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强

萤火虫勋章

哑巴和疯子是兄弟。

哑巴哥哥就像疯子弟弟的影子，走哪跟哪。

疯子一犯病，哥俩就掉个个儿，疯子弟弟成了哑巴哥哥的影子，走哪跟哪。

疯弟弟一年四季天天穿军装，左胸前别了一大片勋章。疯子高兴的太阳，就是从这片勋章里升起的，而军装，则是太阳照耀下的大地，或者说，这就是茂盛生长的大片大片的庄稼，没这个，疯弟就不能活。

勛章的光芒一闪一闪，直刺眼睛。每每有好奇的人上前看，疯子就夸张地挺高胸脯，有时还翘起后脚跟，嘿嘿嘿笑，故意让人家看清楚。疯弟笑时，少颗门牙的豁口呼哧呼哧漏风，响声怪异，引人发笑。看的人一笑，疯弟以为在赞扬他的勋章，更加高兴，呼哧呼哧声更大，引发观者大笑，观者的笑和疯弟的笑此伏彼起……

观者忽然止笑，发现了破绽，这一大片勋章除了中间那个不闪亮的，那些闪亮的军功章全是假的。铜钱做的，铁片做的，破锅铁做的，纪念章做的，都有。图案画得也不太像，颜色不均匀，笔道子的形状跑偏，颜色涂的不对劲。疯子指着自己的鼻尖说，我画的。熟悉的人都知道，疯子没这两下，都是哑巴画的。这一大片勋章，只有那个不亮的怕坏，用塑料布包了，才是真的勋章。这是爷爷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的立功勋章。

如果有人要打开包塑料布的真勋章看看，影子哑巴立刻凑上前，嘴里哇啦哇啦叫，手使劲比划，人家就知道了，哑巴不让打开塑料布的。

疯子不疯的时候，听哑巴的，不让人碰。

疯子犯病的时候，啪地一声脆响，哑巴腮帮就有五道手指印。

这时候，感人的情景一定会出现，哑巴不顾脸上起了“火烧云”，扯起疯子的手就往家走。疯弟哪里听哑巴的，啪地一下，啪地再一下，啪地又一下，哑巴的左脸的火烧云正浓，右脸又多了手指印——不管疯弟弟怎么打，哑巴哥哥也要把弟弟扯回家的。

这时便掉过来，哑巴哥哥前头走，右手锁死弟弟的手腕，疯子弟弟成了哑巴哥哥的“影子”。

哑巴哥哥后来有个“发明”，疯弟弟发脾气的时候，哑巴哥哥说，回家我给你做勋章，疯弟弟立刻眉开眼笑……

他们的家里，到处都是勋章。最大的勋章用铝锅盖做的，上面画了飞翔的鸽子，鸽子嘴里叼着麦穗，这是“和平勋章”。最小的勋章用洋拉（身上有刺，能蜇人的虫子）罐做的，比小手指盖还小。上面画伟人头像。这是解放勋章。

哥俩走在街上，捡到瓶盖、易拉罐、罐头盒子，这么说吧，只要捡到类似圆形的东西，或者铁片子，哪怕是破缸片子，哑巴都告诉疯子弟弟，这个可以做勋章，疯子弟弟就很高兴。哑巴哥哥心灵手巧，剪形，磨圆，画图，用刀刻，上色，这些活都由他来做。然后，哑巴哥哥把勋章亲自授给疯子弟弟。

授勋章的时刻庄严而热烈。疯弟站一块高石头上，喊着一二一、一二一，哑巴哥哥踩着疯弟的口令走，来到疯弟跟前，将红布带拴着的勋章高高举起来，疯弟这时把嘴唇嘟成“漏斗形”，从里边挤出“运动员进行曲”。在缺门牙的嘴呼哧呼哧漏风的变调伴奏声中，哑巴哥哥将勋章挂在疯弟脖子上，“演奏”结束。

