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沛

关键词：帕提亚帝国;希腊化;希腊化王朝;马其顿法统

众所周知，帕提亚王朝（Parthians，德文作“Partherreich”，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即古希腊文著作中的“Π?ρθια”、伊朗人所谓的“Ashkāniān”[阿什康尼王朝]、汉文史料所记的“安息”）以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中介地位、与罗马帝国的军事对抗关系及与汉代中国的友好交往三大特征闻名于世。但该王朝本土史料存世者稀少，迄今为止在相关研究中狄奥多鲁斯（Diodorus Siculus，公元前90年—前30年）、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4年—公元24年）、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23年—79年）、普鲁塔克（Plutarch，46年—120年）、塔西佗（Tacitus，55年—120年）、查士丁（Justin，2世纪人）等古典著作家的记载仍不可或缺。1这导致相关研究者多为古典学学者。而将帕提亚史作为希腊罗马史研究的扩展领域也符合自古以來西方文明探索“他者”时的“蛮族主义（Barbarism）”和“东方主义（Orientalism）”倾向。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一些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学者已经开始了对帕提亚王朝的研究，但真正意义上的帕提亚研究起步于19世纪。19世纪以来“东方学”和“希腊化”研究的同时起步和发展，导致了对与古代希腊罗马史密切相关的古代波斯诸王朝历史的研究成为热门的学术议题，而帕提亚王朝“希腊性”与“伊朗性”兼具的特征迅速引起相关领域学者的兴趣。这一时期关于帕提亚王朝研究的著作开始迅速增多，如圣马丁（J. S. Martin）编撰的《安息王朝史料残篇》和林德赛（J. Lindsay）的《帕提亚人的钱币与历史》等即为其中的代表作。1进入19世纪下半叶后，以罗林森（G. Rawlinson）为代表的东方学家开始对帕提亚王朝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其代表作《第六个古代东方君主国》开启了帕提亚王朝史研究的新时代。2同期，“希腊化研究”在统一后的德意志迅速兴起，成为古典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至20世纪初，帕提亚王朝也进入罗斯托夫采夫（M. Rostovtzeff）、塔恩（W. W. Tarn）等希腊化研究者的视野;前者借助考古材料对“帕提亚艺术”（Parthian Art）进行研究，对后世影响深远。3稍后，伊朗学家德布沃伊斯（N. C. Debevoise）也出版了其里程碑之作《帕提亚政治史》。4总之，国外学界对帕提亚王朝的研究至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5其最初的背景仍是近代西方学者发起的、研究古代东方国家历史与文化的“东方学”，不可避免地渗透着深厚的西方史学传统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近年来，随着对国外希腊化和帕提亚研究部分成果的引介，杨巨平、王三三等国内希腊罗马史研究者也开始涉猎帕提亚研究领域。6这些成果固然有极大的开拓性意义，却从未将帕提亚置于古伊朗/波斯文明的历史变迁中加以考察，似乎一开始就把帕提亚纳入“希腊化研究”的框架之中。当然，将希腊罗马时代（包括早期拜占庭）的非希腊罗马族群和帝国文明史（如古代伊朗诸帝国、内亚泛斯基泰诸游牧民族、欧洲凯尔特和日耳曼各部落、东非埃塞俄比亚人和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半岛诸文明等）的叙述纳入希腊罗马史研究的话语体系是现代西方古史研究的常态，而且作为当日极其重要的“他者文明”，却又缺乏自身历史著述和史料遗存，帕提亚帝国自然无法逃脱被希腊罗马史研究者“表述”甚至“垄断”的命运。

