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商与新安画派关系考论

2021-04-12吴杨

美术界 2021年3期

关键词：徽商

吴杨

【摘要】新安画派是中国绘画艺术史上一个极具创造性的艺术流派，它是明末清初活跃于徽州的绘画流派，它的诞生与社会环境中的诸多因素有着必然的联系，其中经济对它的影响举足轻重。明末清初，正值封建社会的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在社会中萌芽，“贾而好儒”的徽商与当时文人画家往来密切，他们收藏书画、资助书院、频办雅集，对新安画派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徽州商贾与新安画家两个团体的相互交融也为“儒商”的身份增加了书卷气。

【关键词】徽商；新安画派；相互影响和发展

新安画派是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绘画流派，它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境等都密不可分，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新安画派与当时崛起的徽商具有直接关系，且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相互影响。本文从徽商的资本积累、新安绘画群体的形成和徽商、新安画派在经济与文化上的融合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贾而好儒的徽商资本积累

明代中后期至清代，正值封建社会的晚期阶段，封建制度日趋衰落。政治上，朝代更迭、社会动荡加速了新制度的孕育——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并迅速增长。在这社会转型时期，山西、安徽等地兴起了各个商帮，一支来自安徽的商帮——徽商，在明清时期的江南甚至在当时的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徽州地处黄山南麓，素有“黄山南大门”之称，它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它是徽商的重要聚居地和徽文化主要发祥地之一。徽州因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田地较少，人口众多，故徽州人外出经商，自谋生路，所以有“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积蓄，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①之说。徽州因多山，所以茶叶、木材、纸张产量较多，在唐代，祁门茶市便十分兴盛；到了南宋，一些徽商通过贸易，富甲一方，资本雄厚，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合称“程十万”；宋朝初年，徽商不仅经营瓷土和生漆等产品，同时还经营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商路远到山西；明朝成化年间，徽商开始经营盐业，于是徽商以盐业为中心，在当时的江南乃至成化年间的商界占据半壁江山。因此才有“钻天洞庭遍地徽”和“无徽不成镇”之说。明代《安徽地志》所说的“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②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道：“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明代后期至清乾隆末年，是徽商发展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徽商，营业人数多、活动范围广、经营行业与资本雄厚，在当时各商帮中举足轻重。

徽商在清初又被称为“儒商”，这一称呼的转变与徽州历史上崇儒尚教，学风盛行密不可分。新安境内，上至府县学、书院，下至民间私塾、会馆，都极为昌盛。许多徽商在从商之前皆是儒生，他们幼时便熟读四书五经，研究儒学文化，精通笔墨丹青，如明代休宁商人汪贵，自幼奇伟不群，读小学、四书，辄能领其要。却因生活所迫，只好“弃儒从贾”，即“先儒后贾”“以儒服贾”。这些儒生虽然转而从商，但是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贾而好儒”。所以，当徽商们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之后，便开始广泛结交文人雅士、书画名家，尤其是与当时新安地区一批清高孤傲、闲淡古朴的画家交往甚密，徽商喜爱丹青，广建园林，举办雅集，营造出一个有利于当地书画艺术发展的良好环境，在文化和艺术上的致力与投资有效地促进了新安画派的发展。

二、偏居新安的绘画群体形成

明末清初之际，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经济上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思想文化领域却是集大成之际，随着清王朝政权逐渐稳固，徽州地域一批遗民画家重视气节，拒绝与清廷合作，他们选择归隐山林，借笔墨表达自己心中的逸气。他们之中，以渐江为首，以查士标、程邃为代表，第一个提出新安画派名称的学者张庚，道：“新安自渐师以云林法见长，人多趋之……”以汪之瑞、雪庄、梅清、姚送、祝山嘲、汪梅鼎等为代表的新安画家们，一反以“四王”为代表的正统派的绘画风格，寄情山水，师从造化；在绘画内容上，新安画家们将黄山境内高古秀逸、平淡雅致的山水风光生动地表现在尺幅之间；在绘画技法上，他们推陈出新，改变了“清初四王”的传统绘画布局定式，取法高古，效仿倪云林的幽秀旷逸，笔简意远，以秀逸高古、清新雅致的风格传承山水画的精髓，他们的绘画风格整体相近，趋于萧散疏离，讲求无我之境，天人合一，绘画笔法重意轻形，突显出鲜明的士人逸品格调。他们久居徽州，以写黄山风貌为主，故又常以“新安画派”称之。由于这批画家的地缘关系、人生信念与画风都具有同一性质，所以时人称他们为“新安画派”。最早提出“新安画派”名称的是清朝康熙年间的艺术理论家张庚，张庚之后，人多沿用，“新安画派”遂成定称。新安画派成员众多，力量雄厚。画艺可观者近80人，其中卓然自成一家者約有20人。