哑巴哥哥向疯弟弟发完奖，还不忘了像模像样地向疯弟握手。

每次发勋章，都围了不少看热闹的。

疯子弟弟犯病的时候，睡觉也要戴着勋章的。夜里醒来，看不见勋章就又哭又闹。这时，身边无论有什么，随手抓起来，都会成为凶器。

在屋里还好说，打开灯就看见勋章了。即便夜间出去，疯弟弟也要看胸前的勋章，看不见就闹。早晨醒来头一件事，不是撒尿，也不是饿了要吃的，而是浑身看、摸，掀开被窝可哪找勋章哪去了。关键问题是，一次次在伸手不见指的黑夜里看勋章，这怎么办？

哑巴哥哥想个办法，划火柴，点蜡，用手电筒照，都不行。疯子弟弟说，光要从勋章上发出来，外边照的不行。哑巴便捉来萤火虫，把它放在葱管里，凑近了胸前，果然能看到勋章。疯弟弟乐坏了，一连好多个晚上，天天捉萤火虫玩。萤火虫也要早秋有，过季就没了，疯弟弟又闹开了！

哑巴哥哥又有办法了，找张铁片子，用铅笔在上边打好草稿，然后像裁缝那样用剪刀裁好，左捏右卷，肚子、翅膀、脑袋一样不少，做成萤火虫的模型，再安上电池，然后安在大勋章上，这个世界便诞生了夜间能亮的萤火虫勋章。

这种萤火虫勋章一年四季都能亮，疯子弟弟病渐渐好，便脱下军装，穿上正常人的衣服，胸前也不别一大堆勋章了。如果不是熟悉的人知道他有前科，谁也看不出他有精神病。最好的时候，他已经能上班了，去乡所在地饭店打工，摘菜、切墩、做水二，都行。

有一天，新来的大厨闻知“水二”有精神病，想试试是真是假，手里拿个圆疙瘩（甘兰）菜，一下一下向上抛，抛上去接住，再抛上去再接住，疯子兴奋了，对他说，咱俩比比？厨师不知道他要比什么，刚要问，疯子举起菜刀问：你敢不敢？厨师以为疯子犯病在砍自己撒腿就跑。疯子在后边紧追不放。厨师拼命跑，却没疯子跑得快，两个人的距离还是缩短，厨师又坚持跑了二十多米腿软成面条实在跑不动了，一下趴在地上再也起不来，心想，点子太背了，小命丢矣！怎么也跑不过疯子，干脆捂上脸，爱砍哪砍哪吧！

“咣当”一声，菜刀扔在厨师跟前。疯子说：该你撵我了！

厨师愣了半天说：天妈哟，你可吓死我了！哪有这么玩的？

因为疯弟弟看上一个姑娘，非要跟人家搞对象，人家姑娘不干，疯弟弟又犯病了。

哑巴哥哥又跟疯子弟弟形影不离。有时，哑巴是疯子的影子，有时疯子是哑巴的影子。疯弟弟当影子时，哑巴哥哥脸上又卷起了“火烧云”……

日子又转回来，疯子弟弟一年四季穿军装，左胸别满了勋章。

一大片勋章里，中间那个勋章蒙了塑料布保护膜。

哑巴哥哥哄疯子弟弟最好的办法还是萤火虫勋章。

好在这已是常规业务，哑巴哥哥能做各式各样的萤火虫勋章，总有一款疯子弟弟喜欢。只要疯子弟弟喜欢，他们的世界就平静了。

平静多次被小偷打破。如果门被撬，或者窗户开了，肯定又丢不少勋章。丢失最多的，便是萤火虫勋章。

这显然是孩子们干的。大人们给都不要。

疯弟弟最心疼的大钱大的萤火虫勋章没了，他很生气。不吃不喝，坐在炕沿上胸脯子像个大气球起起伏伏，瘪一会儿又鼓一会儿，少门牙的嘴唇呼哧呼哧漏风，一连气漏了小半天，他操起当年撵得厨师拼命跑的那把菜刀，绕屯子走了一圈儿，吓得偷萤火虫菜刀的人家闭门不出，也没什么眉目。

