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铮

（上海电力大学宣传部）

一、问题提出

2015 年，美国Meerkat 和 Periscope 的出现开启了视频直播的热潮。随着我国5G 技术的发展，网络直播市场增长迅速，“以视频为传播媒介的网络直播成为网民信息获取和文化消费的重要形态”[1]。第 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6 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5.62 亿，其中电商直播用户占网民整体的32.9%，游戏直播用户占网民整体的28.6%，两者均涨幅明显。[2]而电商直播和游戏直播所面向的客户群体，主体就是大学生。作为伴随互联网发展而成长的原住民，大学生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在虚拟空间展示和表达自我，构建自我认同、他人认同，形成新的人机关系、人际关系，重塑“主体—网络—客体”三者的价值关系。

基于网络直播所具有的在场感、代入感、归属感和赋权感等特征，网络直播可以从场景、主播的外形声音、直播的内容形式着手，通过时间同步、空间互联，营造主客体的在场感，并通过话题、兴趣、策划等催生心理认同，增强代入感；直播间的小群体为现代社会原子化的大学生个体提供了一种重建社群归属的尝试，在这个群体里面，每个个体从存在感到满足感再到价值感，实现了对自我的存在再造以及与主播受众之间的价值关系重构。价值本质上就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意义关系。价值关系的形成既彰显了主体的欲望、情感和兴趣，也蕴含了客体的存在、属性及作用。价值具有的主体性、客观性、多维性和社会性为研究网络直播视域下大学生价值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研究网络直播视域中大学生价值关系，对于做好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有现实启示。

二、 研究述评

网络直播作为注册门槛低、技术操作低、资金投入低的“三低”媒体参与平台，受到广大青年学子的追捧，他们或为主播、或为“粉丝”、或为“看客”，以不同的身份呈现在平台上，交汇在空间里，演绎在关系中。

（一）文化、资本、技术：网络客观环境对于价值关系产生影响

网络直播是以视觉传播为主的亚文化种类，[3]作为一种亚文化，弹幕文化增强了观看直播的娱乐性。[4]而“皮”文化体现着网络社交环境下自我表达、形象构建、思维方式甚至价值观念的新特征，[5]直播文化中也会经常出现消极、悲观、颓废、绝望等负面情绪，诸如从“我好难啊”的玩笑式、情绪性表达到借由负面情绪诱导青少年自杀的“蓝鲸游戏”。[6]此类网络直播亚文化的正负两面作用都值得研究对待。任何一个直播平台挺过流量吸引阶段、获得快速发展，资本的支持和追捧必不可少，这就决定了商业资本将对其产业生态产生直接影响。[7]资本既包括经济资本也包括社会资本。通过虚拟道具购买、游戏引流、享受会员订阅、参与比赛竞猜、插播广告等方式，可以获取网络直播的经济资本。[8]大学生可以通过安排直播时间、选取直播内容、处理直播与生活的关系，来提升自己的社会资本。[9]网络技术的发展正深刻影响大学生的价值关系。技术改造正使网络直播成为超级文本，全面升级用户体验，产生全新的场景价值。[10]视频直播技术扩大了人的自主选择权、极大拓展了人的连接方式和体验空间。[11]网络直播平台的采纳在青年群体内部形成了显著的数字接入鸿沟。[12]随着网络直播技术的采纳和扩散不断延伸，技术对社会的作用完全转为显性，最终表现为技术决定。[13]这为我们审慎地看待文化、资本和技术在网络直播中所起的正反作用提供了理论思考。