随着国内外帕提亚和希腊化研究的推进，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不约而同地把帕提亚帝国作为延伸意义上的“希腊化国家”来加以研究，7这种做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对帕提亚王朝区分于一般“希腊化王朝”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相关学者则未曾进行明确的表述。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直接将帕提亚王朝并入“希腊化王朝”的框架是否有助于揭示帕提亚王朝的特殊性和其可能存在的“非希腊”特征？由于专业的限制以及古典史学与近东语言学的隔阂，帕提亚研究逐渐沦为希腊罗马史研究的从属领域。而近东语言学家沉浸于解读具体文本，不愿过多涉及该王朝中宏观层次历史的研究。类似问题同样存在于对帕提亚王朝的继承者——萨珊王朝（Sassanids，224年—651年）的研究中。在西方学术训练中古典学和近东语言文明研究分属不同专业，这使得古代伊朗诸王朝历史研究的定位十分尴尬。1国内的希腊化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帕提亚研究往往被视为希腊化史研究的“新领域”;在相关研究者不遗余力的推动下，帕提亚王朝大有被列为继塞琉古王朝（Seleucids，公元前312年—前63年）、托勒密王朝（Ptolemaic Dynasty，公元前305年—前31年）、安提柯王朝（Antigonids，公元前276年—前168年）、小亚帕加马的阿塔鲁斯王朝（Attalid Pergamon，公元前281年—前133年）以及希腊—巴克特里亚（Greco-Bactrians，公元前276年—前168年）及印度—希腊诸王朝（Indo-Greeks，公元前256年—公元10年）之后的希腊化王朝“第六梯队”之势。2诚然，将帕提亚王朝作为希腊化时代中亚、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的重要国际行为体和文化融合参与者是全面深入研究希腊化时期东西方文明交往乃至所谓“希腊化文明”之特征的必然需求。但如果使帕提亚研究完全从属于希腊化研究乃至古典学，毫无疑问将对认识帕提亚王朝乃至客观地解读古代伊朗诸帝国历史造成负面影响。古典作家笔下确有一部分帕提亚王室成员“谙熟”甚至青睐希腊文化;而帕提亚王朝相关建筑、钱币及其他出土艺术品在视觉形象和附带铭文方面的“希腊化特征”也经过相关学者的深入研究，无须辩驳。3但这仅是事实的一面，能否就此将帕提亚归为“希腊化王朝”，进一步说能否以“希腊化王朝”界定希腊化世界所有政权的文化属性，则并非是可以轻易做出判定的问题。具体言之，“希腊化”是否是帕提亚王朝的基本特性、主流观念和发展趋势，能否用以界定帕提亚王朝的“根本”特征？恐怕仍是有待考察的问题。实际上，“希腊化王朝”也不可在时空上与“希腊化”和“希腊化文明”轻易等同。

一、希腊化学术史与“希腊化王朝”的概念辨析

在研判帕提亚王朝是否为“希腊化王朝”之前，有必要对国内外“希腊化”研究的学术史再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希腊化研究”兴起于19世纪的德国，代表人物为德罗伊森（J. G. Droysen），4其背景为19世纪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兴盛和长期分裂的德意志地区对腓力二世（Philip II，公元前359年—前336年在位）和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36年—前323年在位）式铁血人物的时代诉求。因此，二者成为早期希腊化研究的核心议题，5并且至今其热度不减。随着同时期东方学的进展以及回应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亚非地区的殖民统治需求，希腊化研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向有着“殖民色彩”的希腊化诸王朝史研究倾斜。在此趋势之下，存世史料丰富的托勒密埃及迅速成为希腊化研究的重要议题，并与埃及学为代表的东方学诸学科呈现出交叉、互鉴的态势。1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希腊化史的研究范围呈现出由托勒密埃及逐渐向整个东地中海地区扩展的态势。托勒密、塞琉古、安提柯三大希腊化王朝成为希腊化研究的核心对象。2其中尤以有大量纸草文獻存世的托勒密埃及为最，3而拥有希腊化世界首屈一指疆土的塞琉古王朝次之，对安提柯王朝的研究则稍显薄弱。另外，对各希腊化王朝和城邦的政治外交关系、军事体系、社会经济状况、希腊化时期希腊本土城邦及联盟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希腊化文明”的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全面展开。4这一时期学者开始关注当日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等希腊化大城市呈现的多族群跨文化综合交往现象，以及希腊化时代希腊文明与埃及、犹太文明的交融冲突关系，兼及希腊化时期的科学技术、社会思潮和基督教萌芽等议题。5随着20世纪初东方学的发展以及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解体后20世纪20至30年代古代近东考古热潮的出现，两河流域及以东地区的“希腊化世界”与作为希腊—印度文化交流结晶的“犍陀罗艺术”（Gandhara Art）等议题也日益进入希腊化研究者的视野。这促成了20世纪30至60年代塞琉古王朝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对希腊—巴克特里亚及印度—希腊王国等所谓“远东希腊化文明”（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in the Far East）的全面研究。6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阿富汗地区（Afghanstan）发掘出的希腊化城市及各种钱币遗存使得“远东希腊化文明”成为广为接受的历史事实。7