那两个萤火虫勋章是透明的白塑料做的。哑巴在正面画了白描鸽子，鸽子旁边衬了由浅而深的朝霞，鸽子下边是金黄色的麦穗，后面安的小灯泡。灯光从后头打过来，前头的鸽子活灵活现，太生动了！

偏偏，这两个最生动的勋章丢了！

本来哑巴哥哥还可以重做，可惜，透明的圆塑料片再也弄不到！

疯弟弟闷极了，这两个萤火虫勋章，就是他的水和饭。没了它们，疯子六七天不吃不喝不睡觉。瘦成一把骨头，都抑郁了。要不是哑巴天天晚上领他出去，玩各种各样的勋章，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玩，疯子早就瘦死了。

比如，他们在村头，在十字路口，在水库边上玩萤火虫勋章，哑巴在勋章后头鼓捣，让疯子在勋章前头唱歌、跳舞、学各种声音叫，吸引了好多人来看热闹。疯子这才走出抑郁，恢复了正常生活。

这天晚上，如血残阳正一口一口吞咽光线，眼见要吞没了，眼见村庄和远山淹在水墨里，哑巴哥哥和疯子弟弟出去玩，把家中最大号铝锅盖勋章抬到水库边。锅锅盖勋章上有十多个小萤火虫，亮起来十分好看。在水库凿冰窟窿要打鱼的一群孩子本来要走，见了最大号萤火虫勋章抬来，多数人不走了，要等着看热闹。

往常，哑巴哥哥将大勋章挂在水库边的树上，接好线头，天黑下来，一按开关，萤火虫勋章立刻亮起来，疯子弟弟蹲在后面表演节目。有时唱歌，有时唱东北地方戏“单出头”。这些孩子们都不大喜欢，孩子们最喜欢他学兽叫、鸟叫和家畜叫，牛啊羊啊猪啊驴啊鸡啊，学什么像什么。

兄弟俩抬着大勋章往那棵树靠近时，疯子弟弟就觉得冰窟窿边的孩子表情异样。按往常，二人把勋章挂在树上，哑巴哥哥检查勋章后头的电线，疯子弟弟则拧拧勋章前头的萤火虫灯泡，看看有没有活动的。然后，哑巴哥哥在后头一按开关，疯子弟弟看看前头的灯泡有没有不亮的。

这次，兄弟两人刚把大勋章挂树上，疯子弟弟扭头就往冰窟窿处跑。冰面特别滑，疯子就侧身朝前“打哧溜”，眼见疯子靠近冰窟窿，哑巴哥哥急得直跺脚却喊不出声音……

没等疯子跑到冰窟窿那儿，两个孩子撒腿就跑。疯子在后头撵啊撵啊，“咔嚓嚓——”，一片冰突然塌陷，兩个孩子和疯子一齐掉落入水。三个人一齐在深水里扑腾，六只手在水面沉沉浮浮。会“狗刨”的两个孩子爬上冰面，疯子却沉了下去。

县报市报很快报出大篇幅报道：疯子为救两名少年英勇牺牲。

哑巴知道后非常气愤，把登载疯子英雄事迹的报纸撕稀烂。

第二年春天，人们从水库里打捞上疯子，发现他的两只手攥得紧紧的。哑巴掰开疯子的两只手，发现弟弟一手攥个白塑料圆片，正是丢失的两枚萤火虫勋章。

闻声手到

孙朋月头一次发病上大四，因为一只老鼠。

虽然她从没见过那只半夜嗑地板的老鼠，还是把地板给拆了。问题是孙朋月拆的不是自家地板，房子是租的。

大胖子房主见到地板拆可地，连床都掀翻半立着，被褥枕头物品扔可地，孙朋月可脸灰土，白衣白裤已经沒有原色了，上边挂不少灰吊子，大胖子眼球差点瞪冒，想不到这个音乐学院舞蹈系的漂亮女生，能干出这事来。