（二）个体沉浸、主客交互、群体导向：网络主观环境对于价值关系产生影响

沉浸感体现使用与满足。时空一体的沉浸式体验，正在推动网络直播从人们惯性化的生活场域发展成为泛在化的社会文化仪式。[14]需要注意的是，网络语境中语义沉浸、表象沉浸及情景沉浸分别通过自我概念及群际识别的中介作用，对用户社会认同产生显著负向影响。[15]在身体消费文化下，沉浸其中的用户不再通过内容本身反思自己，而是不断增加对物品、场景和主播本人的视觉凝视。[16]交互性体现陪伴与分享。作为一种新兴的高互动性视频娱乐方式，网络直播符合了大学生的娱乐游戏心理，融合了大学生们表达情感。[17]网络交互以一种虚拟的方式满足了人们现实中没有得到的社会认同归属感，满足自我需求。[18]通过弹幕评论和虚拟道具打赏功能，主播一对多的实时互动满足了用户追求存在感的社交愿望。[19]导向性体现引导与塑造。直播等现代新媒体技术具有“创造社群”的作用。[20]在网络直播中，群体的作用和“意见领袖”的作用对于网络行为规范和网络舆情监管很重要。青年通过认同群体的主体间交互，产生交互行为，才使得聚合行为得以产生，从而形成趣缘群体。[21]“意见领袖”同时与大批“粉丝”对话，并对他们的观点有着指向性的影响。[22]青年网络直播社群的演化发展逻辑，是青年自发的个体价值追求而达到群体利益满足的过程。[23]这需要我们重视研究直播主体自身、主体与受众、受众群体对于网络直播价值关系的重要影响。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问卷调查对象是上海高校在校生（包含高职生、本科生、研究生）。问卷调查通过互联网调查平台开展。共有2328 人参与网络问卷，对提交的问卷作了逻辑梳理，有效样本2279 份。此外，为更深入、直观地接触和调研大学生参与直播的现状，研究抽取了3 位主播、3 位粉丝和3 位看客作为访谈对象。6 位主播和粉丝主要通过滚雪球的抽样方式获得的，即先选取认识的主播和粉丝，然后通过他们推荐联系到其他主播和粉丝。3 位看客在发放问卷过程随机挑选。访谈对象兼顾高校办学层次、学历层次、户籍来源和参与或观看直播的年限等，访谈对象均为95 后大学生，使样本采集具有网络直播的时代性。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上海大学生对网络直播过程中价值关系的认知和判断。研究设置8 个题目，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主播与受众（粉丝和看客）之间的主客关系；二是直播本身所内嵌的关系所引发的在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影响。结合受访者“主播”“粉丝”和“看客”的身份，分成3 个因子，“主播”是指有自己直播账号，定期或者不定期开展直播活动的大学生；“粉丝”是指因情感寄托、价值投射、购物满足等原因较为固定地关注主播并会产生打赏、送礼物、购买等行为的大学生；“看客”是指闲暇时间浏览直播，没有明确的目的和喜欢的主播，也包括由于“粉丝”同学招呼而进入直播观看的大学生。

自变量主要包括大学生每天观看或参与网络直播的时间、使用网络直播类APP 的情况、观看或参与网络直播的类型、观看或参与网络直播的需求、观看或参与网络直播后的感受、网络直播存在的主要问题等方面。

四、结果与分析

（一）物理镜像：成长经历与知识体系对参与网络直播的影响

1.性别代入：身份认同与角色适应

在2279 份有效样本中，女生占比67.0%，男生占比33.0%。超过一倍男生样本的数据表明，更多女生参与网络直播，而其中“主播”身份的只有27.8%，“粉丝”身份的超过半数，达52.5%，“看客”身份的占19.7%，总体显示女生更愿意作为一名忠实的粉丝，在直播的主客关系中更多作为“被动接受”的角色，并通过弹幕互动、礼物馈赠、私信留言等方式满足自我的精神投射。“我认识的一个主播就把直播间、微信群、QQ 空间、微博联合与粉丝互动，包括话题设置、有问有答、线下活动线上展示，还有生日小惊喜等，她将自己的直播间变成了一个温暖的心灵港湾，粉丝黏合度就很强。”（5 号受访者，26 岁）而受调查的男生“主播”和“看客”比例相近，只有“粉丝”比例最低，只有13.6%，表明男生在网络直播中的主导性和随意性更强一些。

2. 知识嵌入：专业分化与学历分层

调查发现，参与网络直播的大学生中，所学专业以文科和艺术类居多，接近70%，他们的知识背景更便于在直播中产生互动话题，他们对美食、美图、美文等更有敏锐性，对生活有更多感性感悟。同时还发现，学历越高关注和参与直播的比例就越低，博士生参与调查的人数最少（158，6.9%），硕士生（572，25.1%），这从侧面说明，随着年纪的增长和学业压力的增加，学历越高的学生参与直播的兴趣少了不少，即便有也多是帮助学业。“我本科在家乡城市一所师范类学校就读，我看直播主要是为考研储备知识，通过付费观看一些辅导大咖的讲解，确实对我考研很有帮助。”（4 号受访者，24 岁）“我还真见过大学生在直播讲解高数和大物复习题的，那位小哥思路清晰，口才也好，觉得挺有收获的。”（6 号受访者，19 岁）