然而，对于夹在传统希腊化王朝塞琉古帝国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之间的帕提亚王朝的性质，古典学、伊朗学（Iranian Studies）、内亚学（Inner Asian Studies）学者由于所专注的领域不同均未能进行十分明确的界定。8但总体上看，伊朗学界和内亚学界对帕提亚王朝的研究在深广度和话语权上不及古典学界，这就导致了当今帕提亚研究维度的失衡态势。在此种情形下，“希腊化”渐成古典学者研究帕提亚的主流切入点和核心议题，帕提亚王朝的“希腊化”特征遂被反复强调。另外，早期伊朗学研究者过于强调萨珊王朝与帕提亚王朝在中央集权、意识形态和文化秉性的对立和割裂，有“希腊化”色彩且长期分裂内乱的帕提亚王朝不仅被萨珊王朝官方宣传打入历史的黑洞，也被一些研究伊朗古史的现代学者有意无意地忽略和回避，以至于使帕提亚王朝成为伊朗历史的“黑暗时代”。由于被夹在辉煌繁荣的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s，公元前550年—前330年）和萨珊波斯帝国之间，帕提亚王朝非常无奈地被列为伊朗历史上不太光彩的“混乱时期”。鉴于以上原因，国外帕提亚研究曾长期呈现出从属于古典学研究的态势，并在主流伊朗学研究中处于边缘地位。不过，国内的希腊化研究、帕提亚研究与伊朗古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及时引介国外伊朗学对帕提亚王朝的研究成果，1有助于避免国内帕提亚研究沦为古典学附庸的负面趋势。

其实，20世纪以来，塔恩、沃尔班克等希腊化研究者都未将帕提亚王朝视为希腊化王朝;这显现出西方希腊化研究者在帕提亚研究领域的谨慎。而帕提亚研究权威、著名伊朗学家德布沃伊斯也在20世纪30年代明确指出，帕提亚帝国与希腊罗马文明是并立而非从属关系。而国内学者在帕提亚研究起步阶段似已将帕提亚视为“希腊化王朝”和希腊化文明传播至中亚的代言人，究其原因仍在于国内伊朗学和内亚学发育不成熟。实际上，帕提亚研究必须综合古典学和伊朗学乃至内亚学等多方学科研究成果，才能迈向更加成熟的阶段。只有广泛借鉴国外伊朗学和内亚学的研究成果，才能对帕提亚这一希腊化时代重要王国的文化秉性做出全面客观的解读。另外，向帕提亚研究和以古代泛斯基泰游牧族群（Scythians）代表的“印欧内亚”领域的深入拓展也符合当代伊朗学和内亚学的发展趋势。实际上，对于希腊化研究和帕提亚伊朗史研究而言，只有超越传统的“希腊化”器物层面的静态研究，扩展到古代世界跨文化互动和族群认同的动态“希腊化”研究层面，才能真正揭示帕提亚王朝文化的特性与变迁趋势。

为了弄清帕提亚王朝是否具备被界定为“希腊化王朝”的条件，应首先审视托勒密、塞琉古、希腊—巴克特里亚等典型“希腊化王朝”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特征，从内涵和外延两个维度与法统延续、建城性质、文化变迁三个横剖面认识所谓“希腊化王朝”的一般特征，将“希腊化王朝”与“希腊化文明”、“希腊化”等传统概念谨慎地加以辨析，为后文判断帕提亚王朝的文明性质提供坚实的参照系。考察近代“希腊化”研究史可知，“希腊化王朝”的概念虽源于“希腊化”，但两者所指范围和侧重点并不相同。“希腊化”侧重东方非希腊—马其顿裔族群对希腊文化的接受，而“希腊化王朝”则侧重以希腊文化为主流、以希腊—马其顿裔为统治族群、在东方自上而下维持和推行希腊文化的王朝。在希腊文《圣经》中，“希腊化”（Hellenistic， 源自希腊文?λληνισμ??）一词最初特指希腊化时期保守的犹太人眼中说希腊语、接受希腊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犹太人背离犹太传统的“外族化”现象。2近代希腊化研究者则将其涵义逐渐扩展为亚历山大东征后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希腊文化流播、普及的现象，强调希腊语言、希腊式城市、希腊式建筑、希腊式宗教乃至广义的希腊文化在东方的传播。3“希腊化”与另一常用定语“希腊的”（Hellenic）的区别在于，“希腊化”尤其强调东方的非希腊人采用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如使用希腊语、观看希腊戏剧、崇拜希腊神祇以及希腊式钱币的流通等。1“希腊化”的内涵本身经历过一个从片面强调希腊文化对东方单向影响到强调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交融为多元一体之“希腊化文明”的过程;同时希腊化研究者也持续不断分化为“融合派”和“隔离派”，其观点区别在于希腊化王朝与其他希腊化时代东方国家“希腊化”的程度究竟有多深。2可以说，作为文化现象的“希腊化”普遍存在于各继业者王国乃至东方土著/游牧民族建立的后起王朝中。但如果以“希腊化”界定一个王朝、形成专有名词“希腊化王朝”，其含义就不可与一般意义上的“希腊化”完全等同了。这就是判定帕提亚王朝是否为“希腊化王朝”时遇到的关键问题。

