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蕾

(成都体育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共同体”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最早引入共同体一词。当前，共同体理论已成为西方后现代问题研究的重要视角。从共同体理论的历史演变来看，西方共同体理论大致经历了道德共同体、契约共同体和美学共同体三个阶段。

所谓“美学共同体”，又称“审美共同体”或“趣味共同体”(community of aesthetics, community of taste)，是指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引起的大众审美方式的延展与变异：在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审美现象不但丰富多彩，而且本身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并以社会交往与道德实践的形式实现出来。在此过程中，作为传统社会之“共有利益”的伦理价值及其“道德共同体”诉求，逐渐被后现代社会的以审美价值为旨归的共同体诉求所取代，而这种全新的“美学共同体”一旦走入现实，便与大众的生存境况相合拍，并进一步成为大众痴迷追求的个体体验的理想境界[1]。

本文将从美学共同体的视域来考察现代社会的一种特殊媒介文化形态——媒介体育，探讨美学共同体在其中的定位和意义。

1 美学共同体的意涵

工业社会把人从自然、原始的共同体中解放出来，社会政治和经济现代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但过度强调个性化的个人主义时代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人们的目标感、认同感、归属感逐渐淡漠甚至消失，对话和交往趋向断裂，传统社会根基发生动摇。人们开始怀念过去的共同体，并期待重建共同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当代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之一齐格蒙特·鲍曼评估了共同体的历史和现实，认为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一个温馨的“家”。共同体允诺了安全感，但同时也剥夺了我们的自由。在《共同体》一书里，齐格蒙特·鲍曼将美学共同体作为一种虚假的、替代的共同体加以描述，他认为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详细阐述了美学与共同体的联系。身份认同看起来与美共享着共同体的存在地位：像美一样，除了广泛的协定和一致(明确的或默示的，通过判断的共识性的同意，或通过一致的行动表达出来)以外，它没有其他基础可以依据。就像美可以归结为艺术体验一样，我们正在讨论的共同体也是在这个体验的“温馨圈子”内产生并被消费的[2]。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认为共通感是鉴赏判断的前提，有关审美共通感的学说告诉我们，在人类的审美生活中，有一个人类共同生活的层面，也就是有一个共同体(意即美学共同体或审美共同体)的基础。“所以当我在这里把我的鉴赏判断说成是共通感的判断的一个例子，因而赋予它以示范性的有效性时，共通感就是一个理想的基准，在它的前提下，人们可以正当地使一个与之协调一致的判断及在其中所表达出来的对一个客体的愉悦称之为每一个人的规则”[3]。康德并没有明确提出“美学共同体”这一概念，但《判断力批判》开启了一种审美政治的可能性，即美与人类的共同体生活有内在的关联。这意味着艺术生活与人类的共同体生活，甚至与人类的政治生活有着内在的亲缘性。后代的哲学家们确实藉此开始探讨审美与共同体的问题，当然包括齐格蒙特·鲍曼。

社会学家施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写道：“我们的整体生活方式——从我们的共同体形态到教育组织和教育内容，从家庭结构到艺术和娱乐的地位——都深受民主和工业的发展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也深受传播扩展的影响。”那些带给人们确定性的共同体都远去了，永恒的价值观持续贬值，时尚价值观渐成共识，作为传统的、永恒共同体的代替品，美学共同体基于消费而非契约，时时处于一种脆弱的、易受伤害的状态，永远需要警戒、强化和防御，它无法摆脱反思、审美疲劳、质疑和争论，它更像一份单方面的协议，每次更新续签不能保证下一次的更新续签，而且随时可能被撕毁。它的成员甚至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就脱离而去。但是，美学共同体还是带来了些许脆弱的片面的确定性……像一把救命稻草，美学共同体被大众抓在手里，成为永恒共同体的代替品[4]。

