉、地位等等。这时，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就会希望加入我们党，而且有不少的坏分子积极地要钻入我们党内来”[6]。

1951年的干部清查中，甘肃省级机关的5579名干部中，“交待了各种问题的有3357人，占60%。其中弄清是特务的占2.17%；cc(国民党中统局)、复兴社的占2.7%；参加群众性特务组织的占5.19%；反动会道门的占13.3%；其他占30.3%”⑧3。交待问题的干部比例较高，说明干部审查的严肃认真，更说明干部清查的重要性。

在乡村政权中，为地主流氓或地主代理人操纵的也有一定数量。如西吉县白崖区有9个乡，其中5个乡长、3个副区长、4个农会主任是土匪，8个文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任过伪保干事⑧3。也有少数品质极端恶劣的人混入干部队伍，在群众中作威作福⑧4。永靖县有个别不良分子混入党的干部队伍，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恶劣。如县税务局有一名干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当过保长，贪污敲诈群众，还打死过一个农民。新中国建立后，他混入干部队伍，恶习不改，作风败坏，甚至把配枪供给地主打山羊，在群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1951年，在结合“三反”运动开展的年终鉴定总结中，根据庆阳、酒泉、定西、临夏、武威5个分区及省公安厅等5个单位的统计，参加思想批判和鉴定的10637人中，发现不同问题的有1949人，占总人数的18.3%。其中，参加过反动党团、特务组织或反动会道门的741人，隐瞒历史、成份、年龄、党龄的89人。

据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统计，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年半时间内处理违纪案件2900余起，涉及“贪污蜕化、消极落伍、违犯政策、破坏制度、不服从组织、自由行动、工作上的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隐瞒历史、通匪行劫等。其中尤以贪污蜕化和由强迫命令发展到欺压群众的现象较为严重”③101。甘肃省委组织部在《1951年干部年终鉴定总结》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三年来，部分老干部的确受到不少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他们不愿意再做艰苦工作，觉得革命胜利了，该享受一下了，羡慕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讲大方，耍排场，争待遇，闹地位，摆老资格，居功自傲，安于现状，工作疲沓，对新鲜事物缺感觉，以及思想方法上的经验主义和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等，使各级党组织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1951年，甘肃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的案件中，71%是贪污腐化案件，被查处的案件中，在个别地方还出现了窝案。武都税务局18人中，有17人贪污。永登县粮食局长与该局的15名干部，贪污公粮8850斤。在区乡基层政权中，主要是一些干部侵吞群众在土地改革中的斗争成果，即没收的地主、富农的财产⑧3。靖远县税务局的20多个干部中有1/3的人出现了贪腐问题，出现了赌博打牌和男女作风问题，“直接影响到税收政策不能正确的贯彻到工商业界中去”，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

与腐败问题相联系，就是一些干部出现了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现象，忘记了党的群众路线，工作作风粗暴，形成了旧社会官僚衙门的习气。一些干部在处理公务中明目张胆地殴打、捆绑、扣押群众。如庄浪县在减租工作中县上有6名干部殴打群众，区一级有15人参与殴打群众。天水琥珀乡、新阳乡在减租和取缔“一贯道”的斗争中捆绑156名群众。天水元龙区的一名干部殴打群众30多人，甚至群众开会未到也遭到殴打。加之干部队伍中新入职的人员较多，还存在一些人阶级立场不稳、敌我不分的情况，甚至充当了反动势力的保护伞。有些干部不从实际出发，不耐心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使群众自觉自愿地起来完成任务，而是主观地从自己想象出发命令群众完成任务。如临洮县漫远区有一位副区长，看到群众斗争地主有顾虑，就骂群众“是地主‘狗腿子’，为什么不斗争地主”，命令贫雇农站队喊“立正”，站不整齐，就大发脾气，甚至用枪威胁群众。礼县还发生了一区农会干部处理债务纠纷将债权人逼得跳崖的事件⑧4。

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需要发动群众，但有些干部“阶级观点模糊，强迫命令作风”严重。有些干部下乡到农村，六七天时间找不到一个贫雇农。在西吉县新营区五乡，土改干部吃住在富农家，说“群众生活我过不惯，吃上贫雇农饭我就肚子胀。”在土改中“不是深入发动群众打垮地主阶级，而是命令地主‘低头认罪’，不是发动群众监视地主，而是命令群众在地主门上站哨，强迫青年参加民兵”等等。这种工作上的形式主义和华而不实，必然对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带来不利影响，引起群众不满。