3.经历融入：背景作用与视野影响

35.6 %的受访者来自农村，在来到上海、进入大学之前，知道有直播，但是很少参与和关注，即便有参与的，也与家庭生活经历密不可分。“我来自农村，我们家就是做农产品加工的，我寒暑假都会在家直播销售，东西好价钱公道，销量还不错。”（3 号受访者，20 岁）有些来自城镇的学生，视野比较宽，在关注和参与中还有创收尝试。“我进直播这个圈在同学中算是早的，随着游戏的升级换代，我游戏直播的技术也不断精进，将爱好和挣钱结合起来就很快乐。”（1 号受访者，22 岁）“我比较喜欢唱歌，后来我就开了直播，没挣啥钱，但是收获了自信和开朗。”（2 号受访者，24 岁）

（二）场景镜像：内容剧本化与形式表演化对参与网络直播的影响

1.“看”与“秀”：网络直播中的规制与自由

在网络直播中，主播将自我置入不同的场景中进行表演，网络术语称之为“秀”，但“不同于单纯意义上的观看，它包含着视觉和心理层面上的张力。”[24]这类似于劳拉·穆尔维式的“凝视”，体现着同一场景下的“主导”与“服从”。在这一活动中，“前台”剧本人设的表演与“后台”真实个体的存在就会形成是否相符的疑问，而这种“断裂”在“上海大学生对网络直播过程中价值关系的认知和判断分析”调研中有体现：“主播人设与主播自身能否统一”“主播人设与受众期待能否统一”和“主播身份与学生身份能否统一”中得到较为客观的验证，即身份“主播”是自我认同，选择“能”的分别为59.4%、76.4%和57.8%；身份“粉丝”是狂热簇拥，选择“能”的分别为65.4%、57.1%和49.8%；而身为“看客”的则是半信半疑，选择“能”的全部不足半数，分别为23.4%、44.6%和32.8%。 “前台活动中，人们所扮演的往往是一定程度上理想化和社会化的自我；后台活动中，人们流露的是自发性主我的意识。”[25]“看”与“秀”都有不同的目的，但是这种“自由”必须处于场景的“规制”之下。“以前有关注一个将大学校园逸闻趣事编成段子，再用略带夸张肢体语言表达的脱口秀主播，起初挺喜欢这种有才气又有风趣的主播的，可后来可能由于内容匮乏或者没有用心搜集编辑，主播便经常拿学校有的任课教师和身边同学开涮调侃，有时甚至为了笑果，极尽挖苦之能事，听起来一点不舒服，觉得像个跳梁小丑，也就不再关注这个主播了。”（9 号受访者，19 岁）

2.“在场”与“离场”：网络直播中的“作茧”与“破茧”

巴兹·克肖（ Baz Kershaw） 曾说道：“社群剧院所采用的核心策略是‘参与’，旨在建构特殊的身份，以确保他们没有误判社群的需求，并确认自己也真正地为社群所需要。”[26]网络直播间就像一社群剧院，当“在场者彼此监察时，情景随之开始；倒数第二人离场时，情景随之消逝”[27]。在这里，“粉丝”“看客”与“主播”或疏离或亲近，或私密或公开，或热烈或沉寂地体验着情感的归属、话题的分享、情绪的慰藉抑或是闲暇的打发，而这种“沉浸式”体验容易强化群体特征，继而形成“信息茧房”，局限甚至破坏着大学生的知识框架、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等，而理智地“离场”不啻为焕然一新的“破茧”。“确实遇到过一开始态度和蔼可亲、套近乎拉关系的主播，一旦后来没人刷礼物或者推销物品没人买的时候，主播的脸立马就变了。直播间的气氛就变得很尴尬、很诡异。后来我就退出直播间，取消关注了。”（8 号受访者，23 岁）

3.“实相”与“拟像”：网络直播中的“读图”与“识图”