美学共同体聚集的是寻求个人意义和身份认同的消费人群，是以偶像、品牌或事件为中心。对现代体育而言，媒介体育最鲜明地凸显了美学共同体的特征。

2 媒介体育美学共同体的构成

温纳(Wenner)是较早提出“媒介体育”概念的一位学者，他认为该词蕴含了多层次的意义。温纳将其区分为三种不同的研究层次及对象，分别是：机构、文本、阅听人的体验。在温纳(1998)看来：媒介体育的“机构”包括所有在全球传播、娱乐以及休闲复合领域中所有重要的机构与角色，媒介体育复合领域带来了具有支配地位的“后现代体验”；媒介体育的“文本”则包括了种族、性别、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等意识形态，彼此在体育的超现实世界中相互交错漂浮；媒介体育的“阅听人”则能体验到属于体育舞台上的仪式化暴力对社会关系与家庭生活的深刻影响，尤其当体育进入网络空间时，媒体阅听人则必须更进一步与体育迷及其高强度的涉入(in-volvement)进行搏斗[5]。国内学者认为，媒介体育是体育信息的媒介文化形态。具体说， 媒介体育是大众认知体育现象和体育事件的中介，是大众媒介以体育为传播内容，以图像、音响、文字、色彩等系统符号为形式，囊括了与体育相关的所有新闻类、专题类、访谈类、娱乐类节目或报道的媒介文化形态[6]。这样的定义不仅让我们看到现代体育的一种特殊形态——不同于呈现在赛场上、跑道上的体育运动，各种体育形态以文字、图像、声音的方式让受众知晓、感知、迷狂，更甚于现场观看，而且，塑造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不同于用身体参与体育运动，没有面对面的了解和交流，甚至一生未曾谋面，却共享同样的故事和精神。他们或为了一支球队，或为了一位球星(体育明星)，或为了一场比赛，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肤色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组成“共同体”，为了一个运动品牌的服装、球拍和装备，全球不同角落的人有共同的消费和时尚，或是被同一个广告吸引、打动。不用血缘、地域的相连，不用真正的共同体，人们就能魔术般地有一种“共同体的体验”，唤起一种归属感的快乐，却没有被限制的不适。不可否认，体育本身有其巨大的、特殊的诱惑力，但当媒介以收视率、阅听率、点击率为目标进行营销，当体育赛事俱乐部围绕利润策划布局，当品牌广告商以广告销售额推广所谓体育文化时，我们很难辨认分散的人群是被体育本身吸引还是被“数量权威”打动，也很难否认这是一种商业行为和消费行为。

在这个媒介体育的美学共同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种构成要素。

2.1 体育产品——美学共同体的核心

体育产品是体育消费者关注的对象，也是媒介体育追逐和关注的目标，是体育领域的美学共同体的缘起和存在依据。这里的体育产品特指那些具有聚焦价值、万众瞩目的事物，包括体育明星、体育赛事、体育运动品牌或一个现象，而在今天的体育领域，最典型的代表便是体育IP(即体育知识产权)，包括赛事IP、俱乐部IP、体育明星IP等品牌。

奥运会和世界杯是最著名最悠久的体育IP之一，奠定了世界体育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也奠定了全球体育产业的基础。欧系五大赛事和美系四大职业联赛也是经典的赛事IP。NBA联赛(美国职业篮球联赛)至今已举办了超过70年，成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职业体育组织，以42种语言向212个国家直播赛事，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体育商业品牌之一，年产值超过40亿美元，迈克尔·乔丹、姚明、林书豪等NBA明星更是家喻户晓。英国体育最经典的IP英超联赛，也是收入最高的足球联赛。英超2016-2017赛季的总收入为45亿英镑，在全球的足球联赛中位居首位，而这比收入排名第二的德甲联赛要高出20多亿英镑。几乎每一个体育迷去英国都会选择在豪门球队看一场球，再带回一条属于主队的围巾。在中国，最成熟的两个体育IP资源当属中超联赛和CBA，正是经典IP背后存在的巨大利润空间，让资本竞相追逐这些在中国还未完全开发的体育资源。

体育产品是美学共同体中体现其价值和特色的本质和规定性所在。我们看到，媒介体育时代的体育产品已经不是脱离媒介和消费者影响的独立存在了，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明星(偶像)、大型赛事和品牌都是大众媒介传播推广的产物。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介的普及使一些体育项目广为人知，并且将一些体育明星塑造成为英雄式的人物或青少年模仿的时尚榜样。今天，媒介可以直接发明或促成赛事。媒介的商业逻辑甚至导致媒介对体育的控制和征服，强迫体育牺牲自身的特性与规律来屈从媒介的标准和价值。

