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良

安史之乱，让唐代宗意识到，“忠孝”对皇权稳固的重要性。遂下诏，树张巡为“忠孝”道德模范。同时，给予表彰和奖励，以弘扬“宁甘杀身，不附凶党”家国情怀。

这一决定，竟遭士子质疑。焦点在张巡守睢阳，三万人成了他的军粮。认为，张巡無视人的生命，突破了人的道德底线。《旧唐书》载，张巡带头杀妾，以飨军士，为接下来“乃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城破之时，城内百姓不足四百人。

支持者，也无法回避这一事实。李翰《张巡中丞传》说，食人不对，但要分清原因。为家国和民族大义，虽错尤荣;为活命和一己之私，情无可恕。张巡并非出于自愿，且“仓黄之罪轻，复兴之功重”，道德只关个人，再大也是小事;守城事关社稷，再小也是大事。

最终，张巡被追赠大都督，立嗣祭祀。被视为做人底线的道德，在现实面前，变成一条按需要可紧可松的橡皮筋。这种夸大或缩小道德作用的权变，并非唐代宗首创，实始于儒学之集大成者孔子。

显例莫过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比如，“忠”的理念，应为“三纲”之首。也就是说，“忠”乃儒家“核心价值观”。按这一理论，来衡量管仲所作所为，就会发现问题很严重。

子路对管仲道德与为人，提出“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质疑！孔子批评子路，考虑问题不能囿于重义。管仲不殉主，不算不忠，失的是小德;凭智慧助齐桓公称霸，则为大德。况且，“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就是说，齐桓公不以生民涂炭为代价称霸，管仲是决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