在读图时代，图像成为信息呈现的重要载体。“图像转向”的提出者美国学者米歇尔（W. J. T.Mitchell）就指出，当下我们生活在由图像、视觉类像、脸谱、幻觉、拷贝和幻想所主导的文化中。[28]在网络直播中，主播就用视觉符号编织着“诱惑”与“迷惑”，用一幅幅拟像的图景传达着自己的理念。事实上，直播中的视觉万象不全是现实生活的真实映照，甚至与生活本质背道而驰。“对于一些‘吃播’的弄虚作假和暴饮暴食，我就很厌烦，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我比较欣赏李子柒那种将中华民族优秀的饮食文化用中国化的生活方式演绎出来的直播风格，觉得这才是青年人应当向社会和他人传递的正能量，有感染力、号召力和影响力。”（7 号受访者，25 岁）但是对照“自变量基本信息”调研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参与网络直播主要目的是获得身心愉悦。包括89.4%的“粉丝”和“看客”、76.4%的“主播”，以及85.2%的受访者表示，参与直播的类型是娱乐类。这种过度偏好图景传播的现象值得重视和反思。正如法国学者居伊·德波（Guy Debord）所言，视觉文化“不是形象的积累，而是人们使用形象传播作为中介时他们所建构的社会关系”，[29]在这种关系中，只“读图”不“识图”，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判断、观念表达、社会交往、集体行动都会造成潜在的风险。

4.“解构”与“重塑”：网络直播中的同化与异化

直播平台是以主播与受众之间的认同与归属感为联结。“解构”是原有主播主导的关系被打破，在主播与粉丝和看客的互动中重塑关系，这种关系彰显着“个性与特点”的异化、“迎合与满足”的同化。在“上海大学生对网络直播过程中价值关系的认知和判断分析”调研中，“物质满足与精神满足能否统一”的调查显示，87.7% 的“主播”、71.9%的 “粉丝”和51.3%的“看客”，选择了在网络直播中既能获得物质满足又能获得精神满足。“直播技能与受众需求能否统一”中也都是超过半数给予肯定，这都表明主播个体的知识结构、媒介素养、言谈举止、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通过话题引导、表现方式、张扬个性、凸显特色，形成黏合的粉丝效应，在存在感的基础上实现物质获得的满足感和精神传播的成就感。而“直播效果与传播价值能否统一”则在“主播”（72.0%）和“看客”（23.0%）两大群体得到了相反的结果，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受众不是简单地接受主播的“产品”和价值观念的生产和输出，而是通过他们的关注、点赞、送礼物以及互动交流形成对主播价值观的认可与赞同，也可以通过取消关注、互动交流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这种程度上，受众更为明确自己的价值取向，而且通过明确的表达方式来反馈，所以说主播与受众价值关系的主导权还真的不仅仅在于主播。这对于抵制和限制直播内容和形式的低俗化、庸俗化和媚俗化以及“情感诱导”“娱乐至上”“庸俗恶搞”“攀比消费”和“弄虚作假”等网络直播问题都有积极作用。

（三）问题镜像：关系模糊与价值消解对参与网络直播的影响

1.空间关系认知的错乱

以私人空间遮蔽公共空间。公共与私人的关系，在隐私合理期待理论中，被置换为作为部分的社会成员与作为整体的社会之间的意志承认关系。[30]主播的一言一行虽然在直播空间是私下的表达，但是通过网络直播这一公共媒介，立即变为公开的影响。正是为了迎合和满足受众对于主播个人隐私的好奇与窥探，扩大自己的影响、吸引更多的粉丝，网络直播间这一进入不设门槛的公共空间就逐渐成为主播展示“隐私”的空间，甚至不惜以私人空间遮蔽公共空间，换取受众的认同与追捧，进而在这种关系互动中获取利益。

以虚拟空间入侵实体空间。大学生希望通过网络直播的互动，获得自我的身份认同、角色认同、价值认同和生活方式认同。但是网络直播的“虚拟空间”使得主播与“粉丝”之间的认同关系混沌不清。主播为了增强粉丝的黏合度、提高粉丝打赏收益，会刻意做一些迎合粉丝群体需求的“人设”，很多粉丝沉迷于“主播人设”和自己所构建的“主播身份”认同上，将主播虚拟的网络身份与现实期许对号入座，容易将自己的价值认同过于理想化，进而对于自己现实的学业和生活产生影响，而没有看到主播更多是在表演而非生活本身。