孙朋月一个人在杭州上大学，为了方便练功，自己租房住。

前天晚上，孙朋月被地板下的声音惊醒。想像老鼠的尖牙齿在地板下咬，然后咬床，然后咬她……

仿佛老鼠已经钻出来，孙朋月浑身颤抖，每个汗毛孔都往出钻恐惧，马上给老爸打电话。老爸正巧去南宁出差，安慰孙朋月“别怕”。老鼠也怕人，不会怎样的，老爸这几天赶过去。孙朋月抱着肩膀住一宿，再也没敢睡。第二天，孙朋月买了斧子、铁棍，计划狠狠打击地板下的老鼠。

孙朋月父亲来后，赔偿了大胖子地板钱，带女儿回了老家沈阳。当天半夜，孙朋月惊叫而醒，父母亲赶紧跑过来，女儿说她听到天棚上有咔咔咔咬棚板的老鼠，孙父孙母互相看看，大惊。母亲觉得女儿八成得了癔症。在民间，癔症就是"邪症“，类似于黃仙狐仙附体。母亲决定明天找“大仙"。父亲坚持去正规的精神病医院看，医生说孙朋月过于神经质，这叫“幻听”。吃了些药物，孙朋月再也没有犯病。此后工作、结婚一路顺风顺水。虽然没有从事跳舞职业，却当上文化局文化市场管理部小头头，活儿轻，还说上句，想看什么节目就看什么节目。走路时高跟鞋迈着舞步，提臀、挺胸、仰脸，细腰弹簧摆，一副目中无人的架势。不时开着超豪华宝马轿车来来往往，令人羡慕。

当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在宝马车上时，孙朋月已经犯病了，她一加油门，宝马车里就有老鼠在咔咔咔咬东西。这怎么行？孙朋月把宝马车停在没人的地方，打开前盖，支稳了，开始“找老鼠”。怀疑管子里有，怀疑线路下有，怀疑发动机里有，怀疑变速箱里有，当把所有怀疑的地方都“找一遍”，宝马车已经拆零碎了……

孙朋月“请长假”了。

上班完成不了工作，去精神病医院又担心“名声不好”，像许多怀揣这种想法的人一样，孙朋月选择“在家养”。

半年后，孙朋月的病情加重了。无论看见什么，她都听见“有声音”。只要“有声音”她就想法拆。比如，她拆过邻居的电表，一个楼洞她一次拆过24块电表。有人眼睁睁看她拆，以为她是电业局的呢！还有一次，她把移动公司刚安上的网线拆了。她穿上蓝色工服，头戴红色头盔，大模大样地干，不少受害用户还傻乎乎帮她忙呢。

这天，孙朋月来到铁西区墅明花园居住区，忽然听到N号大楼边的电线里“有声音”。她想都没想，从后屁股蛋子别着的工具套里上抽出钳子，把铝合金折叠梯立在楼东山墙，自己手攀脚登上去，咔登一剪，咔登又一剪，把电线全剪断了。

当天晚上，一栋大楼半身腰突然嘎巴一响亮一道闪电，这闪电又在附近3栋大楼半身腰闪过，楼内32户人家着火，还烧死11人。

不少躲过火灾的居民突然醒悟过来：多亏孙朋月把N号楼的电线剪了，不然大家也完蛋了。人们激动地来找孙朋月，纷纷要感谢她。

孙朋月严肃地回答：“你们看错人了。”

不男不女

在我家乡县城的一家精神病院，屈晓光真的不像精神病人。护士长告诉我，屈晓光太能讲了，口若悬河，天下的事没他不知道的，我可说不过他。

口才这么好的一个人，病友们却不喜欢他。说他“男不男女不女”。这家精神病院有二百六十多位患者，除了重病号和丧失社会功能的，多数人不犯病时智力都正常。这些人常常为一个不起眼的话题，争论的没完没了。但对屈晓光的评价却是一致的：这家伙男不男女不女的。