(四)个别干部革命意志衰退，难以适宜新中国建设需要

新中国的建立，人民政权的巩固，让一批干部不知不觉产生功成身退的想法，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中国革命业已完成”，因而出现了“不求上进松懈麻痹，个人主义、闹名誉享受，准备告老还乡，过清闲舒服日子”。这种革命意志衰退的现象，既出现在已完成土改的革命老区，也出现在新解放的其他地方。在平凉县有一位县长平时不学习、不理政，将公文交秘书处理，向县委书记发牢骚：“像咱们这些人，现在应该享受了。”当地一位科员向组织要官，不给就提出不在市府工作。还对新参加工作的干部讲“老子革命时你还在哪里，可懂得个啥”。受这些思想影响，1951年4月，从庆阳调往新区的干部中，发生了干部逃跑、请假逾期不归、要求退休回家等问题。

党执政以后从事社会治理，需要党的干部具备专业知识、掌握技术技能。这就造成部分干部“忽视政治与轻视政治现象”的发生。他们不懂得“离开政治将一事无成”，从而失去政治立场。一些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干部产生了“经济第一”“技术第一”的片面观点，说“政治不能顶小米吃”“十年学不下一个理论家，但五年可学会一个专家”“会计工作没有政治性，每日接触的都是数字”。这些错误思想严重地干扰到干部的政治素养，对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比如，甘谷县对各完全小学教师进行了一次考试测验，试题都是普通常识，301人中竟然有253人不及格。有人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答成甘肃省政府主席“邓宝珊”，出现了“天安门在陕西”“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道德是礼义廉耻”等答案。这种现象的出现就是忽视政治轻视政治，不学习不关心时事产生的后果。

建立和巩固政权，恢复经济社会秩序等工作，虽然没有战争年代急风暴雨式的紧张，但是情况更复杂，要求工作方法更科学，所以对许多工农出身、科学文化素质低的干部是一种考验。造成“少数工农出身的干部则由于学习不够而感到工作繁重，难于应付，悲观失望，失掉信心，而产生了‘退坡’思想”。一些新入职的干部，由于文化程度较高，尽管工作经验不足，却存在“骄傲自大，好高骛远，追求个人兴趣，想当学者专家，不安心现在工作。有的是单纯技术观点，所谓靠‘本领’吃饭，对政治漠不关心”，有的“争‘待遇’讲‘价钱’；个别甚至有资本主义思想，做买卖，放高利贷，投资工商业等”。这些问题对党的工作、革命事业产生了严重干扰和影响。

三、新中国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策略

(一)坚持德才兼备标准，在实践中选拔任用干部

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已深刻认识到即将开始的各种建设，必须要有一支坚强的干部队伍作保证。根据德才并重选拔干部的标准，明确了大批吸收训练少数民族、工人、农民、学生中的积极优秀分子，是今后干部工作的迫切政治任务。

针对干部队伍缺额严重的现象，在新中国建立后提拔干部最主要的渠道，就是选用在各种群众运动中经过考验锻炼的工农出身和贫苦知识分子中的积极分子，尤其注重从革命老区选拔干部。1949年至1951年，甘肃省吸收了大批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中的优秀分子，充实到各个部门和机关当中，特别是区乡政府等基层单位。1951年底拟定在土改中选拔6000名干部，选拔条件是一定要经过土地改革运动的考验，选用“政治品质很好，有一定能力为群众所拥护的人”。新选拔的干部任职后，采取在运动中以带徒弟的方法进行培养⑧6-7。在实际工作中，从1950年冬季至1951年春季，在全省开始的减租和庆阳开展的土改运动中“提拔的乡村以上干部23270人，对这些干部时时注意提高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发挥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工作以带徒弟方法，耐心帮助，以提高政策水平和工作方法”。庆阳作为革命老区，受革命洗礼时间长，干部条件较好，省委组织部决定从当地抽调干部，具体条件是“工作积极年纪较轻有培养前途，最好是党团员。出去后能任区助理员县府科员或乡长者”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干部队伍建设上，革命老区做出了很大贡献。