与“希腊化”、“希腊化文明”相比，“希臘化王朝”具有更明确的指代范围，不可随意加诸东方民族建立的后起王朝身上。如月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55年—425年）直至127年还以希腊语为官方语言;3以伊朗民族主义者自居的波斯萨珊王朝3世纪时仍然使用希腊文、安息文和中波斯文三体铭文，直至4世纪初才使希腊式钱币完全退出流通领域。4如果就此得出贵霜帝国、萨珊帝国也是典型“希腊化王朝”的结论，恐怕难以令人信服。实际上，将这些王朝定义为“希腊化王朝”将不可避免地掩盖其“非希腊”和“东方化”特征，也无助于解释在这些王朝中“希腊化”逐渐被“东方化”取代的历史趋势。那么，帕提亚王朝究竟是不是一个“希腊化王朝”？下文将回归“希腊化王朝”的原初定义和根本特性，并对可能是“希腊化王朝”的国家通过一系列客观标准进行逐一检验。

通览希腊化时代各王朝历史可以发现，判断希腊化时代的王朝是不是“希腊化王朝”，要看该王朝是否具有与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的法统联系，是否以马其顿—希腊人为主体统治民族，以及是否自始至终地推广希腊文化并始终将希腊文化作为王朝的官方和主流意识形态，后一点的具体表现便是始终大力建设、维护和发展希腊式城市。最根本的一点是，“希腊化王朝”必须与“希腊化文化”和“马其顿—希腊统治族群地位”存在高度的相互依存关系，如果一个王朝具有希腊化特征但不依赖希腊化文化甚至逐渐抛弃希腊化文化，那么便难以成为真正的“希腊化王朝”;同样，一个王朝的建立者不是希腊—马其顿人，那么即使该王朝在相当时期内推崇希腊化文化，也无法说明该王朝会永远坚持希腊化文化的主体地位。同时，希腊化王朝的“希腊—马其顿族群统治地位”还意味着希腊化王朝始终以希腊—马其顿军事定居者作为自己的军事支柱，即以“马其顿方阵（πεζ?ταιροι）+伙伴骑兵（?τα?ροι）”战术系统为该王朝的核心武力构成。1笔者认为，以上这些要件构成了“希腊化王朝”的内涵，是判定一个王朝是否是“希腊化王朝”的标准。而考察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可以发现，“希腊化王朝”脱胎于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后的“继业者战争”，2是构成所谓“希腊化世界”的主要国家行为体，其最初指的是亚历山大东征后在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形成的一系列以希腊—马其顿殖民者为统治阶层、以埃及、两河流域、波斯、印度等东方土著民族为被统治阶层的地方王朝，也就是塞琉古王朝、托勒密王朝和安提柯王朝。3而公元前3世纪塞琉古帝国在小亚和中亚的统治解体，产生了同样以希腊—马其顿裔为统治族群的第二代“希腊化王朝”，即小亚的帕加马王国和中亚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以塞琉古、托勒密、安提柯王朝为代表的第一代希腊化王朝和以帕加马、希腊—巴克特里亚为代表的第二代希腊化王朝构成了“希腊化王朝”概念的外延。托勒密、塞琉古、安提柯三大希腊化王朝均亡于罗马，而罗马人全面继承了希腊化文化，因此可以认为罗马—拜占庭帝国是某种意义上的“希腊化国家”。4但由于罗马—拜占庭帝国不以王朝更替为帝国存亡标准，更不以希腊—马其顿人为政治军事支柱，因此也不能称为“希腊化王朝”;况且罗马帝国的“希腊化特征”主要在帝国东部——也就是诸希腊化王朝的故地。5塞琉古王朝虽亡于罗马，但其东方领土几乎被帕提亚王朝征服。如果帕提亚王朝符合“希腊化王朝”的标准，那么将无法解释两河流域以东希腊化文化在公元后的逐渐消退。可见，希腊化王朝往往是单一家族王朝（唯一的例外是希腊—巴克特里亚，有迪奥多托斯[Diodotids，约公元前250年—前230年]、欧提德穆斯[Euthydemids，约公元前230年—前10年]和优克拉提迪斯[Eucratids，约公元前170—前70年]三个王朝，而印度—希腊人王朝谱系则更为混乱），6罗马—拜占庭帝国虽然“希腊化”却不能称为“希腊化王朝”。7希腊化文化与三大希腊化王朝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希腊化王朝如果灭亡而没有新的“希腊化”继承者，希腊化文化便难以在东方延续下去。希腊化王朝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希腊—马其顿裔统治者，“希腊化王朝”与希腊化文化、希腊—马其顿统治族群三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统一而相互依赖的关系，离开其中任何一者都无法长久维系其余两者的生存。8