体育消费从实物型到观赏型，再到参与型。体育消费中最持久最具吸引力的不是实物消费，而是观赏和参与，其基础是对赛事或明星等体育IP的认同，这与娱乐圈的原理一致。在现代消费社会，体育产品的功能亦远远超越了健身的需要甚至体育本身的范畴——追求出类拔萃、摆阔消费、跟国际潮流和追求对社会毫无意义的个人刺激。新潮运动项目的发明越来越快——那些赶潮流的人总是在寻找下一个可能出现的潮流，而且也能让人明白为什么体育越来越成为娱乐业的组成部分。秀和体育赛事互相帮衬促成超大型活动，使得新英格兰爱国者队和纽约巨人队之间的比赛在世界范围内有8亿人观看。福布斯榜把体育明星和电影以及波普明星一起放在名人栏，遵循的亦是这种逻辑[7]。

2.2 体育消费者——美学共同体的成员

这里所谓的体育消费者不仅包括因为热爱体育运动而亲身参与和亲临体育场所观看的个体，更指向那些接触和使用媒介体育的数量更大的人群。也不仅指体育运动“迷”，还包括“看热闹”、单单被宏大赛事或体育明星所吸引的人，即被今天的体育资本称作的“泛体育人群”。在体育学科研究中，他们可能属于某种意义上的体育人口，具有体育社会学上的意义。但他们对于物品的消费已不仅局限于最基本的使用价值，而是意图通过消费其中被赋予的符号价值或文化意义，达成反映自我定位、生活方式、建构社会认同的目的。即他们通过体育消费的是观赏，是文化，是价值。

如腾讯体育一开始瞄准的就是更广泛的大众市场，而非体育迷市场。腾讯体育希望通过体育和娱乐跨界的方式，吸引更多非体育核心人群用户关注到体育中来，慢慢喜欢上体育，成为体育产业的核心人群，慢慢地把泛体育人群变成体育人群[8]。这样的定位是符合美学共同体的特点的。

在消费社会，消费者通过大量的视觉文化消费(购物中心、巨幅商业广告、电视、电影网络等多媒体制造的偶像、明星形象)，模仿他者的审美品位和消费习性，追逐时尚。在体育领域同样如此。国内有学者根据Wenner和Gantz(1989)以洛杉矶等地的居民为对象，研究受访者收看电视体育节目的动机的结果，归纳出消费动机的四个要素：①获得喜爱球员或球队的信息；②休闲、娱乐及情节的刺激；③通过观赏体育获得交谈的题材，进而与他人进行社会交往；④认同，体现主体与体育对象(球队或球员)的一种依属关系[9]。在伦理学和“共同体”视域下，体育消费者与消费社会里那些时尚与美的追逐者和消费者一样，是寻求身份认同和意义的美学共同体的一员。

不管是后现代学者，还是后现代消费大众，大都将个体自由的新希望寄托于审美，认为审美生活才是最为道德的生活。在美学共同体中，人们期冀在享受自由的同时又能规避自由所产生的风险后果。如果说基于审美化伦理的个体的自由感和不安全感是这一伦理的一体两面，那么归属于一个“美学共同体”，则意味着审美的个体之间互相结合，成就一个自由与安全圆融为一的有机体。可以说，在这一美学共同体中，“人们以各种格局相处在一起，以体验多重的吸引、感觉、感知以及一个超逻辑共同体的生机，体验同在一起的具体感觉以及因依附于同一个可被别人认知的符号的共同情感而产生的共同感”[10]。想想在奥运会和世界杯期间迅速积聚的人群和关注度，又怎样在赛事结束后迅速消散，就能理解这个特点。

美学共同体成员作为消费群体是超越地域、国家、种族甚至宗教的，他们不是因传统的血缘、民族性、宗教信仰甚至地缘性而结盟，而仅仅是因着被媒介传播及扩张的体育产品所吸引去追逐和消费而形成的“共同体”，其脆弱性和暂时性是天生的。