这天上午，我决定见见屈晓光。

我在护士办公室里等啊等，等了半天，除了走廊对面门边站一位穿高跟鞋、飞边子绣花牛仔短裤、花上衣的中年妇女的背影，一直不见屈晓光。

我给护士长打手机，让她快点叫来屈晓光。

护士长可能坐在监控旁边，说屈晓光就在你对面的门口，就那个，穿女人衣裳，后身朝你那个，人家一直在等你呢！

我们就这样大眼瞪小眼地见了面。

头几句话，屈晓光一直勒着嗓子说，就像李玉刚男扮女妆唱女角那样。见我的眼神异样，屈晓光忽然放开了粗门大嗓哈哈哈一串笑，说吓唬吓唬我，让我知道一下精神病患者该有多可怕。然后他恢复常人状态，正经说的头一句便是：我是正常人，我已經十二年没有犯病了。

我违心地说“我知道”。其实我的潜台词是：多数精神病人都不认为自己有病。屈晓光大概数这种类型。

此后我向他提五个问题，屈晓光的回答逻辑上没有任何毛病。我去过多家精神病院，接触过太多精神病患者，不少患者回答问题驴唇不对马嘴。

屈晓光回答问题如此精准对位，我他的“没病说”弱化了，但并不全信。即便现在看，他没有病。那么，这个“现在”究竟有多长？一个小时？一个月？还是一年呢？他刚才可说十二年没犯病哟！

那个上午，我和屈晓光唠了一个多小时，跟正常人一样，他真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我也感觉到，正如护士长所说，屈晓光的口才太好了。只要我起个头，他就能接上。多数时候，他接的天衣无缝。只是，我也不能据此验证他是个正常人，十二年没犯病，这真是个不短的时间……

过后我问过护士长，她证实道，屈晓光来这里快五年了，癫痫病一直没犯。不仅不犯病，他还能照顾病号呢。有个老年病号行动不大方便，屈晓光跟家属讲，每天他负责给病号端饭菜，吃完饭再把碗筷收拾了，每月给他一百块钱就行。你看看，这是我们精神病院头一个病号侍候病号挣劳务费的人。不过，护士长又补充道：癫痫病是没犯。可你看他那衣着和所作所为，像个正常人吗？

护士长所说的所作所为，就是屈小光的“女人作派”。常年穿女人衣裳，走路三节腰，晃胸、甩胯、扭屁股。拿腔拿调，勒细了嗓子说话，声音贱嗖嗖，拧拧扯扯的。闲着没事，还亮亮“兰花指”。站在门口跟旧社会青楼门口的妓女招揽嫖客差不多，笑嘻嘻，飞眼勾人，手指头摆弄衣服下角，不时还掏出花手绢，用大拇指和食指一夹，弯着手腕提拎起手绢，冷丁向前一甩，一甩，又一甩……

在庆新年晚会上，主持人让屈晓光表演“反串”节目，屈晓光不乐意。他喜欢这样报幕：下一个节目，女声独唱，表演者屈晓光。

大家为了喜庆，也不跟他一般见识，干脆就报就“女声独唱”。听到这样的报幕，屈晓光两眼放光，瞬间就兴奋起来，满脸灿烂。他特别卖力地表演，每一处破音、跑调和男不男女不女的假声，都是搞笑元素，油落火堆一样，轰地炸起一阵欢笑，平添了许多快乐。.

屈晓光读大四那年，眼见再差几月毕业却出了事。他寒假回家割柴火，爬到十多米高的大树上砍胳膊粗的大长树枝。他像猴子那样蹲在砍的那个树枝上，边砍边用屁股向下压。砍几刀压一下，再砍几刀，再压一下，突然间，树枝“咔嚓”一下折断，他大头朝下折下来，头磕在冻硬的坡上，当时便人事不知……

“我从树上摘下个癫痫病”，屈晓光说了这句富有诗情的话，又一句诗句跟上来，“我大哥和我姐，也把我摘掉了”。

屈晓光告诉我，他先后在四平、昌图、开原三个精神病院住过，在这里又住快五年了。除了头两年，他的哥哥姐姐从未来精神病院看过他。

我对他的话有疑问，家人不来，谁送他来精神病院？

村里呀！屈晓光讲道，哥哥姐姐找村里，村里出头露面送他到精神病院。每次来，村干部都说接他回家。结果，去了另一家精神病院。十二年来，他的家就是精神病院。从这家精神病院，换到那家。