(二)注重学习教育，加强培训轮训，提高干部素养

提高干部素养，教育学习是根本之策。1949年11月，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共西北局委员会兰州扩大会议，通报关于干部教育的内容，“必须将干部教育提到最重要位置”，“一般干部着重政策学习，高级干部须认真学习理论，有些干部须进行文化学习”。“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同实际相结合……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7]23-24

新中国建立初期，需要大批干部充实各个岗位，干部培训工作受到党的高度重视。1949年12月，教育部从干部队伍长远建设需要出发，立足全方位提高干部思想政治和业务能力，提出创办工农速成中学，培养新中国建设急需人才。工农速成中学主要招收参加革命工作或三年以上的工农干部或三年以上工龄的产业工人，实行三年学制，这是解决部分工农干部学历低的问题。适应建立新政权和土地改革中干部队伍的实际需要，对大部分干部实施为期二个月至一年的短期培训，这是迅速提高干部素质，适应革命工作需要的主要途径。这项工作主要由西北革命大学兰州分校、分区和县的党校、干校共同承担。甘肃定西地区刚解放，定西地委就于1949年10月成立了定西分区行政干部学校，招收青年学生及失学失业知识分子，培养干部，充实各级机构。第一期招收226人，学制三个月。1950年3月开办第二期，除招收青年学生、失业失学知识分子和工农积极分子177人外，又抽调在职干部111人进行轮训。此后，干校改名为干部训练班，1952年再改为定西地委干校，陆续办班多期，成为补充干部队伍、提高干部素养的主要阵地。

围绕当前政治任务进行培训，是干部教育的特点。1951年3月1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通知，“为保证土改的顺利进行，中央曾规定，除在职干部外，各地方按农民每千人口增加训练一个土改干部。”依此比例，甘肃省需要增加培训6900人。所以，在全省上下逐级开始干部培训工作。“省着重训练土改骨干(区长以上，县长，科部长)；分区少部是训练骨干，大部为一般干部，县着重是乡的积极分子。”其他，如青年团、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也对口开办训练班，训练团支部书记，工会基层组织的书记，妇联主任等。西北局也陆续抽调不同层级、单位、岗位的干部进行培训，给甘肃省各地分配培训名额。

培训班学习方法以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为原则。每讲一个问题，必须从学员思想实际出发，课前预习。用批评自我批评方法检视思想、检查工作。在培训班上首先重点解决的问题是，确定革命人生观改造思想作风，也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为主，结合讲党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以建立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革命人生观，知道社会发展规律，加强革命胜利信心，接着进行政策和工作方法的教育。为提高培训质量还得出了必须要“加强对干校和训练班的领导，必须派有工作经验、理论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到干校工作”。

1951年甘肃省委决定从完成土改的庆阳调配干部赴平凉工作，第一步就是先将抽调的干部送到西北革命大学学习，然后组成工作团，到各地参加土改。为便于对干部的培养，1951年底，由甘肃省委组织部提议将西北革命大学兰州分校改为甘肃省委党校，以轮训培养区长区书记的领导骨干⑧7。1952年，甘肃省委正式决定将西北革命大学兰州分校改为省委党校，成为省委培养轮训党的初级骨干及一部分中级干部的学校，由省委书记张德生兼任校长。从1952年11月起，将原干部培训由专业性短期训练班向较为正规的轮训班转变[8]。

党执政以后面临着与战争年代完全不同的局面，“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必须迅速从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将我们每个党员提高一步，为此甘肃省委决定在《甘肃日报》上出《党内生活》专栏，诸凡党内批评自我批评、党的支部生活、党群关系等表扬批评，或经验交流的稿件均欢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因受历史条件制约和影响，在许多新入职的干部中，存在着很严重的恐美、崇美、媚美思想，这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部分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这种思想的存在，对全社会产生了较大的毒害，通过政治理论学习、志愿军英雄事迹和英模报告团的教育，通过党组织的系统思想工作，减少和打消了他们的恐美、崇美、媚美思想，使他们“分清了敌我界线，转变了麻痹思想”。

