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雯

摘   要：在对外开放以及乡村振兴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民生活水平起着关键作用。本文基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及我国26个城市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简单中介模型，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民生活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降低农民生活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减小农业生产规模来降低农民生活水平，尤其是在农产品、牧业以及渔业生产行业。此外，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以及农业生产条件越好的城市越容易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对贸易依赖程度较高。本文对乡村振兴战略及“脱贫攻坚战”相关战略的制定的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农业生产规模;农民生活水平;对外开放

一、引言

贸易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了某种目的而制定的、对外贸活动进行管理的方针和原则。一国主要的贸易政策工具有“关税”和“配额”，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衡量了一国市场对外开放的确定性，当不确定性上升时，表明对外开放程度降低，反之，则上升。

近几年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逐渐成为国内外热烈讨论的主题，尤其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他出台了一系列对外政策，对国际贸易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如退出“TPP”协定;单边挑起“中美贸易战”;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等（Stiglitz，2018）[1]。Tam（2018）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不仅影响本国经济发展，对他国以至全球都会造成影响 [2]。一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本国内各行各业都有可能产生影响，如韩慧霞（2020）[3] 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高新技术行业的影响，钱学锋（2017）[4] 和范积子（2020）[5 ]等人则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的影响，也有学者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行业的影响（王新，2020）[6]。现有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农业发展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农产品贸易（李俊茹，2020）[7]和農产品价格（张俊华，2019）[8]方面，而对农产品生产源头以及农民影响的研究并不多。

基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国各行各业的广泛影响性，本文假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农业生产的渠道来影响农民生活水平，并基于Ahir（2019）等人[9]编制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及我国26个城市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简单中介模型，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通过降低农业生产规模来降低农民生活水平。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范围扩展到“三农”方面，扩充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范围;把国际市场环境因素纳入农民生活水平研究中，补充了农民脱贫的相关文献。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农民生活水平

随着国际化的加深，国际贸易涉及到各行各业，农业也不例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会影响国际贸易的发展。大多数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抑制了产品的进出口（Tam，2018;孙林等，2020;钱学锋，2017）[2，4，10]。由国际贸易理论可知，农产品贸易有助于提高贸易双方的福利水平，如Pierce（2016）[11] 基于中国加入WTO这一自然实验，发现美国从中国进口的TPU下降有助于提高美国全社会的福利水平。

社会福利越高，农民福利水平也会越高，农民生活水平则越高。农民收入增涨，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时，出口成本下降，农产品出口总额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生活水平可以得到提升。范娇娇（2020）[12]基于我国农户数据构建FGT贫困指数，发现农产品出口可以显著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减少农民贫困;另一方面，农民日常生活开销可能因进口成本下降而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时，贸易壁垒下降，进口成本降低，商品价格下降，农民生活开销降低，农民生活水平则上升。此外，不确定性也会影响农产品价格，张俊华等人（2019）[8]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农产品价格具有持续性的负向冲击，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时，农产品价格波动性较小，农民收入有保障，农民生活水平则上升，反之，则降低。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降低农民生活水平。

（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农业生产规模与农民生活水平

既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农民生活水平产生影响，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多依赖于农业产出的收入，那么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通过影响农业生产规模来进一步降低农民生活水平呢？即农业生产规模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民生活水平的影响中是否为中介影响因素呢？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一方面通过抑制农产品出口来减少农业生产规模，另一方面通过减少农业技术进口来减少农业生产规模。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过高时，贸易壁垒增加，农产品出口成本上升，不利于农产品出口，进而不利于农产品生产规模的扩大。鉴于农产品的生命期较短，当农产品产量过多时，农民会担忧无法通过外销手段将农产品快速销售出去，因此不会加入到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行列中来。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降低农业生产规模来降低农民生活水平。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农业生产规模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中介作用机制，建立如下简单中介模型：

其中，式（1）衡量TPU对农民生活水平的总效应，LIFEit为城市i在t年的农民生活水平;TPUt 为t 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式（2）衡量农业生产规模对农民生活水平的中介效应，FARMit表示农业生产规模;式（3）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农业生产规模的影响。Zit代表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gdpit），农业生产条件（fpit），人力资源水平（humit）以及经济发展动力（developit）;λi表示省份固定效应，εit代表随机干扰项。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用城市i在t年的农民人均消费在农民人均收入中所占比例（LIFE1it）来衡量农民生活水平，当该值增大时，表明农民人均消费在人均收入种占比提高，农民人均剩余减少，农民生活水平降低，反之，则上升。此外，也用农民人均收入与农民人均消费的差值（LIFE2it）来衡量农民生活水平，差值越大，表明农民人均剩余越多，农民生活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后者用于稳定性检验。

