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友

入仕和归隐，一直以来都是潜藏在古代文人士大夫内心的深层矛盾。他们一方面积极进取，通过为官而获得权力并享受出仕好处，同时又非常想保持个人心境的超凡脱俗，过着“腰悬竹使符，心与庐山缁”〔1〕的理想生活。这种矛盾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程度的调和，一种兴起于唐初，盛于中唐，并一直延续到宋代的隐逸方式“吏隐”，成为唐代文人士大夫群体中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和风尚〔2〕。据杨晓山在《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一书中对唐宋诗歌的研究得知，“吏隐”这一概念在语言描述上的确立，大概在7世纪晚期或8世纪早期。但这种观念由来已久，在东方朔生活的时代就已经十分成熟。东方朔曾将自己处世的态度形容为“避世于朝廷间”，既然“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又何必求于“深山之中，蒿芦之下”。杨雄批评东方朔这种状态不配称为隐者，因为这种禄隐的方式并非那个时代的人们所能接受的〔3〕。当后世人们的态度发生改变，这种“自我陶醉”的表白，成为身居闹市的“隐士们”自况时常用的修辞模式〔4〕。

唐末五代“吏隐”文化背景下的杨凝式

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五代的书写史异常凋落。而杨凝式一人最受北宋学者的推崇，且将他与颜、柳并称，近代学者更是称其为由唐入宋的“枢纽人物”。杨凝式的生命历程几乎横跨五代，又在唐末生活了三十余年，对于唐代文人的吏隐心态一定非常熟悉。10世纪初，杨凝式随晚唐朝廷的东迁来到洛阳，并从此定居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