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的主体及主体间性
——从冯唐译本《飞鸟集》谈起
2021-04-15陈家晃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2021年5期
陈家晃
(四川民族学院 外国语学院,四川 康定 626001)
冯唐译本《飞鸟集》在翻译界和文学界所引发的争议是近些年来少有的。就其影响范围而言,该译本不仅在国内掀起波澜,在印度也引起极大关注,《印度时报》和《印度教徒报》及新德里电视台等印度主流媒体均对冯唐译本进行了报道[1]。就其争议程度而言,该译本毁誉不一,赞誉者认为该译本翻出了诗意,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中文译本[2],是“最具诗意、最为押韵”的中文译本[3];批评者认为冯唐译本“俚俗不雅”“亵渎泰戈尔”“充满荷尔蒙味道”“太黄”“太自我”“太注重押韵”[4],“译句粗俗,不仅歪曲亵渎了泰戈尔,也暴露了其本人以及时代文化的恶趣味”[5]。鉴于冯唐《飞鸟集》所引起的巨大争议,浙江文艺出版社于2015年12月28日在全国各大书店及网络平台下架召回该书。冯唐译本《飞鸟集》从出版到下架历时半年,这是作者、译者、读者三方在极短时间角力的结果:作为一位译者,冯唐极力表现自我,充分展示个人风格。冯唐曾说:“翻译应该更‘有我’一些,没些浑不懔的‘有我’劲儿,怎么逢山开道、遇水架桥?”[4]然而,无论冯唐如何自我表现和创造,他都不能完全脱离作者泰戈尔和广大读者的约束和影响,毕竟翻译伦理和最基本的契约精神,意味着译者不能随意超越作者在原文本所创造的空间,泰戈尔的潜文本里不会埋藏着冯唐笔下的这些意味[6]。此外,在读者接受理论盛行的当下,冯唐化的译本《飞鸟集》受到广大读者的口诛笔伐,有读者形容冯唐的翻译是“病态翻译”[7]“诗歌翻译史上的一次恐怖袭击事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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