屈晓光告诉我，他现在完全可以自己独立生活。对于一个十二年没犯病的人，为什么还不放我出去？他以前总找医生护士，看见穿白大褂的就找。联系不上哥哥姐姐，也联不上村里，医院也不敢放我出去。现在我也想明白了，不张罗出去了。近些年国家给精神病院补贴，精神病院多个患者多一份收入。我哥哥姐姐把我当包袱甩了，我不在家，他们就没负担了。村里就不用提了，我万一回去犯病了，就影响村里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了。我在精神病院待着，大家都好。

为了大家都好，我决心把医院的水泥地坐穿。

我听他的话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想换个话题，便从他的穿着切入。

你为什么在男宿舍天天穿女人衣裳？

屈晓光告诉我，现在天下还有几个真男人？我这样穿，就是告诉他们，现在的男人，跟我穿的衣裳一样。

那么，在女人面前，你为什么也这样穿？

没想到屈晓光会这样回答我：我要告诉这些女人，别看她们整天穿着女人的衣裳，她们已经没有女人该有的东西，她们只在衣着上是女人，内里已经不是。

半个面孔

轿车驶出城市，宛如壮汉总算挤出肩挨肩的农贸市场，可以甩开大步前进了。出城不远，拐了几个大圈套小圈的麻花弯上了高速公路，车速更快了，仿佛短跑运动员在做最后的冲刺。

只因为车里坐个疯子，氛围就不一样了。我坐在副驾驶位置，后脖梗不时吹来一股热风，很不舒服。这是疯子吹过来的哈气。

我本想阻止他，双手别放在我的坐椅后背，嘴别离我那样近，可我没有说。跟个疯子有什么好说的？疯子下一步要做什么，谁都无法预料。能预料的只有一个，脑袋不正常，跟正常人相比，顶多算半个人。

我有点后悔了。我去疯人院找医生小艾办事，正好疯子要回家，小艾就让他搭我的车，我答应了。

疯子在精神病院憋闷坏了，出了疯人院，如同会飞的翅膀一下解去了绳套，格外兴奋。一路说个没完没了，嘴离我后脖梗太近，噗地一口，噗地又一口，热风频率在加快、加多……

我始终提心吊胆的，就像背后有人用枪瞄着，如果他突然犯病，我后面突然成了“热带雨林（淋）”！如果他的拳头雨点似地打过来，我岂不是防不胜防？

还好，我始终在射程之内，疯子始终没有扣扳击，我便侥幸安然无恙。

不过我仍然担心，我在明处，疯子在暗处。我不知道疯子什么时候突然发动一场侵略战争。

尽管疯子身边有胖护工阿姨看着，仍然抹不去我的胆怯和忧虑，膀大腰圆的疯子一来劲，怕是三个胖阿姨也不顶事哟！不，就是我们三个人加一块，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闻听疯子和胖阿姨唠喀，我才知道，疯子这次回沈阳，只是找两件新衣裳，再去桑拿浴洗洗澡，我纳闷儿又后悔：针鼻大的事，也跑好几百里地？

司機把车停到服务区后，说他昨晚失眠一夜没睡，犯困，要眯上一小会儿。唉，我没带驾驶证，胖阿姨不会开，也只能这样。

疯子听了异常兴奋，满脸笑成菊花，伸衣兜里一掏，把驾驶证亮出来：我开呀！我可是老司机了！

我听了吓一跳，司机更是吓得不轻，我们心里不约而同地盘算：疯子开车，谁敢坐啊？

这可怎么办？我不能直接说疯子有病，又一时找不到合情合理的借口。但有一条是肯定的，绝对不能让个疯子开车。我灵机一动，随手把车上的一张地图抓在手，哗啦哗啦撕碎了，把一把碎纸片递扔给疯子：这样吧，你要是能把我撕开的地图拼上，我就让你开车。