2.3 媒介——美学共同体的构造者和放大器

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提出的邓巴数理论指出，在小于邓巴数限制的群体规模内，人类的认知能力能够借助记忆完成对他人的个性化认知，从而建立亲密的关系；在大于邓巴数限制的群体规模以后，人类的认知能力就无法依靠记忆实现对他人的个性化认知，需要借助新发明的认知工具才能建立合作关系。超越邓巴数限制，实现陌生人之间的大范围合作，是人类特有的能力，也是人类社会结构区别于其他动物群体结构的重要特征。为了实现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人类创造了各种工具，从神话到法律，从传说到契约，从宗教到帝国，从信仰到金钱，而媒介也是人类创造的这种突破人类认知限制的邓巴数的工具之一。

通讯和媒介技术的每一次革新和进步都带来体育和体育传播的扩张，促进了受众和消费者的巨量增长，在传播上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甚至突破了专业和兴趣的界限，看看世界杯和奥运会期间兴致勃勃的“假球迷”和“体育盲”就能明白。这样的群体是超越地域、种族甚至宗教的。因此，媒介构造了跨越时空共享共情悬念或荣耀时刻的巨大人群——看不见的美学共同体。

而在美学共同体中，媒介的重要功能是达成数量权威。鲍曼认为，在这个地方性褊狭观点和“地方意见领袖”缓慢而又无情死亡的时代，只有两种权威被保留下来，一是“知道得更好”的专家权威，二是数量权威，即数量越多，错误的可能性越小，这种确定性和稳固性是从大众壮观的分量中借取的。这样一种梦想的共同体通过令人敬畏的数字的力量来证明目前选择的正当性，并烙上“社会同意”的身份认同。媒介在美学共同体中起到了这种放大器的作用。媒介体育的超速发展也正是看准并顺应了这样的媒介放大器作用。如英超2016-2017赛季的总收入为45亿英镑，在全球的足球联赛中位居首位，而这比收入排名第二的德甲联赛要高出20多亿英镑。而这种差距也主要体现在电视转播收入的差距上，2016-2017赛季，英超20队上个赛季一共得到了28亿英镑的电视转播费，而德甲18队上个赛季的电视转播费总收入仅为14亿英镑。

由此可见，体育产品、体育消费者与媒介各司其职又通力合作，形成了体育中的美学共同体。我们今天常见的“流量、粉丝、品牌效应、情感因素”这些词汇都与“美学共同体”理论有密切的关系。以此来看待现实中的体育现象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以国际冠军杯ICC(International Champions Cup)为例，2015年进入中国，连续举办了三年，2018年未将中国作为比赛地。2017年中国的四场比赛，电视观众有3 100万之多，现场观众只有13万，反观美国，电视观众600万，但现场观众达到了65万之多。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西班牙国家德比涌入了6万观众，平均票价高达750美元，在新加坡的比赛则有5万观众，相比之下，中国赛的上座率就显得可怜。为什么拥有最大球迷人群的中国在票房上的贡献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巨大呢？中国球迷对足球的巨大热情和场均3.25万人的上座形成巨大反差，这让主办方感到失望。“看上去，中国的球迷没有海外球迷那么喜欢去现场。我能够感受到ICC在中国的热度，比如那段时间很多人都在谈论ICC，很多媒体都在报道ICC，但真正要去球场看比赛时，很多球迷选择待在家里”[11]。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有国内场地设备、条件及配套设施等各方面的限制，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球迷和体育消费者首先是从媒体认识并迷上国外明星球队和球星的，和欧美本地球迷不同，与他们缺乏传统共同体中本应具备的血缘、地缘或文化上的关联，如前文所述，美学共同体天生的脆弱性和暂时性决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为“消费”付出的代价是有限的。

3 媒介体育美学共同体的特征

媒介体育作为美学共同体体现出当代体育消费大众对归属于一个温馨舒适的“美学共同体”的强烈渴望，展现出消费个体之审美自由意趣追寻集体共鸣并达致“同一个心，共一个灵”的现实需求。但在实际体验中，因其固有性质却显示出与这个诉求不尽相符的特征。