(三)采用统计和审查措施，增强干部队伍的纯洁性

为解决部分干部身上出现的贪图享乐、贪污腐化、松懈疲沓等不良倾向，党组织采取干部统计、鉴定和审查等措施，加强干部团结，严防腐败，增强队伍的纯洁性。

干部统计和审查，就是对干部队伍有一个全面客观的了解和掌握。新中国成立之初，党组织对部分干部的基本情况缺乏全面了解，而了解熟悉干部又是做好培养、提拔和配备干部的前提条件。针对这一情况，马文瑞讲到：“必须做好干部统计工作，以使我们对各方面干部的数量与质量状况，真正做到心中有数。”他指出“干部统计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工作，而是政治性的工作，即是用统计的技术来完成了解干部的政治工作。”而做好鉴定工作的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干部的“阶级觉悟、政策观点、工作态度、业务能力等如何”。鉴定的作用还表现在通过“自我检讨与民主评判的方式，以教育和提高干部”。通过统计和鉴定使党的组织对党员干部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既知一般的数量、质量，又知具体人的优点、缺点”③99-100。

1949年至1950年，党的主要工作是在新解放的地区迅速建设革命政权。录用干部量大，受历史条件局限，在录用时不可能做到逐一甄别。被录用的新干部，一些人身上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诸如“徇情包庇、贪污敲诈、欺压群众等违反政策、违反纪律的严重现象”。针对这种现象，中共中央西北局在1950年1月作出明确指示：“进行必要的审查了解工作，以便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纯洁我们的队伍。”①5

1951年6月至8月底，甘肃省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了干部审查工作。干部审查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极强，因此各地区各单位都十分重视。为落实好干部审查，各级和各单位都成立了党与非党参加的清查委员会，共分动员学习文件、坦白交代问题及处理三个阶段。具体实施过程中，采取以下办法：一是“坚持自觉自愿，不逼不追的方针和提高觉悟基本方法，运动发展的都比较健康”。二是集中统一领导，“大多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如“临夏等分区并派工作组赴县检查，这样做的运动就深入，交代问题也彻底”。三是从思想教育入手，“掌握思想动态，针对其思想情绪，反复地进行思想教育工作”。要解除当事人的“怕组织不相信、怕失业、怕镇压”等思想顾虑。四是采取灵活性和多样性的学习方法和交代方法。“大小会，个别交谈；口头、书面交代，这都由本人选择，不必硬性规定。”五是采取对革命对个人负责的、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作出组织结论。“根据个人交待的问题，由领导上做出处理意见，这结论交代什么作什么结论，不是无根据的打下政治保票。结论做出后，必须及时适当的处理。”

审查干部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一是基本上清除了革命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划清敌我界限，提高了警惕，对干部麻痹思想有所克服。二是便于“使领导上初步掌握每个干部的历史政治情况，给今后教育使用干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教育了党的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认识到使用干部只看到有技术有能力，而忽视政治情况错误做法的危害”。三是经过干部审查中的激烈思想斗争，提高了广大干部思想觉悟，使他们对革命更加一心一意，很多人从此“确立了革命人生观，对没问题的那种麻痹思想和自由主义也克服了不少”。四是加强和巩固了党的组织和各部门的团结，提高了工作效率。通过审查干部，许多单位出现了新气象，“大都以主人翁态度对待工作”，极大地改善了机关工作作风。在党内还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与工作能力⑧7。

四、新中国干部队伍建设的当代启示

(一)干部队伍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的生命线

干部队伍始终是党的建设的骨干力量，党的建设首先要抓好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战争年代，党的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胜利，是因为我们党培养造就了一支胸怀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的优秀干部队伍。和平年代，发展经济、推进改革，离不开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新中国建立伊始，我们党和政府就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明确提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加快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步伐，为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历史的经验启示我们，治国之要，首在用人。在新发展阶段，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要统筹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从党和人民事业需要出发，真正把重品德、重才干、重担当、重实绩、重公论的导向鲜明树立起来，确保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发挥好干部队伍在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骨干作用。