新安派山水画之所以在明清之际达到了发展的鼎盛时期，与明清时期高速发展的徽商文化以及财富迅速积累的徽商有很大的关系。在明清之际徽商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迅速扩大，连清朝乾隆帝在下江南时，看到徽商的财富实力时也忍不住发出感慨：“富哉商乎，朕不及也。”在徽商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他们也热衷于艺术文化发展的投资，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徽商文化的发展，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对新安画派山水画的影响。

可以说，新安画派之所以在明清之际达到了发展的鼎盛时期，与当时坐贾行商的徽州商帮密不可分。反之，徽商与文人的密切交往又为徽州“儒商”之名加以佐证，经济与文化的交融为明清之际徽州的发展添加了催化剂。

三、徽商与新安画派在经济与文化上的融合

“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徽商累积了充足的资本，但是在明末清初，当时社会在思想上仍然保留着“四民分业，士农工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观念。所以，新安之地的徽商们虽然生活富足，但社会地位不高。在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之后，徽商们便“贾而好儒”，他们喜交画家墨客，往来文人雅士，广建书院、兴办学堂、崇儒尚教、赠送笔墨、频设雅集，支持书画家们进行艺术活动，徽商的贾而好儒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安画派的发展和壮大，反之，新安画派的成熟也为“儒商”的身份转变增添了书卷气。

（一）购买书画作品

明清之际，新安之隅的文人画家们志气高洁，不愿仕清，遂隐居山林，寄情山水，他们身上具有鲜明的士人逸品格调。但这些文人画家们虽然性格孤傲清高，经济上却并不宽裕，以新安四家之一的查士标为例，据《徽州府志》中记载：“查二瞻以书法名世，画尤工，然不肯轻下笔，家人告罂中无粟，乃握管，计一纸可易数日粮辄又搁笔。”③查士标常常家境贫寒，却又热爱书画艺术，因生活所迫无法安心作画，在这种经济状况下，碰到赏识自己的徽商，实在是一种幸运。徽商们在经济上对新安画派的资助是新安画派发展的重要保障。徽商对新安画家的一个重要赞助行为就是出资买画，徽商作为艺术交易的直接参与者，无形中也成为了新安画派的推动者。徽商大贾马日璐博览群书，沈酣深造，广结画师，尤喜新安画派，他著有《南斋集》，马日璐在小玲珑山馆中，藏有渐江的《梅花古屋图》，徽商對艺术交易市场的推动可见一斑。徽商收藏画作，不仅在物质上资助了新安画家，并且提升了新安整体的审美风格。以渐江为例，作为新安画派的创始人，渐江的绘画风格和审美直接奠定了新安画派的格调，渐江家境寒微，所以渐江不得不登门拜访徽商。渐江与徽商往来密切，经济上的拮据和艺术上的丰富，使得渐江与徽商往来时经常赠画以回报赞助之恩，徽商吴不炎在扬州经商时，渐江画《晓江风便图》以赠行，可知渐江与吴不炎交往的密切。

徽商购买画作在物质上，无疑于雪中送炭，解了新安画家的燃眉之急，让他们可以更好地创作作品。同时，徽商对艺术与文化的热衷也促使他们在艺术市场中占据先机，带动了艺术市场的繁荣。可以说，正是因为徽商的赞助，更多的新安画家们才得以生存，艺术道路才能走得更远。徽商对艺术的赞助，不仅仅是“贾而好儒”，他们为新安画派的发展之路奠定了物质的基石，也进一步推动了艺术市场的发展与壮大。