二、“希腊化王朝”的必要特征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立即分裂，并在长达40年的继业者战争（Diadochi Wars）后演变为马其顿诸将领分治的一系列区域性王朝。1这些区域性王朝又被称为“继业者王国”（Kingdoms of the Diadochi），其建国者无一例外均为亚历山大大帝生前倚重的部将：托勒密王朝始祖托勒密一世（Ptolemy I Soter，公元前305年—前283年在位）、安提柯王朝始祖“独眼龙”安提柯（Antigonus I Monophthalmus，公元前306年—前301年在位）、塞琉古王朝始祖塞琉古一世（Seleucus I Nicator，公元前305年—前281年在位）均是跟随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的马其顿军事精英。2他们建立的王朝——托勒密王朝、安提柯王朝和塞琉古王朝——也是学界公认的三大希腊化王朝。正是三大继业者王朝（主要是托勒密和塞琉古，安提柯王朝本就统治希腊—马其顿本土无须“希腊化”）不遗余力地引入希腊—马其顿殖民者、建立希腊式城市、推广希腊文化，才保存了亚历山大帝国的文化遗产。当然，它们所建立的希腊式城市并非古典意义上的希腊城邦。就一国的政体而言，希腊化王朝是典型的君主国。以托勒密和塞琉古为代表，希腊化王国的政治制度迅速由马其顿军事民主制向波斯、埃及式的东方君主制全面靠拢;同时充分利用了古典希腊文化中将英雄人物与奥林匹斯山诸神祇混同的崇拜体系来神化其君主。3在希腊化王朝诸君主的众多头衔中，“神显者”（Epiphanes）、“救主”（Soter）以及更为直接的“神”（Theos）等神化意义的头衔代表着希腊化王权的核心意涵。4据希腊化钱币和以国君祭祀为代表的皇家崇拜（Imperial Cult）判断，希腊化君主致力于继承亚历山大大帝的“半神”身份，并吸收了在东方有着悠久传统的君主崇拜、王权神化观念和反映东方文化的各种形象元素，如塞琉古和巴克特里亚诸王钱币上的“象王”形象。5对三大希腊化王朝而言，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不遗余力地推广希腊文化是它们的基本诉求，根本无须像帕提亚王朝统治者那样在钱币上刻意昭示自己有多么“爱希腊”。

从合法性意义上看，塞琉古、托勒密和安提柯的“希臘化王朝”身份从一开始就与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具有紧密的法统承续关系，这也是“继业者王国”的题中之义。6考察三大希腊化王朝初期历史可知，三者无不通过不同的手段从意识形态和实质上建立起了与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的直接继承关系，并通过各王朝历代统治者的举措不断得到强化。7

三大希腊化王朝的根本特征是在政治法统和文化想象上与“希腊化文明”的开创者——亚历山大帝国之间建立起直接的物质和精神连接。塞琉古王朝一方面由于继承了亚历山大帝国的亚洲大部，在空间上构建起了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和亚历山大帝国的合法性纽带。另一方面，为了削弱自己的希腊—马其顿殖民色彩，塞琉古王室通过与中亚塞种游牧部落的联姻（塞琉古一世娶斯皮达米尼斯[Spitamenes，公元前370年—前328年]之女阿帕米娅[Apamea，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人]）以巩固王朝统治东方庞大领地的合法性。尽管大量采用波斯帝国宫廷礼仪、行政制度和以重装骑兵、战象、战车为代表的东方化军事体系，塞琉古王朝绝不容许东方土著民族进入权力的顶端，而是自始至终以希腊—马其顿军事定居者作为其政治军事支柱。1托勒密王朝由于继承了亚历山大帝国的埃及部分，同时成为曾被埃及祭司加冕为法老和阿蒙神之子的亚历山大的合法继承人，2并通过在继业者战争中夺得亚历山大灵柩归葬埃及进而具有了作为“希腊化王朝”和亚历山大继承者的合法性。3统治马其顿和希腊中北部地区的安提柯王朝虽无法染指亚历山大的东方遗产，却由于占据马其顿帝国发源地自动具备了作为希腊化王朝的合法性，而且安提柯一世时期的广义“安提柯王朝”在塞琉古王朝崛起前曾是亚洲第一大继业者势力。继业者战争结束后，公元前274年—前168年塞琉古王朝与托勒密王朝间断断续续进行的六次“叙利亚战争”（Syrian Wars）很大程度上也是继业者战争的延续，亦即对亚历山大帝国遗产的争夺。4由此可见，通过争夺亚历山大帝国遗产、强化与马其顿帝国的直接合法性联系是传统三大希腊化王朝的核心特征;换言之，“马其顿法统”构成三大希腊化王朝的核心内涵。5而在推行希腊文化方面，希腊化王朝甚至比亚历山大大帝走得更远。无论是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土著，还是塞琉古王朝辖下的东方各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上与处于统治地位的希腊—马其顿裔族群显然都有着巨大的差距。实际上，希腊化诸王朝抛弃亚历山大的“民族大同”政策，全面依靠本族精英治理国家;其手段虽然与亚历山大背道而驰，但其目的却是为了强化其源自亚历山大帝国的政权合法性，以及更好地巩固希腊化王朝在东方的统治。