(二)干部队伍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和严防腐败

百年党的历史始终伴随着从严治党、防止腐败这一严肃课题。在井冈山时代和延安时代，党中央、毛泽东就高度重视这一问题。1926年，党在大革命时期就颁布了第一个惩治贪污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27年，在党的五大上第一次选举产生维护和执行党纪的专门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些措施，就是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新中国建立后，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干部经受不住形势的考验发生了贪污腐化等问题，使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江山易打不易守的历史悖论，更使党面临一场新的严峻考验。党基于对执政条件和执政环境的深刻分析，从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建设实际入手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提出惩治和预防一体推进，构筑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机制。严惩腐败，同时又切实考虑干部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制定落实干部待遇解决具体困难的规定和政策，为党的干部队伍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历史的经验启示我们，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必须不断完善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制度，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通过反腐败的实际成果赢得人心、取信于民，极大增强群众对党的信赖和拥护。同时，要真心真情关爱干部，按照“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改革创新，推动形成埋头苦干、干事创业、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良好氛围。

(三)干部队伍建设要严把入口、实践培养和考核三关

选拔任用干部，严把入口关是基础，在工作实践中精心培养是关键，对干部进行严格考核、做到奖优罚劣是保障。新中国成立后，在选拔干部中党组织始终坚持了这一点。受当时条件局限，严把入口关，主要是制定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和从革命老区、军队中抽调干部，严肃干部的统计等。在实践中培养主要是从开展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中提拔经受住考验的干部。严格考核主要是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好干部审查、鉴定和总结，使党组织对干部情况有一个总体把握和评价，为下一步选拔使用干部打好基础。历史的经验启示我们，好干部既是严格选出来的，更是实践锻炼和严格管出来的。要严把入口，做深做细政治素质考察，深入了解干部的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等方面的表现，严格把好政治关这个首要之关。要加强实践锻炼，把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重大斗争最前沿、艰苦复杂环境和吃劲岗位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最好课堂，让干部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要建立健全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考核的知事识人体系，全方位、多渠道了解干部，客观全面评价干部的德才表现，使选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干部服气。

(四)干部队伍建设要不断通过学习达到补钙固本培元

重视干部教育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培训学习首先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948年12月24日，刘少奇指出：办高级、中级、初级党校“是提高理论水平的重要办法”[9]。1951年，习仲勋指出：“学习问题是党、政、军全体干部共同的迫切问题。”[7]99回顾党的历史，在每一个大发展、大转折、大变革时期，干部教育工作都及时跟进，以思想引领增强行动自觉。历史的经验启示我们，形势越是错综复杂、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要加强党的科学理论武装，推动形成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征程，要发挥好党校和各级干部学院“打头阵”“打基础”的作用，积极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坚持用党的科学理论凝心铸魂。坚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干部教育的战略任务，着力锻造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引导党员干部补精神之钙、固思想之元、培为政之本，大力倡导和弘扬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为我们党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工程、成就伟大事业打下坚实思想基础。当前，要结合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践中再创新的辉煌。

注释：

①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团结、培养与使用新干部的指示》，1950年1月27日，甘肃省档案馆全宗号92；目录号5；案卷号1。

②《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组织部档案》，1950年1月5日至9月13日，甘肃省档案馆全宗号92；目录号5；案卷号1。1951年1月19日至12月14日，甘肃省档案馆全宗号92；目录号5；案卷号8。

③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马文瑞同志十一月十日在干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12月14日，甘肃省档案馆全宗号92；目录号5；案卷号8。

④杨清福《解放初期皋兰政权建设与巩固》，政协皋兰县委员会《皋兰文史资料》1993年第2辑，第1页。

⑤杨兴茂《建国初期皋兰县政权建设纪略》，政协皋兰县委员会《皋兰文史资料》1993年第1辑，第17页。

⑥王秉祥《关于调动干部的几个问题及省委组织部的批复》，1951年4月12日，甘肃省档案馆全宗号92；目录号1；案卷号26，第30页。

⑦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对甘肃所需干部之解决办法与配备意见》，1949年6月18日，甘肃省档案馆全宗号92；目录号1；案卷号1，第1页。

⑧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1951年上半年干部工作简报》，1951年10月24日，甘肃省档案馆全宗号92；目录号1；案卷号27。

⑨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报告今年暑假兰大、西北师院毕业学生中的党团人数》，1951年5月26日，甘肃省档案馆全宗号92；目录号1；案卷号25，第8页。

⑩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报各级新缺区长以上干部数》，1950年12月，甘肃省档案馆全宗号92；目录号1；案卷号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