2. 核心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TPUt ），由Ahir等人编制而成。基于新闻文章，Ahir等人将涉及“贸易”、“政策”和“不确定性”等字眼的文章除以文章总量来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该指数越大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越高，反之，则越低。该指数原始数据为月度数据，本文对其进行三种方式处理（1）测算12个月份的算数平方根后取对数，即TPU1（2）将12个月的指数加总后取对数，即TPU2（3）直接将12月份的数据取对数，即TPU3。其中TPU1 用于基准回归，其它两个指标用于稳定性检验。

本文中介变量为农业生产规模（FARMit），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FARM1it）的对数形式来衡量，该值越大，表明农业生产规模越大，反之，则越小。此外，分别对农业总产值（FARM2it）、林业总产值（FARM3it）、牧业总产值（FARM4it）以及渔业总产值（FARM5it）进行异质性回归，探究不同农产业的中介效应。

3.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控制变量如下：

经济发展水平（gdpit）：用城市it年的GDP总量的对数形式来衡量，该数值越大，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农业生产条件（fpit）：用城市it年的农村用电总量来衡量，对原始数据取对数，数值越大，表明农业生产条件越好。

人力资源水平（humit）：用城市it年的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数来衡量，对原始数据取对数，数值越大，表明人力资源水平越高，

经济发展动力（developit）：用城市it年的专利批准量除以城市it年的人均GDP总量来衡量，该数值越大，表明城市i发展动力越强。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以2009-2018年中国26个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本文核心变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TPUt）来源于PU网站①，其它统计数据都来源于2010-2019年各城市统计年鉴。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

从该表可知，life1最小值为0.913，最大值为1.051，life2最小值为-0.426，最大值为0.803。life1最小值小于1与life2最小值为负值意义相同，都表明农民人均消费支出较收入多，农民入不敷出，生活水平下降。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三个指标来看，tpu3要稳健些。从农业生产规模变量来看，各变量最小值与最大值差距较大，标准差也较大，表明各城市农业生产规模差异性较大。此外，各控制变量的标准差也较大，表明各城市之间异质性存在可能性较大，因此有必要进行异质性分析。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基准回归

为验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通过减小农业生产规模来降低农民生活水平，用OLS对模型（1）（2）（3）回归，得到回归结果如下，都使用聚类标准误。其中列（1）（3）（5）表示不考虑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4）（6）为考虑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首先看模型（1），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增加life1。life1增加，表明农民消费支出占收入比例上升，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可见，TPU显著降低农民生活水平。对于模型（2），农业生产规模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减小life1，表明农业生产规模扩大能够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最后看模型（3），tpu1系数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因此，验证了假设2，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减小农业生产规模进而降低农民生活水平。

（二）稳健性回归

为增加回归结果可信度，对基准模型更换变量后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更换核心解释变量tpu，先对模型（1）更换，即使对tpu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系数依旧在1%水平下显著，tpu2和tpu3对life1系数依旧在1%水平下显著，而且从经济意义上看，也更为显著（模型（1）中tpu2和tpu3系数比tpu1更大），再一次验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能够降低农民生活水平。之后对模型（3）更换，得出tpu2和tpu3对farm1系数为-0.146和-0.171，在1%统计水平下依旧显著为负，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确实会减小农业生产规模。

之后更换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life1。首先对模型（1）更换，将基准回归中的life1更换为life4，tpu1对life4系数为-0.002，且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减小了农民人均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之间的差额，降低了农民生活水平。最后对模型（2）更换，farm1系数为0.101，且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农业生产规模扩大了农民人均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之间的差额，促进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可见，即使更换了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后，模型回归结果依旧显著，再一次验证本文假设2。

（三）异质性回归

1. 中介异质性回归

为进一步检验各农业部门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中介效应是否一样，本文将模型（2）和模型（3）中农林牧渔业总产值（farm1）更换成农业总产值（farm2）、林业总产值（farm3）、牧业总产值（farm4）以及渔业总产值（farm5），分别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农业生产部门是否有不同影响以及不同农业部门对农民生活水平的不同影响，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由稳健性回归可知，tpu2稳健性较好，因此，异质性回归中都用tpu2进行回归。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农业生产部门有不同影响。由表4可看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农业总产值（farm2）、牧业总产值（farm4）以及渔业总产值（farm5）的系数分别为-0.029，-0.114和-0.145，分别在10%、1%和1%统计水平下显著，而林业总产值（farm3）系数虽然在10%统计水平下不显著，但也为负数，为-0.057，也能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林业生产规模负相关。此外，从系数大小来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渔业总产值抑制作用最强，之后是牧业总产值，最后是农业总产值。

不同农业生产部门对农民生活水平也有不同影响。农业总产值（farm2）、牧业总产值（farm4）以及渔业总产值（farm5）的系数分别为-0.012、-0.008和-0.003，且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而林业总产值（farm3）系数为-0.002，但在10%统计水平下不显著，由此可见，农业总产值对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最强，其次是牧业总产值，最后是渔业总产值。