除托勒密、塞琉古、安提柯三大传统希腊化王朝外，以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和小亚细亚帕加马王国为代表的非继业者王国则可以称为“第二代”希腊化王朝。因为其建立者希腊—巴克特里亚的迪奥多托斯和帕加马的菲拉特鲁斯（Philetaerus，公元前281年—前263年在位），都是继业者时代或三大希腊化王朝的希腊—马其顿裔地方大员。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和帕加马王国虽然难以像三个继业者王国那样将法统与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直接关联，但是这五个“希腊化王朝”具有一项共享的特点，那就是以希腊—马其顿裔为统治族群。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五大希腊化王朝的“希腊—马其顿统治族群地位”特征，不妨从“建城”的角度加以分析。因为，希腊化王朝与希腊化文化以及“希腊—马其顿族群统治地位”的相互依存关系决定了，希腊化君主必然在其统治期间大力建设“希腊式城市”，从而吸引希腊—马其顿移民并在东方推广和维持希腊式文化、希腊式政治制度和希腊式生活方式。亚历山大东征期间在中亚、西亚和埃及等地建立的数十座希腊式城市为后来的希腊化君主树立了榜样，随后各大希腊化王朝均开始大力建设希腊式城市。其中，塞琉古是建设希腊式城市数量、规模最为突出的希腊化王朝，在中亚、两河流域、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地区建立了数十座希腊化城市。6以往学者认为托勒密和安提柯王朝不像塞琉古王朝君主那样热衷于建设新城，但事实是托勒密王朝、安提柯王朝乃至帕加马和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君主们都不同程度地致力于建设希腊式城市和军事殖民地，只是在数量、规模上稍逊于塞琉古王朝。托勒密王朝除了在巴勒斯坦沿海建立的普托勒迈欧斯（Ptomemaios，由原腓尼基城市阿卡[Arca]改建而来）、红海西岸建立的贝勒尼基（Berenike）外，1托勒密二世的共治女王阿尔西诺伊二世（Arsinoe II Philadelphus，公元前276年—前260年在位）在西奈半岛（Sinai）乃至西里西亚（Cilicia）、克里特岛（Crete）等托勒密王朝海外领地上建立了相当数量名为阿尔西诺伊（Arsinoe）的殖民地。2由此可见，遍布东地中海地区的以托勒密王朝夫妻共治君主名字命名的城市是托勒密君主建设“希腊式城市”的明证。安提柯王朝也在马其顿建立了希腊式城市，萨塞洛尼基（Thessaloniki）和卡山德里亚（Cassandreia）虽然是继业者卡山德（Cassander，公元前304年—前298/7年在位）时期所建，但王朝始祖“独眼龙”安提柯一世统治亚洲时期在叙利亚建立的“安提戈尼亚”（Antigoneia），该城为后来塞琉古一世建立的安条克（Antiocheia）打下了基础。3帕加马王国君主在小亚细亚建立的希腊式城市也不在少数，如菲拉特利亚（Philetaireia）、阿塔利亚（Attaleia）和泰提拉（Thyatira）等。4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本身继承了亚历山大和塞琉古时期在中亚建立的一系列希腊式城市，而这些城市都在希腊—巴克特里亚时期得到扩建。如阿富汗的阿伊·哈努姆（Ai Khanum）遗址可能就是该王国东部大邑希腊式城市优克拉提迪亚（Eucratidia）的遗存;虽然该城可能建于亚历山大或塞琉古时期，但无疑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得到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优克拉提迪斯一世（Eucratides I，公元前171年—前145年在位）的大力扩建。5也就是说，尽管在建城数目和规模上有差异，包括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和帕加马王国在内的五个希腊化王朝均把建设（包括新建、改建和扩建）希腊式城市作为重要的统治措施，这突显出其“希腊化王朝”属性。因此，这些希腊式城市在希腊化王朝治下几乎没有“衰落”迹象。6