真的？说话算话？疯子眉稍吊起老高老高，兴奋地问。

当然！我回答。

什么时候拼完？

十分钟吧。

我心里清楚，他根本完不成这个工作。即使能完成，至少也得半小时。半个小时后，司机也睡好了，还用他开什么车？

我甚至这样想，找毛病还不容易？拼不严实啦，不整齐啦，少一块啦，嘿嘿，不是有毛病才挑，而是挑了才有毛病。

疯子歪着头看了看一把碎纸下了车。胖阿姨连忙也下了车。疯子腾腾腾跑到超市买瓶胶水，在玻璃柜台上操作，不到十分钟就拼完了地图！

我一看，拼得太好了，严实合缝的，不缺边不少袖，好似从来不曾坏过！

我后悔刚才跟他打赌，闻闻糨糊味道，还湿湿乎的，惊奇地说，你怎么拼得那样快？

疯子把地图反面给我看，解释说，地图后面有个人像，我按照人像往一块拼，鼻子对鼻子，眼睛对眼睛，把整个人拼完整了，这不，很快就拼好了。

说着，疯子就要开车。我赶紧“打圆场”，说憋坏了，要去一趟洗手间。我是想借机磨蹭时间，再想想别的办法。我根本没去厕所，进超市给疯子买瓶可口可乐。

回来后，我把可口可乐递给疯子，说这是给他的奖品。疯子拒绝道：我不喝这玩艺，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中国挑起贸易战，我不用美国货。

哦？这竟是一个爱国的疯子！

我们三人纷纷夸疯子。

疯子蹦蹦跳跳地走到车左边，伸手拔下车钥匙，我和司机都懵了，以为他要强行开车。不料，疯子把钥匙递向司机说：给。

司机拿到钥匙，心里有底了。疯子对司机礼貌地说：来，让我过过瘾吧，在驾驶座上坐一会儿就行。

疯子坐在驾驶室，双手握着方向盘，像孩子那样“嘟”地启动了汽车，然后嘟嘟嘟嘟用嘴伴奏，开了三四分钟车说声“好了”，主动将座位让给司机。

一切又恢复原状，司机精神了，我们继续赶路。

疯子仍然一手搭在我的后座上，噗地一口，噗地又一口，用哈气吹我。

我忧虑的“后边”风平浪静，“前边”却出事了。

司机向右一拐，将轿车缓缓停在一座大桥的桥头，告诉我们，左前胎坏了。

雪上加霜，缷下的左前胎刚放路边，司机回手要干活，轮胎像暗中伸出来的鬼手给推了一下，突然转动，顺坡而滚，居然滚落下去！“咚”地掉进浩荡的大河，被漩涡一口吞没！

没就没吧。司机久经市面，并没有慌乱。当司机拿过备胎看了看，一下就慌张起来：备胎上光秃秃地几个螺丝孔，一个螺丝也没有！

这可怎么办？向家里求援太远，难道我们报警用拖车？

万分急迫的时候，疯子下车后，蹦蹦跳跳地走过来，指着轮胎说：安上不就得了么！

司机一肚子火没地方烧，用眼睛狠狠剜他几下，摊开两手：你什么眼神啊？一个螺丝都没有，怎么安？

疯子向左歪头瞅瞅，又向右歪头瞅瞅，突然哈哈哈一阵大笑，说：我有办法！

疯子很得意，用鼻音哼着什么跑调的歌曲，从每个轮胎上卸下一个螺丝，用这三个螺丝把备胎安上了。

我们吃惊又欢喜，再一次对疯子刮目相看。那一刻，我眼窝发潮，都不知道怎么夸疯子了。

我好奇地问他，你怎么想到这个办法？

疯子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是疯子，又不是傻子。

我和司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本以为我们和司机都是正常人，社会地位也高，疯子才是半个人，来自精神病院，智力低下。事实上，没查出病不等于没有病，而那些大张旗鼓号称有病的人，往往却比没查出病的人要健康。遗憾的是，我们俩从心里就瞧不起半个面孔，而恰恰是这半个面孔，给足了我们两个人的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