（二）组织书画雅集

雅集，是专指文人雅士吟诗咏文、书文作画、崇论宏议的一种集会形式。文人雅集本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以诗文创作为目的的一种传统文化交往活动。新安之地的徽商中不乏饱学之士、风雅之辈，比如马日馆、马日璐这样的大贾。徽商们为了与文人画家们游园赏景、吟诗作画、切磋研究、探讨画理，都热衷于召集文人结社集会，结交文人画家。尤其在新安地，徽商们便时常在私人园林官邸中举办雅集活动，这也是新安画家们提高绘画技法、整合绘画风格的重要方式之一。他们在徽州境内和扬州频设雅集，也为新安画家探讨技法和创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中曾记载：“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为最盛。”④记载中虽未提到徽州，但扬州的画家半数来自徽州，新安四家均在广陵游玩过，其中，查士标则久居扬州。阮元的《广陵诗事》中记载道：“尝居北乡吕祖坛。坛去城三余里，有老柏修篳清溪绕之。二瞻书‘偶落人间四字额。”由此可见，徽商对于新安画家的赞助和支持。

徽商与新安地的文人墨客往来密切，在雅集活动中，新安画家受益良多，有这样一个与众画家交流心得、切磋技巧的集会，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提高了画家们的绘画技法，使得新安画家的人品和气节相投，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士人逸品格调，为新安画派绘画风格上日趋成熟提供了舞台。

（三）广建私家园林

徽商因为资本积累和自身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所以喜结文人雅士，新安画家自然成了徽商宅中的座上宾，正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么，徽商对于新安画派另一种赞助的方式便是广建园林，为他们交谈画技构建场地。

歙县西郊的鲍家园林便是清乾隆、嘉庆年间著名徽商鲍启运建的私家花园，鲍启运原为清乾隆、嘉庆年间著名徽商、盐法道员，他自幼便在私塾中报读诗书，对于笔墨丹青甚是喜爱，更爱与当时的书画家探讨画理、研究古籍，遂修建了私家园林。鲍家花园是典型的古徽派园林与徽派盆景相结合的私家园林，堪比苏州拙政园、狮子林，目前是中国最大的私家园林和盆景观赏地，可想而知，当时徽商资本的雄厚和对艺术家的敬仰。

徽商当时的商路之广不可估量，由于在他们中有较多的人从事盐业，在扬州地区贩卖，所以在当地也建了相当多的园林，最著名的便是清代著名藏书家马日琯、马日璐的“小玲珑山馆”。马氏兄弟虽为盐商，富甲一方，却酷嗜典籍，闲暇时与书画名家或吟咏切磋，或借书抄读，见古本秘籍必重价购之，或世人所未见者，不惜千金付梓，曾以数万金购得传是楼、曝书亭藏书，所藏达十余万卷，其书皆精装，聘善手数人写书脑，终岁不得辍。“小玲珑山馆”虽建在广陵，但当时新安一批画家久留扬州，他们与“扬州八怪”曾是马氏兄弟的堂上客，时常在一起吟诗作画，可以说，“小玲珑山馆”的存在间接推动了新安画派的发展。

（四）兴办学堂书院

徽商对于新安画派的赞助方式之四便是修建书院，新安之地的书院之多早有记载，道光《徽州府志》卷三《营建志·学校》记载：“歙在山谷间，垦田盖寡，处者以学，行者以商。学之地自府县学外，多聚于书院。书院凡数十，以紫阳为大。”⑤宋元以来，徽州是当时所修建书院最多的一个地方，徽州“一家一村，亦各有书屋。书屋者，即古所谓家塾也”。徽州书院都设山长，主持书院工作，大都聘请饱学之士和有名学者作主讲，以研究和学习儒家经典为主，亦议论书画之技。其中，不乏当时的书画名家，其中就有“华亭画派”的代表董其昌和新安四家之一的查士标。董氏晚年曾在黄山一带游历作画，并在休宁古城书院等处讲学，传授画技，且留下不少书画墨迹。在新安游历期间，常在书院与新安画家们交流心得，其中，与“新安四家”之一查士标的交往最为密切，族中叔伯父兄，如查应光、查维寅、查维鼎等对诗、词、书、画及古物的研究已蔚然成风，查士标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攻读诗书，研习“举业”，20多岁时，他中了秀才，里人常把他喊作“查文学”。

书院的建设，提高了新安之地的文化素养，同时，书院的文人讲学也为新安画派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画艺高超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