反观帕提亚王朝，则会发现帕提亚王朝时期建设的“希腊式城市”寥寥无几，且原有的希腊化城市则在帕提亚时期逐渐衰落，而其早期首都尼萨旧城是唯一能体现希腊式城市特征的帕提亚城市。随着帕提亚王朝将政治中心逐渐西移至两河流域，帕提亚人还在底格里斯河东岸建起一座“非希腊”城市泰西封（Ctesiphon）以与对岸的希腊化大城塞琉西亚（Seleukeia）相区别，而具有“希腊化特征”的旧都尼萨却随着帕提亚政治中心的西移逐渐废弃不用，并被有着浓厚东方风格的“新尼萨”所代替。7不仅如此，到1世纪中期，帕提亚国王沃洛基西斯一世（Vologases I，约51年—78年在位）又在两河流域相继建立了瓦拉沙巴德（Valashabad）和沃洛加西亚（Vologasias）等“非希腊”城市。8帕提亚时期希腊式城市的衰落只能说明帕提亚人并不热衷于建设和维护希腊式城市，甚至有意按照东方风格另建新城以凸显自己的“非希腊性”。

三、“希腊化王朝”概念外延的合理边界

毋庸置疑，三大希腊化王朝所统治的地域无法涵盖整个“希腊化世界”，因此希腊化研究者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以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和小亚帕加马王国为代表的“非继业者希腊化王朝”实属必然。在罗斯托夫采夫和塔恩等希腊化研究权威笔下，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和帕加马王国的加入形成了希腊化史叙事中的第二代希腊化王朝，并一直持续到沃尔班克等20世纪下半叶“修正派”希腊化研究者的叙事中。无论是国外希腊化研究代表人物塔恩还是国内希腊化研究者，都将孤悬中亚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与其继承者——印度希腊诸王朝作为拓展希腊化文明研究范围的重要阵地。而诞生于久浸希腊文化之小亚西部地区的帕加马王国也由于其在文化和学术上的斐然成就成为希腊化研究不可或缺的对象。作为从三大希腊化王朝脱胎出来的第二代“希腊化王朝”，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自中亚叛离塞琉古帝国）和帕加马王国（在继业者莱西马库斯[Lysimachus，公元前305年—前281年在位]与塞琉古的战争结束后形成于小亚细亚西部）在合法性方面无法与三大希腊化王朝相比，但这并没有削弱两个王国与三大希腊化王朝共享的希腊—马其顿殖民王朝特征。巴克特里亚本就是亚历山大东征后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的重点地区，1其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叛离宗主塞琉古帝国的行为其实是对塞琉古王朝西重东轻政治架构缺陷的必然回应。2与对两河流域以东广大领地鞭长莫及、醉心于和托勒密王朝争夺东地中海霸权的塞琉古王朝不同，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建立及其继亚历山大大帝后在南亚次大陆的二次扩张再度加强了希腊—马其顿征服者在中亚地区的政治地位和文化感召力，3为作为希腊—印度文明交流结晶的大乘佛教和所谓“犍陀罗艺术”提供了文化土壤。4不仅如此，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衰亡也是同时代匈奴发起的游牧民族迁徙运动的后果之一。5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灭亡后，希腊化和丝绸之路研究者力图将苟延残喘的印度—希腊诸王国捧为汉代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希腊化文明前哨站”。由此，20世纪以来希腊—巴克特里亚及其后继诸王国成为希腊化和跨文明交往研究者津津乐道的议题。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及其印度—希腊继承者为希腊化文明在中亚的传播及大乘佛教艺术的产生贡献巨大。这促使希腊化研究领域得到拓展，但这也无碍于伊朗学界在帕提亚史研究上的独立路径。但如今卻出现了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所代表的“远东希腊化文明”强加于帕提亚王朝历史叙事的倾向，大有将帕提亚王朝归为继希腊—巴克特里亚诸王朝之后的第六大希腊化王朝的趋势，其根源在于忽视了帕提亚王朝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本质区别。

帕提亚王朝被希腊化研究者加入希腊化王朝“第六梯队”，除了以其钱币等存世实物史料具有所谓“希腊化特征”为证之外，帕提亚王国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建国背景及时间的“雷同”是造成该现象的重要原因。学界对帕提亚王国和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叛离塞琉古王朝独立的时间历来有争议，但帕提亚和巴克特里亚在独立时间先后上的紧密关系则是没有争议的。在公元前250年—前230年的塞琉古王朝东部诸行省，巴克特里亚的率先独立引发了连锁效应，1并直接传导至里海东南的帕提亚行省，引发了该行省的独立和游牧部落的入侵。2一部分希腊化研究者将帕提亚王朝归为第六大希腊化王朝隐含着这样一种貌似合乎事实的假定：即帕提亚王国的独立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独立一样，虽然削弱了塞琉古王朝的实力，但并未中断所谓“远东希腊化”进程。既然叛离塞琉古王朝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可以将希腊化文明再次发扬光大，更加露骨地标榜“爱希腊”的帕提亚帝国是不是也可以认为是继承塞琉古王朝的东方希腊化文明代言人呢？其实只要稍微深入研究帕提亚帝国的历史，便可以发现这种观点的错谬及其背后将“希腊化王朝”概念无限延伸泛化的主观倾向。“希腊化王朝”固然可以从塞琉古、托勒密、安提柯三大继业者王朝延伸至次生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和帕加马王国，但事实证明，帕提亚王朝的立国基础和文化本性与诸希腊化王朝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帕提亚帝国就是希腊化王朝之“外延”不可跨越的边界。