2.主客关系认知的混乱

主播主导受制于受众引导。在直播关系中，主播本是居于话题策划、形式表达、情感互动的主导地位的，在这其中，主播的知识结构、专业技能、生活经历等成为吸引受众的个性化表达。但是对于知识体系尚不完备、专业技能尚显匮乏、生活经历尚缺丰富的大学生而言，其个性化的塑造不是自身的自主行为，而是在受众期待、呼吁、反馈、打点、赞赏、点赞中被动塑造的，只因粉丝才是“衣食父母”、流量才是挣钱门道。而在不少受众猎奇、窥探、趋向“三俗”的引导中，主客关系出现颠倒，这也为直播乱象埋下了伏笔。

精神诉求让位于物质满足。网络直播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追捧。但是，网络直播不只是追求物质的平台，它还引发网友大胆的联想：对人类价值观的传播、文化多元性的推广、排解人类孤寂的新探索等。技术与人性、启蒙、进步联在一起成了人类理想的引擎。[31]过度强调和追逐物质，对于大学生价值观必将产生消极影响。但是现实是，主播物质的需求消解了精神的担责，沉溺网游的直播、哗众取宠的段子、毫无营养的闲扯、不良习惯的秀逗等使得主播对于网络空间“三俗”的产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3.传播关系认知的杂乱

信息传达的碎片化与期望接受的整体化之间的矛盾。可视性、交互性、实时性、沉浸性的形式创新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直播在影像时代如鱼得水，占得先机，一方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参与其中，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缺乏文字思想支撑的内涵的匮乏，就像是没有营养的快餐，轰轰烈烈畅快之后空虚一地。用碎片化时间来直播，同时又缺乏主题与设计，缺乏引导与规范，这就难免造成从直播中表达和传播的信息是碎片化的，但是对于受众来讲，又期望通过直播更为全面地了解和认知主播个人或者主播传达的信息结构、知识体系，这就造成了信息传达的碎片化与期望接受的整体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与主播的组织策划、直播样式和目的有关系，与受众的期待需求和观看模式有关系，也与网络直播平台的传播特征有关系。

信息传播的虚妄化与期望获得的真实感之间的矛盾。如今的直播平台已经进入了“随走、随看、随播”的 3.0 移动视频直播时代，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愿意参与其中，直播并分享自己的生活。但是直播准入门槛低导致主播素质良莠不齐、鱼龙混珠，个人信息存在弄虚作假，虚构个人出身和成长求学经历，博同情、博眼球，通过个人虚妄“人设”标榜自身价值 ；也存在一些不明事理或者别有用心的主播，无意或者有意传播一些不切实际的甚至触犯直播规范的信息，达到其哗众取宠或者不可告人的目的；也有主播利用直播带货、推销，利用受众信任感和同情共振，售卖一些虚假物品，获取不义之财，等等。这种欺瞒、诱骗、伤害受众身心的直播会损坏网络直播平台的信誉、主播的信誉，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正确树立产生了消极影响。

五、对策及建议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通过网络直播传媒参与社会事务、表达自我诉求，这对于提升他们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培育能够担当社会重任的时代新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2]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到网络直播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建设，健全网络空间法律体系，锻造网络空间治理人才队伍，指导、监督、创新直播内容，不断提升网络直播的价值引领作用。

（一）价值关系中空间规范的重构

1. 划清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

公共空间在现代人际交往语境下，不仅是个地理的概念，更是指人们在一定空间里广泛参与、交流与互动。由此可见，网络直播间已不能称之为私人空间，这就需要用公共行为规范来约束主播与受众的言行举止。在现代化社会，规范人们的公共道德准则和人际交往行为不仅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更可以借助别人使自己获得在能力上、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延伸。2020 年6 月24 日，中国广告协会发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对网络直播营销中的商家、主播、平台经营者、主播服务机构和参与用户的行为提出明确要求。《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 年）》第六点专门列“依法治理网络空间”，要求制定完善对网络直播、自媒体、知识社区问答等新媒体业态和算法推荐、深度伪造等新技术应用的规范管理办法。