3.1 易碎的稳定性

如前所述，美学共同体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是由其数量权威引致的，这似乎为共同体带来了某种安全感。但与一个真实的体育俱乐部、体育协会或球迷组织不同，媒介体育中的共同体虽然个体数量巨大，却是易碎的，解散它和组合它同样容易。它的建立和解体必须取决于那些组成它的人作出的选择——取决于他们赋予还是撤消对它的忠诚的决定。这种忠诚决定不是一经宣布就变得不可撤消了：这种选择造成的联结不应该是不便，更不用说是妨碍进一步的和不同的选择了[2]。事实上，后现代社会对时尚包括对体育时尚和明星的不断追求与更新，使得“美学共同体”处于一种不断产生又不断消失的状态，实在是易碎的。

3.2 虚假的归属感

与现代个体对“道德共同体”的归属感不同，后现代个体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并不取决于某种一致的伦理规则，而是取决于他们所共同关注的审美焦点，一场精彩的赛事，一个备受欢迎的体育明星，抑或一个吸引大众眼球的媒介事件。事实上，消费时代个体对“美学共同体”的归属感主要便源于商业偶像之导引，因为“偶像造就了一个小小的奇迹：他们使得不可思议的东西发生；不用真正的共同体，他们就能魔术般地让人有一种‘共同体的体验’，唤起一种归属感的快乐，却没有被限制的不适”[2]。

尽管后现代的“美学共同体”作为一种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描绘出一种“审美的共同生活将使个人的自我实现和自主成为可能”的美好图景，不过，在这一以商业偶像为导引的共同体中，个体的归属感依然是虚妄的，相比之下，孤独感才是“美学共同体”中每个个体的真实遭际，因此，就每个个体而言，“每个人都将他者分配成他为游戏设置的舞台上的一个支持者”， “他者仅仅以快乐对象的面目出现”[12]。很显然，这种将他者功用化的“美学共同体”，最终是无法给予个体以归属感的，恰恰相反，与各类赛事的狂热和大众狂欢相对照的，是实际生活中每位个体的无尽的落寞与空虚，媒介体育的狂热观众，最终在消费时代“美学共同体”中收获的，不过是狂欢与热情背后的无可避免的“原子式”的孤独感，从根本上看，“他们日复一日被允诺的，是一个没有归属的共同体，是孤独者的和睦相处”[2]。

3.3 内在的矛盾性

从以上两个特征就可以看出，媒介体育中的美学共同体具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性，这至少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物质与精神的矛盾，二是自由与安全的矛盾，三是永恒与易逝的矛盾。

4 思考与启发

综上所述，当代消费社会意图藉由审美而塑造一个有机的共同体社会，媒介体育作为一种美学共同体是后现代社会消费取向在体育领域的特有呈现，具有虚拟性和想象感，与过去那种地域性的、凝固性的、整体性的道德共同体不同，美学共同体是不稳定的、开放的，它是社会碎片化和大众文化消散的产物，是消费时代孤寂个体所创造出来的基于“想象的安全感”的真实共同体的替代品。

不同于媒介体育这种美学共同体，真正的、真实的体育共同体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也不可能仅仅依靠数量权威达成，为什么上文所述ICC在中国现场遇冷？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真正的由俱乐部与球迷联结而成的牢固的共同体尚未形成，美系四大职业联赛在1950年前即已成型，欧系五大赛事更是集中在1930年前就已形成，世界上IP价值最高的体育赛事在1950年前已基本形成，都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反观中国，稍具规模的中超、CBA、乒超在20世纪末才初步形成，市场、球迷包括各种硬件的完善尚需时日，即使有资本也无法一蹴而就。资本有资本的需求，但市场有市场的规律，体育共同体也有其生长的过程和规律，媒介体育不是体育的一切，美学共同体无法代替真实的共同体。它的庞大、热闹和喧嚣也许可以成为资本有利可图的资源，但却值得冷静的研究者从另一个视角思考体育及媒介种种，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反思当今体育界的各种经济现象和伦理怪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