2. 分组回归

由描述性统计可知，各省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本文在此对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生产条件分组，取中位数为分界点，高于中位数的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组（hgdp）和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组（hfp），反之，则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lgdp）的组和农业生产条件较低（lfp）的组。

对经济发展水平分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市基础设施越完善，经济效率越高。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有可能影响tpu对农业生产规模的作用过程，进而对农民生活水平产生影响，因此将样本分为lgdp和hgdp组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由该表可看出，模型（1）中，hgdp组的tpu2系数为0.008，且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而lgdp不显著，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的高城市，其农民生活水平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其农民生活水平不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一般开放程度越高，与外国联系较紧密，因此，农产品进出口更为频繁，而农民生活水平受农产品进出口的影响，则农民生活水平更易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一般农产品生产规模较小，农产品更多在本地自产自销，或从别的城市进出货，因此，受tpu影响不显著。在模型（3）中，hgdp组系数为-0.276，lgdp组系数为-0.040，且都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其农业生产规模受tpu抑制程度更高，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受tpu影响，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开放程度上升，对进出口依赖程度也上升，当tpu上升时，出口成本上涨，农民减小生产规模以减小亏损，农民生活水平因产出收入的下降。此外，tpu上升时，进口成本也上涨，商品价格上升，农民消费支出较之前增加，农民生活水平也下降。

对农业生产条件分组。农业生产条件有助于农民生产规模的扩大，进而对农民生活水平产生影响，因此将样本分为hfp和lfp组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模型（1）中，hfp系数为0.012且显著，而lfp组不显著，表明tpu对农民生活条件提高的抑制作用主要在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城市，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的城市受tpu影响不显著，这可能因为我国对国外技术的依赖程度较高，tpu上升导致技术进口成本上升，不利于农业生产;也可能因为本文指标选取以及样本量不够精确。此外，由模型（3）可得，对于hfp组，tpu对farm1系数在5%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城市，tpu增长反而促进了农业的生产规模，对于lfp组，tpu对farm1系数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tpu上升降低了农业生产规模，因此，结合模型（1）结论可得，虽然tpu促进了hfp组的生产规模，但显著降低了农民生活水平，这可能是因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出口成本，农民净收入实际上降低了，则农民生活水平也降低。

五、结论与意义

为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民生活水平的中介影响，本文基于我国26个城市面板数据，结合Ahir等人编制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构建了简单的中介模型，發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降低农业生产规模来降低农民生活水平，中介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农产品生产抑制作用最小，牧业次之，渔业最强，而对牧业抑制作用不显著，此外，农产品生产规模扩大对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用最强，牧业次之，渔业最弱，牧业影响不显著。分组回归后发现，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tpu通过降低农业生产规模来降低农民生活水平;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tpu虽然缩小农业生产规模但对农民生活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对农业生产条件较低的城市也一样，tpu虽然也缩小农业生产规模但对农民生活水平没有显著影响;而对于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城市，tpu上升反而扩大农业生产规模  但仍然显著降低了农民生活水平。

根据上述结果，本文得出如下启示：

其一，积极构建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在“脱贫攻坚战”的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农民生活水平的影响至关重要，外部市场环境对我国农民日常生活影响深远。虽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并不是我国内生变量，但可以通过对内对外措施的结合达到较稳定的外部市场环境。首先对内，维持稳定且高效的经济和贸易政策，保证国内市场的稳定性，提高我国软实力，以吸引更多外商投资，扩大我国资金流动总量;对外，积极寻求稳定的可靠的合作伙伴，积极参与区域贸易协定的构建，扩大我国进出口对象，扩充供应链选择范围，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

其二，严防对进出口过于依赖;要意识到过度全球化，也存在危险。当一国经济开放程度上升时，国内经济更容易受别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因此，在保证进出口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严防过于依赖，注重“双循环”型经济政策拉动经济增长，注重发展本国硬实力。尤其是在当前疫情造成大多数国外经济停滞不前甚至衰退的背景下，各国也逐渐意识到对别国进出口依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一国经济实力的实际增加。

最后，加大对农产品、牧业和渔业生产的投资;农产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对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作用最强，牧业和渔业随后。根据边际报酬理论，对农产品生产投资力度應该最大，牧业次之，渔业最后。可见，加大对农产品、牧业和渔业生产的投资有利于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快推动乡村振兴以及脱贫攻坚的进程。

当然，本文还存在许多不足：指标精确度不足。由于指标的可得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只有全国层面的数据，因此没有考虑到各省份的差别。此外，对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指标，由于本文只用农民人均消费与农民人均收入来衡量，属于均值指标，可能忽略了个体差异。样本量较少。由于指标的可得性，本文只采用了我国26个城市的数据，可能会忽略一些特殊省份的差异。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不能一一列举，这都有待于日后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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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范娇娇，盖庆恩，史清华.农产品贸易开放减少贫困了吗——基于微观农户数据的实证 研究[ J ].国际贸易问题，2020（09）：17-32.

（责任编辑：李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