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寿田

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20世纪90年代初，李泽厚曾概括当时思想文化界的状态说“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一时传为名言。李氏所指的是当时学术领域弥漫的保守主义倾向，主张回到乾嘉，“乾嘉才是学问的正统。学术就是考证，其他一律均为狗屁。只有学问家，没有什么思想家”。

李泽厚后来回忆说：“更正一下，‘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是1993年，我给香港《二十一世纪》‘三言两语’栏目写的三百字左右中的一句话，并非什么正式文章……我提出这个看法本是对当时现象的一种描述，并没作价值判断，没有说这是好是坏。但我的说法却被误读，认为我反对搞学问。后来王元化先生在上海提出‘要做有思想的学问家和有学问的思想家’。但我认为，这讲法意义不大……思想和学问还是显著不同的。那么，有学问的思想家和有思想的学问家，一下把这种不同拉平了，就没有什么意思，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的人，同一时代也需要不同的人，这样才有意义。”

李泽厚认为没有必要在学问思想间论高下，“任何时代都需要这两种人……但大家也知道。学问家可以有百千，即使一般却能真正影响人们的思想家也只屈指可数”。

有人认为学问包括史科考据即是一切，而根本不懂史科考证的逻辑与思想文化的逻辑判然有别。思想的价值在于穿越史科，形成问题链与宏观的文化历史观念，思想与理论观念密不可分。没有理论体系就谈不上思想。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是上升到哲学高度的儒道互补思想文化体系建构，而不是史科考据构成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