实际上，古典学研究者将斯基泰游牧部落入侵伊朗高原东北部古代帕提亚地区后建立的王朝称为“帕提亚王朝”，并称其统治族群为“帕提亚人”，充分显现出其地中海中心主义历史观;3其直接结果便是在历史叙事和研究中有意或无意地模糊淡化了帕提亚王朝自身完全有别于希腊罗马世界的独特身份和文化属性。现代古典学研究者并不会因为古典著作家记载过帕提亚人的斯基泰渊源就承认帕提亚帝国的“内亚性”，但帕提亚帝国和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立国基础的本质不同则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现代学者基于古典文献对早期帕提亚和希腊—巴克特里亚国家的历史叙事如下。公元前256年（一说公元前250年），塞琉古王朝巴克特里亚总督迪奥多托斯叛变独立，是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之始。在公元前247年（也有公元前256年和前250年之说），塞琉古王朝帕提亚行省总督安德罗哥拉斯（Andragras，公元前247年—前238年在位）起兵独立;统治帕提亚九年之后（即公元前238年或前247年），位于里海至阿姆河间的斯基泰帕尔尼部落（Parni）首领阿萨西斯（Arsaces I，公元前247年—前211年在位）入侵帕提亚，击杀安德罗格拉斯后据有该地，从而形成了最早的帕提亚国家。4比较两国的建国史便会发现，帕提亚和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统治族群分别为源自内亚斯基泰游牧部落的帕尔尼人和亚历山大东征以来便留居巴克特里亚的希腊殖民者。前文提及，希腊化王朝无论是否具备和亚历山大帝国的直接法统联系，都必须以希腊—马其顿裔族群作为其统治阶层。而古典史家的记载和现代学者的研究均表明：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一世任命的帕提亚行省总督安德罗格拉斯是波斯人，而非希腊人。5因此，帕提亚行省从安德罗格拉斯叛变独立起，就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独立有本质的不同，而推翻安德罗格拉斯的斯基泰游牧部落（即后来的帕提亚人）及其建立的帕提亚王朝将不可避免地走上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1因此，从起源背景来看，帕提亚王朝根本不能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混为一谈，成为所谓的“第六大希腊化王朝”。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国外希腊化研究者没有在“希腊化国家”、“希腊化王朝”的定义上作彻底的区分和鉴别性研究，但他们认可的“希腊化王朝”所具有的一系列特征其实都可以作为判定帕提亚王朝是否为“希腊化王朝”的标准。罗斯托夫采夫关于希腊化世界的定义——“只要希腊人在这些国家的一切生活中还起着主导的作用，那么希腊化世界就始终存在”——就暗含了“希腊化王朝”必须以希腊—马其顿裔为统治族群的前提条件。2帕提亚王朝的延续时间远远超出了传统希腊化时代的时间下限（公元前30年），不就是对帕提亚王朝之“非希腊性”最好的说明么？

“希腊化王朝”是亚历山大东征后在东地中海、西亚、中亚和印度西北地区普遍出现的以希腊—马其顿裔为统治族群的一系列具有“殖民色彩”的王朝。这正是希腊化研究奠基者德罗伊森和其后大部分希腊化研究者的共识。3中国学者对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王国的研究也得出了“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王国在钱币上出现非希腊铭文和非希腊神祇，在希腊化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之结论，4而印度学者纳拉因（A. K. Narain）甚至反对将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王国列为“希腊化国家”。5这其实也暗含了传统“希腊化王朝”在钱币上并不会出现非希腊铭文和东方神祇之特征。6“希腊化时代”是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相互影响、彼此渗透乃至融合混同的时代，而只有站在东方文明传统的角度，才能对“希腊化”在东方的影响深广度及其与“东方化”之间的消长趋势做出合理的评估。而实际上，帕提亚王朝的“希腊化”现象与传统“希腊化王朝”的“希腊化”特征相比，在本质属性、深广度和发展趋势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从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希腊化时代的历史事实乃至西亚和伊朗文明自身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将帕提亚王朝列为“第六大希腊化王朝”，无论如何都具有一定的武断性和误导性，并不能客观正确的反映该王朝自身主流文化的核心特征。