2.优化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关联

实体空间体现着人们在社会各个领域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中的关系融合，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事务融合，传播者与接收者的信息融合；虚拟空间则利用虚拟身份、消解角色、解构责任、抹杀差异等方式实现了主体、客体、媒介、技术、知识、言行在多维时间、异质空间境遇下的融合。在实体空间中，价值关系有明确可见的系统、领域与对象，而在虚拟空间中，圈层关系被打破，知识界限被打破，身份表征被打破，地位架构被打破，由此带来的价值表述、价值认知、价值引领都需要重构。虚拟空间被实体空间规定所规范，这对于价值关系的认知和重构作了框架或者基础的准备，但同时也要看到虚拟空间对于实体空间的超脱，正是这种超脱对于不少网络成瘾者有浓厚的吸引力。只有优化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关联，才能在虚实之间、新奇憧憬与重复日常中安顿身心。

（二）价值关系中身份角色的重构

1.促成“呈现的身体”与“在线的身体”的互补

“呈现的身体”是指通过直播平台、软件技术，呈现在电脑屏幕上的物理身体；“在线的身体”则通过外在形象、肢体语言、身份角色等符号标记的电子环境下的身体。在大学生这一群体中，身份的确认对于价值关系的认知和重构十分重要。大学生受自身年龄、阅历、专业知识等影响，还比较欠缺对各种信息资源的正确解读、客观批判及有效利用的能力，容易受“在线的身体”的诱惑，在主客关系中容易陷入要么迷恋与盲从，要么处于讥讽与谩骂的偏激状态。而部分大学生存在浮躁思想和盲从心理，易陷入推动社会错误价值观和负面情绪的恶性循环。[33]应该通过“在线的身体”分析探究“呈现的身体”，发现价值取向做好研判引导；同时用线下思想政治教育规范好“在线的身体”，促成“呈现的身体”与“在线的身体”的互补，优化主播与受众之间的价值认知和重构。

2. 实现物质获取与精神传递的互溶

在资本对网络消费的大肆扩张下，文化“以文化人”的本质功能正受到严重威胁，只有正视资本的增值本质以及网络文化日益的功利化、娱乐化、虚幻化和虚荣化，才能尝试两者互溶，达成理性消费，重构网络文化的价值理念。面对来势汹汹的资本消费大潮，我们需要引导网络直播中的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身份角色观念，在求学阶段，网络直播仅仅是大学生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盐”，而不是“汤”，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舍本逐末。一方面，主播物质获取行之有道，获取礼物不能强制或者胁迫，售卖物品要确保品质和信誉，更要学习李子柒般将物品销售与文化生活理念有机融合；另一方面，粉丝和看客要树立合理的消费观念，处理好虚假需求与必要需求之间的关系，倡导科学消费、绿色消费、理性消费和适度消费。这种合理消费观的培育和引导也是对大学生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风气最好的驳斥与规劝。

（三）价值关系中技术生活的重构

1.推动“生物体逻辑”与“技术逻辑” 的互嵌

梅洛-庞蒂认为，身体不是一个物体，其本质为媒介……即身体作为介质，既是世界的中心，又是其显现的载体。物体人成为移动网络的节点主体。人作为主体的感知、行动都可以被技术、算法所利用并制造成为数据，这也预示着生物体逻辑与技术逻辑的互嵌。[34]这种互嵌体现了技术异化对于主客体价值认知和重构的作用。人没有因为技术的发展而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反而在“生物体逻辑”与“技术逻辑” 的互嵌中，主客体的价值关系被异化的技术所诱发、规范和引导。这就需要我们从技术层面做好监管，倡导主播或者受众侧重于内容交流、经验分享、价值传播、精神引领，而不能仅限于浮夸、吸睛、炫耀、攀比的表面主义、形式主义。

2.打造营销生活与价值传播的互通

网络直播不仅仅是传播方式、营销方式，更是生活方式和价值方式，而这些方式都和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实践与精神等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有专家认为，网络直播的内核就是经济利益下的人际交互，通过后台前置、猎奇窥视，互动参与、游戏嬉戏，人设表演、文化多元，超越现实、心理满足等渠道，达到网络直播情感体验下的狂欢盛宴，同时又看到了狂欢盛宴下的文化陷阱。[35]面对大学生的狂欢盛宴，教育者需要做好“盛宴”的安全保卫工作以及“宴席”美味佳肴的营养健康，同时最好还有宾至如归的宴会满意体验，就在这样一场Party 中，让客人的参与感和代入感得到保障，让主人的获得感、满足感得到保障，通过热情、专业、周到的服务，在互利共赢中达成共识，寻找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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