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辉

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有着悠久历史，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国家之间广泛接触。作为交际最重要的语言，在各自的词汇史上都留下很深的印记。翻译作为不同语言人群进行交际的必要手段，自然也就被重视起来。不过，由于翻译者母语与第二语言——被翻译语之间的熟稔程度不同，以及不同文化、空间和时间的差异，常常会造成一些翻译乱象，或者更学术地说是跨文化交际障碍(barriers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跨文化交际障碍的现象虽然是世界各语种之间普遍存在的问题，但在中文圈里表现得尤其强烈一些，这是翻译界不争的事实和文化界的普遍共识。书评人乔纳森就曾指出，“中国翻译出版的现状”，“不能让人满意”(1)乔纳森：《谈谈〈巴黎评论·作家访谈I〉的翻译质量》，《南方都市报》2012年3月25日，第15版。；媒体人乔苏也提出，“欧美的翻译出版”“总体上质量要比中文翻译更可靠”(2)乔苏：《我对翻译作品有警觉之心》，《新京报》2012年3月28日，第C02版。。每当翻译乱象频出并引发跨文化交际障碍的社会热议时，翻译伦理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被学术界重视起来。

关于翻译伦理，虽然早在1984年法国翻译理论家Antoine Berman首次提出时并没有引起翻译界多大反响，但这一理论倡导在当下已经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Pym(1997、2000、2001、2012)、Chesterman(1997、2001)、Venuti(1998、2013)、Arrojo(1997、2005)等都有过理论贡献；国内也产生了《翻译伦理》(张景华)(3)张景华：《翻译伦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翻译与翻译伦理》(王大智)(4)王大智：《翻译与翻译伦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翻译伦理学》(彭萍)(5)彭萍：《翻译伦理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